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财政部长，从薄一波到王丙乾，都是男同志。然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财政部长绝大多数却是由女同志担任的，而且大都干得相当出色。《八小时以外》杂志1986年第5期载文说：数学博士张鹤龄称赞目不识丁的乡下妻子为“我们家的经济学博士”，就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当然，说目不识丁是指刚结婚的时候，以后在张鹤龄和家庭的帮助下，她也能粗通文字。当张鹤龄留学波兰的时候，她不仅在收入微薄的条件下，把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张无后顾之忧，而且以她的烹饪技术写信指导张鹤龄在留学期间能够花钱少而吃得好。古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国家财政岗位上的同志们，按照“仿生学的观点，观察一下我们家庭的女财政部长们是怎样当家理财的，并向她们好的经验学习，并不是多余的。

从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来说吧。“文化大革命”前，家庭五口人，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还有一个保姆。管家的是我的爱人。我每月领了工资都是如数上缴的，当然按惯例要扣除中午在机关吃饭买饭菜票的钱10元，烟钱10元（每天一包，前门、恒大平均每包3角）。每月我大都看到同一现象：两个人的工资放在一起以后，常常把钱分成若干份用小信封装起来或用纸绳捆起来，放在家用皮包的适当部位，然后把多余的部分拿来存入银行或商议进行家庭的“基本建设”（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我当时很纳闷，问他：家里放一些零用钱，其余存入银行，用时再取就行了，你干嘛要把钱分成一份一份的包好放在家里？这不是手工业式的老太婆式的算法吗？她说：你懂什么，凡事都要有个计划和盘算。这，是小孩的牛奶费和保姆的工钱；这，是凭票购买粮食和副食品（油、肉等）的钱；这，是交房租、水电及买煤的钱……这是一家一个月的生计。如果不把钱事先扣下来给予保证，按主观愿望添衣服、买家具，搞几大件，回过头来可能就没钱买粮买油了，岂不要挨饿或者要借债度日？

不要小看这个手工业、老太婆式的算法，经过大跃进和六十年代，三年调整，使我觉悟到，这不正符合六十年代陈云同志提出的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的著名论点吗？我们常说要量力而行，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这不就是量力而行的“力”的界限吗？但是，如何落实呢？国家能否采取家庭那样的办法呢？国家和家庭不同，国家不可能象家庭那样把生产需要的资金和物资、维持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资金和物资分别包起来。那么，为了避免基建挤生产、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可能，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想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和1980年再次出现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可能、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的情况。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财政学会第四次全国理论讨论会上，我在“经济建设要循序前进”的发言中，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想个办法使瞎指挥成为不可能。光批判长官意志‘瞎指挥’不行，要从制度上想个办法，使‘长官意志’想瞎指挥而不可得。”八年过去了，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近读苏星同志《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一书（198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贯彻先生产、后基建这个方针，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论点。他指出：孙冶方同志曾经作过有价值的探索，认为财经体制中“大权”和“小权”、“死”与“活”的界限，就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不严就会乱。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苏星同志指出：“孙冶方的主张，在理论上虽然还有争议（例如，企业并不只进行简单再生产），但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用这种办法保证先生产、后基建方针的贯彻执行，可能是一条出路。”他说：如果把企业所占有的资金归企业支配，这部分资金循环所需要的物资，用合同形式相对固定下来，不再年年分配，那么，就基本上可做到：第一，保证现有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有原有协作关系和供、产、销三方合同作保证）；第二，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不致超过现有生产资料供应的可能（属于生产方面的生产资料已经有婆家了，不能乱拉）；第三，国家计划机关也易于控制投资规模。我再补充一条：这样就不会出现“老厂吃不饱，新厂还在搞”的不正常现象了。孙冶方同志赞成老企业按照原有协作关系由供产销三方自己平衡，原有协作关系范围内平衡不了的，才由上级计划和物资部门协助解决。他不赞成每年的全国物资分配的“骡马大会”，认为物资每年打乱重分一次是多此一举。他风趣地说：夫妻结婚以后，何必年年拜堂？当然，合同制也要事先通过调查和协商，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允许供求双方有一定的选择性，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即允许双方“自由结婚”，但合同既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离婚”，不能想供就供，想不供就不供，或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随意中断原有的协作关系，另求“新欢”，这不正是这几年重复建设、经济效益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吗？这样，用经济合同把众多的生产企业联结起来，就可以把微观搞活同宏观调控统一起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将避免上下折腾，而达到协调地按比例地稳定增长。

当然，这还是从家庭收支形式出发的粗线条的设想，还有待深入的具体的探索。1988年由于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作为明后两年的重点。由头脑过热引起经济过热，从而破坏比例和平衡，需要进行经济调整，这个问题在近四十年的建设中多次出现，旧体制出现过，新体制也未能避免，现在是该想一个治本办法的时候了。这就是写这篇短文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