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已十周年了。这十年中,财政理论建设同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一样,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个人觉得,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财政理论研究总趋势发生了六大转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十年,是我国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财政理论建设的总趋势发生了六大转变。
1、理论建设的立足点从过去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改变了过去财政理论侧重于研究收收支支,仅为经济建设直接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的思路,更多地转向研究如何发挥财政的调节经济职能,即如何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2、改变了过去理论建设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盲目排斥西方财政理论的倾向,注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吸收西方财政理论中的科学成份,洋为中用,因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财政理论。
3、改变了过去理论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属于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状况,把理论研究转到对财政运行各种客观规律的探讨上来,使财政理论从受政治口号的支配转到了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来。
4、财政理论研究从侧重基础理论的探讨,转到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财政经济改革出谋献策上来。
5、改变了过去理论研究“一马驰骋、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创了多种流派、多种观点百家争鸣的新格局。
6、财政学研究方法从过去单一的定性研究转向综合运用静态和动态分析、实证和规范分析、宏观和微观分析、局部和系统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多角度、全方位地观察和解剖财政分配关系,使财政理论从粗线条研究转向对财政学各个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二、基础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在本质论上,出现了“再生产前提论”、“剩余产品决定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新的理论。它们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财政运行规律性的认识,也促使作为主流学派的“国家分配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学说。
在职能论上,提出并强调了财政的调节经济职能。指明运用财政杠杆,不能停留在收收支支“供给财政”的旧框框中,而应从如何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一高度来认识问题。理论界在寻求理财观念向“经济——财政——经济”转变方面,在实现理财模式从“供给财政”转向“调节经营财政”方面,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
在财政与经济相互关系问题上,深化了对“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命题的认识,研究阐述了经济结构和财政分配结构相互关系的原理、财政和社会再生产诸环节相互关系的原理,为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定量研究也是有益的。
此外,在社会主义税收的必然性等方面和财政学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实践的财政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和开放是这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财政理论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实际展开理论探索,是这十年财政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他们调查研究,了解实践、深入探索,提出了财政改革的模式、目标,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观念、新做法,力求上升到理论,从而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劳动是巨大的,成绩是显著的。
改革刚开始不久,人们就指出,形式单一的工商税制是过于简化了。它使税收实际上只成为单纯取得财政收入的工具,无法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应有的调节,因而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税制的主张。随后在“利改税”理论研究上,突破了对国营企业不能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提出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双主体)、并辅以其他税种的复税制模式并付诸实践。此外,在税种的配置格局的研究,关于主要税种存在的客观依据的研究,关于税负及其转嫁与归宿的研究,关于税收职能如何配合运用的研究,关于公平税负、促进竞争、依法治税和搞活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关于利改税与承包经营责任制关系和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的研究,关于建立相对独立的特区税制和沿海开放地区、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关于国际税收和外国税制的研究等等,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果,对财政税收和经济实践很有指导价值。
在国家信用问题上,财政理论界突破了以往的老框框,指出国家以债权人和债务人身份,以信用方式筹集与运用部分财政资金,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探索了内、外债规模问题,提出建立偿债基金的设想;进行了基建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改革,随后还建立了基本建设基金制。这些对控制投资膨胀与消费膨胀,保证重点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管理财政资金,提出要借鉴西方实行复式预算的经验,编制中国式的复式预算,并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这也是富有现实意义、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
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财政学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分税制的分级预算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以期克服实行分级包干体制的某些缺陷,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关于宏观财政政策,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搞活微观的同时,加强宏观控制。财政理论界对如何发挥财政的宏观控制作用,以期实现“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目标,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争鸣。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政赤字出现了不少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赤字的产生有其现实原因,“赤字无害”,主张实行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大部分同志则认为,在我国需求过旺、供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不能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赤字有害”,应努力消除赤字,实现财政平衡。实践证明,后一看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在宏观控制问题上,必须高度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优化配合。指出财政与金融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控制的两个重要杠杆。它们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优化组合,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间接宏观控制体系。理论界还就宏观经济中的关键平衡体系——“四平”和社会总供需平衡进行了研究。此外,关于财政的产业政策,关于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财政承受能力等重大宏观经济问题,财政理论界也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四、财政学学科体系渐趋完备与健全
这十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科书、专著(含译著)、论文集和发行的刊物,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1949年解放后至1978年间财政学出版物的总和。
十年来,我们成立了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中国税务学会和中国投资学会及其属下的各个研究会,恢复了《财政》,创办了《财务与会计》、《中国税务》和《财政研究》、《会计研究》、《税务研究》、《投资研究》等杂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辖市、单列市等都成立了财政、会计、税务和投资学会,也出版了许多刊物;各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学财政、税收专业与社会科学院系统都出版有财、税或财经刊物,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学术园地,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十年来,我们在财政学教材建设以及税收、财政管理、财务管理、投资经济学等各个财政学分支学科的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许多专著。西方财政学的教材建设也逐步得到重视。中国财政思想史和税收思想史的研究以及中国财政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比较财政学领域研究工作开始起步,财政学的其他分支如公债经济学、国家支出经济学、财政政策学、城市财政学以及边缘学科——生态财政学等的建立工作也已在进行之中。总之,财政学学科体系已渐趋完备与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