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我国古代最早称之为“质”，《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释义为“以物相赘”，即“以物质钱，从敖贝，犹放贝当复取之也”。故包括西方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及《美国百科全书》在内的一些书籍，均认为我国的典当早在二三千年前的西周前后即已存在。但典当作为一个行业在历史上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公元303-589年），距今已逾1500年历史。其发端乃是佛教寺院作为宗教组织与慈善团体为周济贫民而设置的“质库”，这与欧洲的典当业由基督教会创办，日本中古时期由佛教寺院主持典当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发端的时间均迟于中国而已。

南北朝时期典当业的发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首先，经过始于东汉末年的上百年的诸侯混战以后，我国进入了五胡入主中原的战乱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在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无数平民百姓本来就难以维持温饱生活，倘遇到水、旱、雹、震、蝗等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不仅日常生活求借无门，而且播种季节更无钱购买种子、农具，社会生产力面临着日益衰败的严峻局面。因此，迫切需要以“抵押贷款”形式出现的典当业来融通资金。

由于在南北朝时期，典当业仅仅作为慈善事业出现，起着扶贫济困，以解燃眉之急的作用，故与佛寺的其他事业一样，均无须向国家交纳赋税。

进入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安定，国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外贸易的日益繁荣，不断促进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市场交易临时筹措资金的需要与原有佛寺质库扶贫济困的需求比翼齐飞，再加上民间资本的不断积聚，富商们也纷纷设典当牟取高额利润。唐代的典当业称为“僦柜”和“寄附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僦柜”解释为“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外复还子钱”。

唐代的僦柜（寄附铺）由于顺应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有了商业性质，尤其是与佛寺平分秋色的商办典当业，其经营范围不再像南北朝时期佛寺的质库那样，业务单一和仅具慈善性质，它们除经营典当业务外，还办理商业放款、代客储存财物等多种业务，即兼有后世的钱庄、保管库的业务性质，当然僦柜的主要业务仍然是抵押贷款。抵押的典当物，农村以农民的帛、粟、麦等农产品为多，城镇居民则以金银饰品和衣服等日常家庭用品为主。著名诗人白居易《杜陵叟》诗中“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就是当时农民为向政府缴纳租税而典桑卖地的真实写照。在唐代，不仅一般百姓生活中离不开典当形式的资金融通，就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清贫官吏、闲散文人为生活所迫，也要进僦柜押物换钱。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曲江》一诗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就反映了他不得不常常典衣换酒的窘境。

正因为隋唐时代商办的僦柜（寄附铺）有了商业性质，出现了经营者任意抬高利息，牟取暴利，平民百姓苦不堪言以至民怨鼎沸的问题。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宰相房玄龄不得不根据唐太宗的指令，在《唐律疏义》里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对利息做了明确的规定：“凡质举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即规定僦柜存息5%，放息10%，政府不允许利上滚利。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王朝又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发布命令加以整顿，从唐初公私放债利息一律10%减为私人放贷息4%，公家放债息5%，从而进一步限制了高息放贷的暴利行为。可见，对金融业监管早在唐代即已付诸实施，只不过不如现代完备罢了。

由于唐代的典当业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并且在当时200多个商业行业中属新兴产业和赢利大户，所以向国家缴纳税收成为历史的必然。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为解决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下令由政府出面向所有在京师长安开业的僦柜“借钱”，推行变相课税政策，规定每户课借资本金1/4，共取得财政收入100多万缗。由此可见，唐代长安一地典当业的资本金就在400多万缗以上，占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入1200万缗的1/3以上。

到北宋年间，随着纸币的出现，原来唐代兼营相当于后世钱庄、保管库性质的典当业-僦柜发生了变化，南北朝以后新增的业务都纷纷独立成新的行业。如原来经营纸币和铜钱兑换的业务就独立出来，成了专业的“兑便铺”。同时，北宋专业化分工的典当业也再次出现。在北宋名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首次出现了典当业巨型的“当”字广告。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朝廷以后，由于北方离乱，士民工商纷纷渡江南下，大批生活无着的庶民百姓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为了巩固统治，南宋朝廷一是继续鼓励士大夫兴办义庄赈济贫民和开办义门均贫富，二是不得不适时地采取措施鼓励民间开办典当业，融通资金，以稳定社会。宋高宗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朝廷明令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衔，跻身仕途，许着皂衫、角带、无顶帽的吏员装束和免除赋税徭役。

