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改革与发展是“两会”期间代表们讨论最多的热点话题之一，来自各行、各业、各地的人大代表情系财苑，就当前财政领域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本刊特选编部分人大代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两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代表们认为其效果十分显著，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如何继续贯彻实施好中央的决策，防止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江村罗布代表说，去年中央根据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情况，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提高城镇职工工资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抑制了国民经济可能出现的下滑，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成效是显著的，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过去两年，中央财政发了2100亿元国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今年继续发行长期国债既没有超过债务负担的警戒线，又符合实际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启动经济不能完全靠国家投资，要发挥非国有经济的作用；二是要调整投资结构，结合西部大开发，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三是要扩大消费需求，要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同时，开辟一些新的消费领域，如住房消费、汽车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厉以宁代表说，我认为目前财政不会有危机。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目前物资储备丰富，不会出现突发性通货膨胀；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财政危机是因其赤字用于弥补经常性开支缺口造成的，这是无底洞。而我国则不然，严格按“预算法”办事，赤字不能用于弥补经常性开支缺口，而是用于经济建设；三是出乱子的国家多是政局动荡，而我国则政治稳定，所以目前不会出现财政危机。但是应充分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将来用什么还国债。

黄奇帆代表说，今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赤字加利息2200亿元，还差200亿元，没超过警戒线。但如果考虑社会保障缺口、企业潜亏等，肯定超过2400亿元，超过3%。另外，国外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水平约30%，我国只有15%，所以，我们拿3%来作为警戒线是很危险的。今年应该成为一个拐点，赤字不能年年翻番，而应该逐年减少。怎么减少？一是治理通货紧缩，应当主要依靠民间投资；二是财政赤字应规定主要用途，即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三是现在赤字全背在中央身上，如果地方能分担一半，可能更稳当，中央财政风险就会小一些。

叶连松代表说，两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的决策是非常正确、有效的。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实际工作中，注意抓好三个结合：一是把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结合起来。在投资方面，要抓住国家增发国债的机遇，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投入，扩大社会投资，充分发挥好投资拉动的作用。在消费方面，要努力增加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着力抓好推进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消费和启动旅游消费三个重点，加强政策引导和协调服务，促进现实消费稳定增长。二是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着力抓好农村水利及生态、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住房、科技教育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在企业技术改造方面，要有效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按照“质量、品种、效益”和替代进口的原则，抓好列入国家计划的技改贴息项目和“双加”、“双高一优”项目建设。三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与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在重点抓好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积极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加快的新形势，着眼长远发展，千方百计做好开拓国际市场这篇大文章，发挥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张仲礼代表说，应把政府投资主导型变为政府引导投资消费型。一是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使居民收入略高于经济增长，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二是全面实行货币化工资制度，提高居民货币收入比重，取消实物收入，工资外收入要纳入工资。三是完善收入分配结构，鼓励提高高素质群体人员，如企业家、公务员、教师收入水平，鼓励科技人员智力参股，取得资本性收入。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发展个人消费信用。六是发展新型消费方式，使消费品种和方式多元化。七是改革税费，刺激消费，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或减少消费环节税费。八是扩大政府消费，增加个人保险支出、住房补贴，改善公共服务设施。

徐匡迪代表说，增发国债1000亿元，应注意加大技术改造投入，由此带动的经济效应要比只投入公路等基础设施大得多，投入公路建设只解决民工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刘友凡代表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有必要，但金融政策也应配合、跟上。现在银行惜贷情况严重，企业和农民申请贷款很难办到，投资和消费难以启动。财政实际上是孤军作战，银行承诺为国债投资项目配套的资金，有的也不到位。银行只存不贷，拿着钱买国债，没有为生产融资服务，这种状况应改变。

李泽添代表说，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一定要控制，不要超过预警线。我赞成发一些国债搞建设，但关键是要选择好项目，一定要搞效益好、回报率高的项目。特别要注意加强管理。最近国内一些报纸报道国债资金有被挪用、挤占，甚至贪污的事情发生，一定要严加管理，加强监督，严加惩处。

财政改革牵动着每一个人大代表，对项怀诚部长预算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代表们表示赞成，同时对财政体制改革、费税改革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来玉龙代表说，近年来山西朔州财政增长乏力，保障能力持续恶化，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这有经济结构畸型原因，也有财政体制不合理原因。从财政体制看：一是地方可用财力增长与中央集中增长不成比例，二是县级财政困难程度不断加大。1999年朔州6个县有4个为赤字县，累计赤字金额已占当年财政收入的80%，欠发工资十分普遍，数额巨大，有的县超过一年。为此建设：一是逐步改变中央集中增长过多、过快的状况，希望中央对落后地方上交收入全部返还。二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必须划清，明确支出范围，如统计、气象、武警等中央条条的事，不能在执行中与地方交叉和错位，挤地方一块。三是中央少出台“钓鱼”项目和配套项目。如每年的扶贫、环保、计生等问题，都在地方预算确定后再安排下来，地方十分被动，落后地区确实拿不出配套资金。

