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治国之道，与自然、人生之寿数机理相似。自大禹公元前2023年建立夏朝算起，已近四千年之久，其中通过外兴兵革，拓疆辟土，内聚夫役，大肆兴建进行激烈建国“运动”的要算秦始皇和隋炀帝。尽管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但毕竟由于秦、隋两朝过度役使当时的民力，以致成了立国仅15年和37年的短命王朝，其教训是只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运动”，而忽视了一个时期国力、财力的综合平衡。

由此可见，国家政权的生命除了需要一定程度的建设运动以外，更需要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应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在这里所要阐述的主要是指财政的平衡，因为财政乃庶政之首。在实行实物赋税时期，国家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量力而行，没有透支的可能，因此其不平衡只是一种外露的渐次反映，即使在使用金属货币时期，也只有在朝廷铸造面值超过金属实际价值的大钱时才有可能出现某种透支形式的金融危机，而大规模的透支则是在出现纸币以后。尤其是宋、元末期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滥发无准备金的纸币以挽救危局，结果饮鸩止渴，导致通货膨胀，政权倾覆，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国祚丧于财政失衡的事例，它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初年，由于川蜀地区佛教兴盛，铜大量用于铸造佛像和宗教器具，故民间铜钱奇缺，铁钱广泛使用。当时，大铁钱每10贯重120斤，小铁钱每10贯重65斤，铁钱体重而值小，坊间流通不便，于是川蜀十六家富商联合起来发行称为交子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决定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办，并改名为钱引，在全国扩大流通。南宋继续发行纸币，称为关子、会子。

南宋因蒙古军队长年连续入侵，战争频繁，而国家又实行募兵制，使军费开支更为浩大。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有人估计，国家财政每养一兵，全年支出达200缗，全国数十万军队开支当在亿缗以上，再加上南宋官员队伍比北宋更为冗滥，据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统计，全国官员有4.2万多人，为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万余人的4.2倍，官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了0.15%，为景德年间0.07%的2倍多。加上国家版图日益缩小，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以至近乎枯竭。到了南宋末年，宰相贾似道专权时期，统治集团的纵情声色和侈靡挥霍更使得南宋财政面临崩溃的局面。当时有人就曾指出，“财用不足”是“今日不可救药之病”。鉴于百姓已经被繁苛的赋敛搜刮得山穷水尽，统治者不可能再采用增加税赋的手段来解决财政危机，于是被人赋诗讽刺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贾似道就采用租税双收的“买公田”和无限制地印发无储备金的纸币两种办法，以敲骨吸髓，榨取民脂民膏。

买公田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开始实行的。最初规定两浙路乡村中凡占田二百亩以上者，政府各派买三分之一，以后连百亩之家都不能免。而当时政府对所征购的土地不仅作价低廉，而且还用贱如粪土的纸币及不值钱的“官诰”（卖官执照）折价支付，即使用价格相对稳定的度牒（僧道身份证明，可获免除赋税待遇）支付的地价款也存在不能立即变现的问题，所以，这种派买实际上是无偿强行征收。官府在这些派买来的土地上建置官庄（国营农场），每乡一所，委派富裕的地主担任“庄官”（场长），每年直接向佃客征收官租，输纳官仓，以充军饷。这就是所谓“景定行公田”之法。“公田”法实行的实质，是政府在财政崩溃、军饷无所从出的情况下，不满足于收取田赋，而直接把佃农缴纳地主的地租夺到官府手中，扩大官府的田赋收入。所以，“公田”法的推行遭到江浙豪强地主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江浙大小地主无不对此恨之入骨。宋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南宋政府不得不在民怨鼎沸的情况下废掉庄官，改为召人承佃，让佃户自耕自种，自运自纳，但依然不能平息失去土地、失去利益的江浙地主的怨愤。历史证明，当一个政权实行“与民争利”的财政政策，严重侵犯本阶级的利益，并遭到本阶级强烈反对的时候，其灭亡就在眼前了。所以，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因实行派买公田而从根本上动摇了。

