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是我的叔伯堂兄。“憨二”,是村里人给他起的绰号。
文江命苦,一岁多就死了娘。大伯续弦,拖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油瓶”,后又连生了三男一女,文江在家里便成了“下等公民”。
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大伯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养不活这么一大堆孩子。在大哥到外村做了上门女婿不久,大伯因患肝癌撒手人寰了,六弟和二妹也先后都送了人。
小时候的文江常常挨饿,吃饭的时候总是把碗舔了又舔。饿得不行了就到生产队的地里偷着挖几块红薯、掰几穗苞谷烧了吃。他每每来我家,母亲总要拿出窝窝头和老咸菜,让他狼吞虎咽一阵子。
文江个子很矮,胸脯却长得老高老高,干瘦干瘦的,脸色蜡黄,人很黑,脖子上、鼻凹里和耳朵根后边尽是黑泥,头发像一堆茅草,盖着半张脸,脏兮兮的,一年四季腰里总扎着一根草绳。
他在家里是个受气包,到了外边大气也不敢出,见了人总是害怕的样子,很少说话,别人打骂从不还手,还傻笑着。继母骂他憨,不喊他的名,总是“憨二”、“憨二”的叫。慢慢地,村里的大人孩子都喊他“憨二”,反倒忘了他的名字。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和文江一起报名参军,我应征入伍了,文江却因个头低、斤两不够没有走成。从那以后,他更不爱言语了。临行前,我从母亲给我的10块钱中拿出5块钱硬塞给了他。
10年后的春天,我回乡探亲,发现家乡悄悄地起了变化。
在安徽小岗村人按下红手印的那一年,我们村上的五户社员也与生产队签下了“生死合同”,用家中的房屋、自行车、缝纫机等做抵押,租用生产队的柴油机和电机,干起了家庭作坊,生产出了轴承保持器,十分畅销。一年下来,交清了租金,购买了生产队的机器,每家还分了红。
庄稼人玩起了钢铁零部件加工,这在当时确实是件新鲜事,在我们村更是破天荒的。不少人家也跟着干了起来,而且越干越起劲。
看到乡亲们的生活红火起来,我急切地想知道文江过得怎么样了?
带上专门准备的两瓶“西凤酒”、一条“金丝猴”香烟,买了点五香花生米和豆腐丝,我急忙忙去探望他。见面我先是一愣,文江变了:脸上的肉多了,红润了,脖子上、鼻凹里和耳朵根后边的黑泥不见了,腰上扎了条粗布带子,挺精神的。喝着酒,抽着烟,我们一聊就是半天。
我们村在山东鲁西平原上,多是盐碱地,下雨水汪汪,天旱白茫茫,打的粮食常常不够吃。我总也忘不了每年一到春季,老人们为缺粮犯愁的样子。而今一部分人干加工,一部分人承包土地,多数乡亲都缓过劲来了。文江也承包了十来亩地,给公家的一粒没少,西间屋里还有满满的两大缸麦子。
“现在比过去可活道得多了,想种啥就能种啥,肚子也能吃圆溜了。”文江满脸喜色,感慨地说。
我千叮咛万嘱咐,农民以农为本,一定要把地种好。文江虽然应承着,可看他的眼神,我总觉得他好像还在琢磨着别的什么。
前两年,我再次回到家乡。得知我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文江就提了只烧鸡和一包猪下水,掂了瓶“景芝”老白干,兴冲冲地找到我说:“咱哥俩好好喝几盅。”
我一看,他的额上虽然起了皱褶,但身板骨挺硬朗,腮帮子上的肉鼓了起来,理的是平头,下巴刮得精光,很是精神,裤腰上扎的是一根发亮的皮带。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腰里竟然还别着一个手机!
我就说:“都五十大几的人了,天天跟土坷垃打交道,要那玩意有啥用?”
没想到文江的眼睛瞪得老大:“有啥用?用处大着呢!”
原来,看到村里有的人忙着搞加工、办企业,有几户的家业都达到了几百万元,连内蒙古、黑龙江的都过来打工。文江急了。他想,咱是土里刨食的命,还是要打土地的主意。可弄啥好呢?苦思冥想,这回一下子开了窍:竞瞅上了掏厕所的生意。掏厕所要收钱,大粪经加工还可以卖钱,都卖到几百里以外了,而且越干摊子越大,现在还成了“老板”。
文江满脸是笑,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甭看是掏大粪,生意红火着呢,都是电话预约。一年下来,少说也能挣好几万元呢!”
嘿呀!真是社会不同了,憨人也变得精明起来了!
文江10年前与一个外乡姑娘成了亲。唯一的儿子在上小学,现在也花不了几个钱,大头都是公家掏。老婆去年做了个大手术,虽然花了一万多元,却只掏了一半的钱,全沾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光。
“你说,这在过去谁敢想啊!我爹我娘得的那病,要是放到这阵儿,有公家帮着,也不至于死那么早啊。”一提到爹和娘,文江的心里一阵酸楚,豆大的泪珠就滚了下来……
文江到底与过去不同了。稍顿,他那刚还悲伤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深情地说:“现如今的日子,奔头还大得很哩!”
乡亲们送我返程那天,人群中我的一位远房兄弟“文江哥”、“文江哥”地喊个不停,很是亲热,好像有什么事急着找他商量。我的堂兄文江再不是以前的“憨二”了。我相信有党的富民政策,有精明的头脑,文江的生活会越来越红火……
责任编辑 刘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