何成国代表说，现行财税体制运行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趋缓，国家出台的减免税政策大多减的是地方税收，如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技改投资购买国产设备抵顶所得税等，直接减少了地方税收。第二，地方财力不能随收入总规模同步增长。上缴中央收入增长较快，地方所得比重越来越少，上交数额也越来越大。第三，税收征管范围划分也不尽合理。如企业所得税不是按税种划分归属，而是以企业隶属关系和投资来源划分，地方企业所得税是地方收入，都由国税局征管，中央与地方联营企业，不管中央投资比例，均由国税部门征管，实行债转股后，将有更多地方企业变为与中央联营企业，原隶属地方的所得税，按股份划入中央收入，都相应减少了地方收入。对完善财税体制提五点建议：1.增加中央税收返还的比例，特别要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返还比例；2.合理调整税收结构，对原属地方的税费收入，改革后仍纳入地方收入；3.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4.地方税制改革要适当下放税权，加快税费改革进程，修改、完善税种；5.项目建设改变拼盘的做法。

王汀明代表说，要研究乡镇财政体制问题。目前许多乡发不出工资，有的乡只给五个干部发工资，其余人员回家自谋出路，这个问题不解决，弄不好危及政权。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乡镇没有自身财源，现在乡镇企业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独立门户不上缴收入；二是乡镇养的人太多，亟需精简。要研究建立收支划分合理的乡镇财政体制，理顺关系，确保基层政权稳固。

庞家钰代表建议：1.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地税不归本级政府管理，无法保证收入和平衡财政预算，到县一级更加困难。建议地税机构归各级政府，不搞垂直领导；2.国税和地税每年收入计划完成后要给重奖，这种办法要改革。

周银校代表说，中央财政应着手解决企业改制造成的地方利税转移问题。中油集团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内部体制改革，分别成立了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改革给所在的城市造成了利税转移，影响了地方财政利益：一是原油结算价格的调整，造成炼油厂所在地增加值大幅度减少，增值税大幅度减少和亏损大幅度增加。二是成品油销售体制的变动，使炼油厂所在地增值税减少。三是企业在异地设立财务公司，使得炼油厂所在地资金流量减少，相应减少金融企业营业税。

王太华代表说，党中央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十分重视，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是规费收取不规范。推进税费改革是从法制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央决定安徽做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是对安徽的肯定和信任。这次国务院文件就吸取了安徽4个县试点的经验。我们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精心组织好试点。一是加强领导，从省到县，各级都要成立领导小组，实行党政领导责任制；二是深入调研，制定一个既符合中央要求，又符合安徽实际，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方案，目前已搞了初稿，征求县、乡意见；三是加强教育，要做“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做到方针政策进村、入户、到人；四是走群众路线，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大家都了解，大家都满意；五是要综合整治，配套改革。要提前推行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财政改革，从体制上、机制上保工资、保运转，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最终做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和中央都满意。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西部大开发的强调，使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备受鼓舞，人代会期间，关于西部开发的话题，在西部和东部的代表、委员中同样热烈，让人体会到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马昌裔代表说，西部大开发是我们西部人盼望已久的事。每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都提东、西部差距问题，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列上日程。这次报告中重点谈了西部大开发问题。这是个重大决策，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但仅靠西部是不够的，不仅要靠市场，而且还要有政策、法规的支持。例如，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要有法律规范。对西部地区的一大批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央对他们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使他们摆脱困境。

孙英代表说，就西部大开发问题提五点建议：1.加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如引洮工程等；2.尽快建立西部开发建设基金；3.对西部开发实行差别税率政策；4.在兰州建立无税区或保税区；5.加强法规建设，从法规上、政策上加大向西部倾斜力度。

云布龙代表说，建议中央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来，西部各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益。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今后支持的重心应逐渐由支持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公益事业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移。为此，建议加大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点来抓，从立法上予以解决。另外，现行的投融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配套的建设资金数额较大，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具体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建议国家从实际出发，给西部地区一个特殊政策，取消或减少配套资金。

张海南代表说，国家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要对西部予以政策倾斜。建议，一是国家在西部开发中要加强对西部省区结构调整的指导，注意发挥各省资源和区位优势。二是要求国家在西部开发中制定差别税率，与东部地区区别对待，以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的进入；三是要更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为西部地区创造吸引外资和内资的外部环境；四是国家清理整顿“五小”企业要对西部地区区别对待，扶植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不能搞“一刀切”的办法。

刘玉璞代表说，过去东部开发主要靠国家给优惠政策，现在西部开发中央讲只搞基础设施建设，在税收上不给优惠政策，地方用自己的财力搞退税、减税、免税也不行。我认为这样西部难以发展起来。希望在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能象开发建设东部一样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马瑞文代表说，中央有关部门对西部开发表态很好，要从项目起步，让国内外的投资者增强信心，以大项目带动各方面投资。东部开放主要靠政策，西部开发不仅要政策，同时也要钱。提四点建议：1.中央政府再增发一部分国债，主要用于西部开发。1000亿国债使用体现不出西部开发，这方面要迈出实质性步伐。2.中央财政要加大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过去曾有每年补助递增10%的政策，分税制后渠道没有了，民族地区可用财力受到限制。世界各国对落后地区均用转移支付办法，但要确定一定的比例，在基数基础上递增。3.对西部已条件成熟的重大项目尽快开工建设。4.加强生态建设，退耕还林还草。