南宋滥发纸币问题从其立国的中期开始出现，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仅发行2400万缗，宋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增加到1.4亿缗，到宋理宗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纸币发行额已激增至3亿缗左右。宋蒙战争爆发后，因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失衡，南宋朝廷不得不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事开支。在淳六年（公元1246年），就把绍定年间的发行额翻了一番，激增至6.5亿缗。贾似道专权以后，南宋更是依靠滥发纸币度日。最初是每天增印15万缗发行，后来又继续扩大发行量。纸币大量发行而又没有金银实物作储备，就使得纸币迅速贬值。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有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发行的纸币“贱如粪土”。此后，随着纸币的无限量发行，贬值日益严重，物价的飞涨更如脱缰之马，这就使得市井萧条，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当时有太学生上书谴责贾似道为相，只知“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南宋末年纸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不仅使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也使靠政府军饷生活的军人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军队士兵不得不饿着肚皮去同元兵打仗。南宋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也就无法避免了。

除了买公田和滥发纸币外，朝廷还在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推行所谓“景定推排之法”，下令各路重新清丈田亩，办法是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重新确定田亩的赋税，载入图册，名义上是要“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实际上是为了增加田赋的收入，结果是江南地区，尺土寸地皆有税，政府对人民的田赋榨取更加苛刻，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受到极大的骚扰。当时有人写诗讽刺道：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江山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南宋末年朝廷在财政失衡情况下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朝政“万事不理”，社会经济崩溃，人民怨声载道，地主阶级对南宋王朝也离心离德，抗击元兵的军事力量更加脆弱，边情更加危急。南宋王朝虽然因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四川钓鱼山大捷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却无法利用这个机会稍微改善一下危亡的形势，反而陷入了面临灭亡的绝境。

元代由于版图辽阔，民族众多，社会构成和经济成分复杂，元世祖忽必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国家货币使用纸币。公元1260年7月忽必烈正式下诏，以丝为本印制中统交钞。10月，又印造中统元宝钞，以银为本。前者以两为计算单位，后者以贯为计算单位，一两与一贯相等。但后来长期正式流通的是中统元宝钞，民间所称的中统钞就是这种元宝钞。它的票面额共分九种：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每二贯同白银一两，每十五贯同黄金一两。这样的纸币钞，元时通行于全国各地，包括漠北、畏兀儿地方（即今新疆）和西藏，也曾流通于高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后来，日本和波斯（伊利汗国）等国一度用纸币显然也是受到元钞的影响。

为了通用纸币，元廷施行了严密的钞法。其主要内容：一是中统钞以银为本（也辅以金和物），银本是充实的，民间持钞者可以随时向官库换银兑现；二是纸钞的印造有定额，主要是根据钞本（即相当于现代之储备金）来决定发行额；三是国家的财政收支都规定用钞，而且注意收支的平衡；四是使用“昏烂”（破损）的钞，官府负责调换，每两只需缴纳“工墨费”三分；五是各地设有平准行用库调节物价，因为米价是物价的基准，又设常仓买存粮食以控制米价的涨落；六是对于伪造者处以重刑，在钞面上就印着“伪造者斩。（首告者）赏银五定（锭），仍给犯人家产”；七是禁止金、银和铜钱等传统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只有云南因民俗用贝币，特许钞贝参用。显然，元初的钞法设计极其完善。正因为如此，中统钞发行以后，流通情况良好，“百货价平”，民间甚至“视钞重于金银”。但是，这种状况大约只维持了二十年左右。

从公元1276年起，钞法开始败坏。那时元廷是阿合马专权，他一方面抽走了放在各地作为钞本储备的金银，一方面增加了纸钞的发行额，这样就导致了“钞虚”——纸币贬值，物价也就开始上涨。公元1285年卢世荣理财时企图用增加税课等“厚天下之利”的办法来维持钞法，但很快就失败了，因为那不是治本的办法。公元1287年，忽必烈命令大臣们研讨改进钞法的问题。桑哥等主张发行新钞。刘宣认为解救的办法只能是发出金银，安定钞本；节省支出，使钞回收，这样才能使物价降下来，转钞虚为钞实。如果想造新钞以替代旧钞，那只是改换名目，若干年后又会同旧钞一个样子。但是，当时桑哥主持政事，忽必烈没有采纳刘宣的意见，在朝议时轻率地允准桑哥主持造印新钞，即“至元宝钞”。