元代由于蒙古族统治，大批善于经商的中亚人（被称为色目人，即后世之回民）来到我国，其中有不少人介入典当业，以开当铺为生。与宋代相比，元代不仅当铺增加，当息有所提高，而且贫民典当的物品无钱取赎，被下架变卖的“死当”亦远较宋代为多，这既反映了元代典当业比宋代更具商业营利性，也反映了元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如宋代，以致百姓贫苦无助者日益增多。元代直至明代前期，典当业还沿袭宋代的称谓，只不过称为长生库的佛寺典当则从萎缩逐步走向消失。其主要原因是元明佛寺大多迁建或新建于名山大川、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民间商业典当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佛寺长生库已无生存环境。至于税收，笔者至今未见到征课的记载，看来元代对典当业有否征税还须进一步考证。

据笔者所接触的史料看，我国的典当业成为近代典当、当铺的称谓并课征当税乃始于明代后期。明代的典当业也承办以房产抵押的信贷业务，并已接近近现代银行的运作方式。

在明代，典当业为扩大业务范围，开始在农村设立称为“代当”、“代步”一类的代办点。尽管由于这些代办点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代办业务费而使当息提高，导致少数近郊居民宁可多跑点路到城里当铺办理，但设代办点对于方便远离市镇的居民则是一种创举，因为它完全符合现代金融业扩大网点的营销服务原则。

时至清代，典当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它与盐业一起并称商界两雄。据乾隆年间统计，仅北京城内外就有典当300余家，全国约有近3万户，其中有不少是官员开办的典当。尽管当时朝廷鉴于官员牵连商业腐败日炽，危及政权的现状，曾作出不许官员经商与民争利的规定，但不少官员还是转明为暗，继续开设典当铺。如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乾隆朝的宠臣和珅被查处的20条罪状之一就是违反朝廷政令，以白银3000万两作为资本在通（州）蓟（县）等处私设典当75处与民争利。

值得指出的是，典当业在清代后期也曾受到过沉重打击。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发动了席卷全国16个省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公元1851-1864年）运动。由于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纲领将典当业判定为邪恶的剥削行业，故在其统治区内被一概取缔。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不仅鼓励已停业的典当行复业，而且还鼓励地方财政将公款低息存入当铺扶持典当业的重新发展。如湘军统帅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就曾招商开设典当，并规定将财政资金以月息一分以内（即不超过1%）投放典当。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更严格要求财政资金必须以四厘（即0.4%）的低息存入典当，规定当息不准超过二分（即2%），并奏请朝廷明令全国按此标准执行。在晚清，由于朝廷不仅继续发挥典当业为平民百姓融通短期资金、保管物品的功能，而且进一步将当物范围扩展到金银珠宝和家具器皿以及农产品等更多方面，再加上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大员的推动和规范，民间典当业有了长足进步。

清代的典当在组织名称上也开始出现按资金大小、地区习惯分成典、当、质、按、押等五类。早先曾规定：凡称为“典”者，资金最为雄厚，对各种抵押品，无论是动产或不动产，价值何等昂贵、能否估算均须受理，当时全国只有两家，后来发现其实难副，只好收歇停业。此后仍有人以“典”命名，但已无原有业务概念，“典”与“当”再无差异。

因为我国典当业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慈善事业，嗣后方渐次步入商业性质，故历代政府皆根据其性质和对社会的作用来决定税收课征政策，除了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曾以政府向僦柜“借钱”的形式一次性向典当业征收25%资本金以外，宋、元两朝皆未见征税之规定。到明代，在《明实录》中已有每户征税不超过10两银子的记载。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则规定典当每户纳税银5两。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政府又将当铺分为上等和中等两类，规定上等纳银5两，中等2.5两。据统计，全国典当业当年收入税银11余万两，可见全国典当业户已超过2万户。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 方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