陈奎元代表说，参加西部大开发，不能消极地等待上级给钱，给项目，西部大开发不是平常大家所说的倾斜，不是短期的行为，而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措施，要做好长期的打算。不能只从眼前利益出发，满足于得到一点小实惠，要通过大开发，提高经济的整体水平。要进一步改变传统的观念，不要一提到开发，就希望国家安排几个项目，或靠兄弟省市帮助，这虽然是必要的，但完全靠外援没有出路，必须转变观念，打破封闭，以开放带发展。

俞兴德代表说，要改进过去的扶贫办法，不是简单地给钱，而要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西部地区在发展中要注意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教训，吸引东部的人才和技术。

王书明代表说，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是不能一讲西部大开发，就认为国家会拿很多钱。要用市场经济的观念来对待西部大开发问题；二是对西部大开发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宣传上，都要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是要注重人才培训。

“要保证中央的改革措施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当务之急是‘严’字当头，强化管理。”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要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切实加强财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潘义清代表说，去年财政工作在面临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拉动需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国家大，项目多，花钱多，财政工作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财政部门要在资金管理上多出主意，使资金管理规范化。去年有些措施就很好，把“胡子工程”撤掉了，希望将这些措施坚持下去，使财政管理工作再上新水平。2000年财政减收因素不少：退税在增加；去年通过打击走私关税上去了，今年的潜力就不如去年；税收流失严重，也会影响财政收入，应引起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税源多渠道，容易存在偷漏税，要加强税收征管。我了解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办理税务登记的连一半都没有，证明税源流失严重。建议将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统一起来办理。

魏德卿代表说，我认为当前财经管理突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一是会计核算不真实，做假很普遍。二是截留、隐瞒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不仅企业存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三是挤占挪用国家专项资金问题惊人，有挤挪扶贫资金的，也有挤挪养老资金的。四是盲目决策导致损失浪费十分严重，少有几十万的，多有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仅造成巨大损失，也使我们党和政府失去民心。

王加林代表说，总理用很大篇幅讲管理，在财政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联系财政实际，理好政府财，管好用好人民的钱，要把握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发展都与财政密切相关，财政要管的问题很多，收入有限，要努力解决可用财力与支出需求的矛盾。二是从源头抓起，搞好预算体制改革。三是在财政支出方面优化结构，保重点支出。要保社会保障资金，保农业教育科技支出，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个问题，就是欠发工资的县比较多，主要是吃皇粮的人太多，教师队伍里也有拿钱教不了书的，要想办法解决。四是必须抓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要普遍推行计算机联网管理，开发先进软件，使计算机进入财政管理核心，切实提高管理效益。

重庆市陈万里代表说，在今后的财政工作中要严格执行《预算法》、《会计法》，要增加财政工作的约束力和透明度，抓好整体性、源头性的工作。比如这次搞了四个部门的试编预算，这是财政工作历史上的重大突破，意义很大，它有利于抓好预算管理的源头和预算的执行工作。今后工作中一是要注意预算的法律性，因为财政预算报告经过人大审议就具有法律效力，要进行调整必须通过相应的程序。因此，中央不能光出增支的政策和减收的措施，使地方财政难以应付。二是要坚持科学的分类，保证预算资金的有效使用，并逐步实行规范化管理。三是要改变切块分配资金，地方搞配套的做法。要考虑地方财政特别是贫困地区财政的承受能力，不要下硬性的配套任务，以免影响地方财政预算平衡。四是要加强预算资金从拨付、使用到效益的一体化监督和管理。五是要严格行政事业单位的银行账户管理，要和纪检、监察部门配合实行一个单位只准开一个银行账户的办法，先从管银行账户入手，逐步过渡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堵塞支出漏洞。

田成平代表说，现在的会计核算虚假问题，不仅是企业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国务院部门的问题。如大同煤矿98年上报盈利3000万元，但审计后为亏损14亿元，这里有一半是过去煤炭部统借统还贷款造成的，当时借款时煤炭部就没有打算归还，因此利息费用都在部里挂账，现在企业下放地方了，各企业自己都背回来了，亏损问题就暴露了。像这些问题即使“债转股”，对企业效益提高也不会有作用。

寇士清代表说，《会计法》我认真看了，很严、很细，比工艺流程还细，有利于解决内部管理松弛问题，尤其是强调法人承担会计责任，有利于强化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我就担心实施不了，流于形式。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一定要加强监管。

柴松岳、许行贯、杨仁争、翁礼华、林华中等代表说，目前税务经费太多，税收成本太高，99年税务经费350亿，是国税收入的5%多，50万国税干部，人均7.5万元，太多了。而且据说国税系统仍实行收支挂钩的办法，这很不合理，应与其他部门一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能搞特殊。国税的专项经费和人头费应分开，要接受审计和监督。再就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征管全由税务部门负责，也要核算成本，否则征的税还不够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