至元宝钞的票面额共分十一种：五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钞与中统钞通用，兑换的比例是一比五，也就是说，至元钞一贯相当于中统钞五贯。当然这改变不了纸钞“日虚日轻”的趋势。到了公元1309年，元武宗又因物重钞轻而印造“至大银钞”，它与至元宝钞的兑换比例又是一比五。第二年又行钱法，铸“至大通宝”，历代铜钱也可通用。不过仅隔一年，公元1311年，仁宗继位后就把武宗的这些措施全部废除了。这以后直到公元1350年，社会上始终是中统钞和至元钞通用，而基本的核算单位则是依照中统钞。

在这期间，为了充实储备金——钞本，元廷不止一次地禁止民间私自贸易金银。但每次禁令均收效甚微，因为当禁止私易时，民间的金银就不见了，元廷就只好开禁。后来，造伪钞的人也愈来愈多，因为“坐罪虽曰非轻，获利自是甚重”。伪钞增多自然也要使钞贬值。而昏钞（破损钞）的调换也出了弊病。在历年流通的过程中，昏钞是相当多的，倒换时，经手的工作人员库令、库子往往多收“工墨”（即相当于手续费），从中渔利。总之，从忽必烈后期起，随着岁月的推移，钞法的弊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生气勃勃的元王朝终于又重蹈了历代王朝日益腐败的万劫不复之路。

元代钞法的败坏除了民间有人惟利是图大量制造伪钞的因素外，主要是元代国家财政的收支失衡。元代的财政支出主要是赏赐、佛事、军费和营造四项，其中尤以赏赐和佛事支出为最。首先，元代皇帝赏赐的目的与历朝并不完全一致，元代朝廷着眼于以赏赐为手段，使蒙古、色目贵族分享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合法的外衣下达到“化公为私”的目的。元代赏赐一般分为正常的岁赐和新皇登位的赏赐，其中尤以新皇登位的赏赐最为丰厚，耗资最为巨大。元成宗即位时，赐金超过世祖5倍，赐银超过3倍。武宗即位，遵照成宗之例，应赐钞350万锭，而当年财政入库收入只有280万锭，一般正常支出却需270余万锭，因此赐出170万锭后财政上立刻就难以支持了。仁宗即位时赐金39650两、银1809050两、钞223279锭、布帛472488匹。文宗即位时，因为兵兴费用不足，规定凡赏赐金银5锭以上者减去三分之一，但总数仍然十分巨大。此外，皇帝对于权臣的赏赐数量往往也十分惊人。笔者以为，尽管这两种赏赐从经济上保证了蒙古、色目贵族的生活享受和权臣的效忠，但对国家财政的平衡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元代皇帝都信奉属于佛教的喇嘛教。每个皇帝即位后不仅要兴修佛寺，而且还要年年大做佛事，从而耗费了大量钱财。例如，公元1288年忽必烈建万安寺，为了装饰佛像和窗壁就用了黄金540两和水银240斤。又如，公元1308年武宗在昊天寺做一次水陆大会就布施银750两、钞2200锭、布帛300匹。公元1313年，宫廷做佛事就耗费了面粉43.9万多斤、油7.9万斤、酥2.1万多斤、蜜2.7万多斤。公元1329年，文宗皇后为了助建大承天护圣寺拿出了白银5万两。建寺、做佛事以及对寺院、僧侣的赏赐成了元廷一项庞大的财政支出。当时有人估计这项开支几乎占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二。尽管不少大臣屡屡上书，指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危害，请求皇帝节约开支，但好事挥霍的元朝皇帝置若罔闻。即使个别皇帝出于良心发现暂时收敛一下，但不久就又故态复萌。更为无知的是，每当国家在财政上发生亏空时，滥印纸钞和抽用作为钞本的金银储备就成了元代统治者“理财”的灵丹妙药。这就是元代钞虚而又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财政失衡引发钞法虚弊，物价猛涨，这是元朝后期社会经济的一大痼疾。当公元1351年元廷再次变造新钞的时候，元代的社会经济就已完全失衡面临崩溃的边缘，王朝的统治也就摇摇欲坠了。（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 方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