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日《北京晚报》“一夕谈”有一篇短文，题目是：何必都“赛赛”。初看不解其意，读完之后才知道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某歌唱演员一曲终了，面对群众的掌声说了声“赛赛”，即“谢谢”。文章说，前几年港台歌星刚刚风靡大陆之时，人们对“赛赛”这句有港台方言味儿的普通话，听着倒还舒服，“他乡乡音亦为美”。但是，同样一个“赛赛”，从本来操一口道地普通话的内地歌星嘴里吐出，则不仅不美，反而使人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人们会问，为什么把“谢谢”念成“赛赛”呢？一位演员坦率回答：流行歌曲以港台歌星为时髦，我唱流行歌曲，为了吸引观众，就要使“谢谢”的发音港台化。这虽是艺术界的一件小事，然而颇耐人寻味。使人联想：难道我们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也要在其他方面都西洋化吗？

我国现在正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是别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才有中国特色？必须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总结历史经验，面对当前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或经验。回顾建国以来，我国所实行的重大决策，如开国初期的政治协商制度，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等，所以取得重大成就而为世人所称道，无一不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结果。

我国现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但是，有的外国通讯社和报刊，说中国进行的是“资本主义式改革”，国内有的群众也认为“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是掩盖干资本主义”。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这样想呢？除了别有用心的以外，我想恐怕主要是我们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属于商品经济共性的一些东西，外国实行过的，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吸收，吸收了并没有完全消化，从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起来（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人们从“似曾相识”中，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深入浅出地有说服力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问题，而是责怪群众：为什么一提股票市场，人们就会想到茅盾的《子夜》？社会主义的股票市场是什么样子，人们还未见过或者还不熟习，没有经验，一提股票市场，不但会想到《子夜》，而且会联想到当今西方股票市场的暴跌和波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的股票市场怎么不同于《子夜》所描绘的股票市场，又怎么不同于西方股票市场的投机和波动，怎么能责怪群众呢。有的理论工作者埋怨群众没有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遇到一件事情往往先问“姓社”还是“姓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两者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因此，人们首先问一下“姓社”或“姓资”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可责怪的。提出应当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这是对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必要的。有点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但是，认识了哪些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才不可怕，不认识它，误把资本主义当成社会主义，那才是真正可怕的。

现在西方国家有一种潮流，即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我国也有全民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思想倾向。甚至有的文章认为我国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在城市实行小型企业的租赁承包经营，也是在搞私有化。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在初级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在生产力作标准为由搞所谓“私有化”。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是所有国家、所有国有企业都搞私有化。比如，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代表团1988年1月在对意大利的访问中看到，正当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成为潮流的时候，意大利却不为所动。甚至埃尼集团董事长雷维利奥还批评了当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私有企业效率一定高，国有企业效率一定低，他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当然，他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香港经济学家艾凡在谈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承包制时也指出：人们常常以为效率和私有制具有唯一的因果联系，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效率问题主要在于摆对职、权、责、利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不一定搞私有制（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88年第一期）。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但一百多年间，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一些人全盘西化的迷梦破灭了。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三十多年来的建设，尽管有过失误，但我们毕竟已经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坚持改革开放，但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老路。

要记住一位华侨的话：“西洋化并不等于现代化。”

也要记住一位大企业的经理在改革实践中表现出的信念：“西方资产阶级嘲笑我们，把社会主义同低效率等同起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低效率经济。所以我们首钢的改革试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的试验是一个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试验。……我就不信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赶不上资本主义：……铁一般的事实将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988年4月4日《北京日报》，周冠五：《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