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较高，CPI指数持续攀升。有一种观点认为，本轮CPI持续上涨最终源头在于货币投放节奏超过了经济增长水平，因此，紧缩货币供应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物价上涨主要归因于占比高达33%的粮食价格的上涨，是一种不可长期持续的“结构现象”，严厉的货币紧缩会矫枉过正。到底是“货币现象”还是“结构现象”？笔者认为，究其本质，是源自外贸盈余长期高启引致的货币扩张，是价格体系结构扭曲触发的自我纠正。

（一）形成基础：外部输入的货币扩张

判断本轮CPI上涨的程度和起因应该高度关注货币总量的增速和货币投放的来源。但是，在本轮上涨的过程中，这一形态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从而使其具备了既往经验无法解释的独有特征。

首先，在货币投放来源上，外部输入的货币扩张已经取代了内部自生的信贷膨胀。在以往历次的CPI持续上涨中，甚至是通货膨胀中，银行体系的信贷膨胀一直是货币扩张的主要渠道。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外加供应瓶颈，三者共同诱发了周期出现的通胀现象。但不同以往的是，货币扩张机制中外部输入的基础货币已成为一大诱因。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来看，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券+其他资产-国外负债-政府存款-其他负债，可见，即使其他科目保持不变，国外资产的增加也会导致基础货币增加，以致货币供应被动扩张。事实上，“国外资产”这一科目已从2002年底的20556亿元急剧攀升至2007年底的122171亿元，其占货币当局“总资产”的比重也从43.62%上升至74.08%。即使考虑到发行央行票据增加货币当局负债以抵消国外资产增加引致的货币扩张，这一效应的可持续性也难以为继。因此，仅从本轮CPI上涨的源头来看，内部信贷扩张的传统模式已经被外部货币输入所替代。

国外资产高速攀升的局面则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这一数值在近5年来几乎以指数形态增长。与此同时，同期的广义货币供应增速则平均达到17.44%，远远高于同期9.83%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价格上行提供了充分的潜力和势能。总体来看，贸易顺差攀升通过外汇占款增加驱动货币被动扩张，进而通过银行体系推动投资高位运行，产能连续扩张，新增产能最终向外输出获取新增顺差，成为货币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触发机制：价格扭曲的自我纠正

外部输入的货币扩张为本轮CPI上涨积聚了足够的动力，而一些外在的催化条件使这种势能转化为了动能，使得CPI上涨压力在2007年集中释放。

如果按传统的成本推进或需求拉动的角度看本轮CPI上涨形成的成因，需求拉动显然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因素。因为与历次不同，除了粮食价格以外，工业制成品、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基本保持平稳，绝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的形势没有逆转，这同投资需求拉升能源、资源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既往经验完全不同。同时，粮食、猪肉这类需求较为稳定的商品涨价也很难被解释为需求的急剧上升所致，而是更多的来源于国际粮价持续走高和国内生猪供应不足等供给因素，短期性、季节性的供应不足无法解释我们切身感受的长时期的物价上涨现象。“结构现象”观点由此浮出水面，认为资本与劳动相对价格、商品与要素相对价格的结构重置才是物价上涨的深层动力所在。与此同时，价格结构重置的过程刚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当前的通胀趋势会在未来数年间持续存在。

从资本与劳动相对价格的结构重置来分析，出口导向、顺差持续的经济现象可以归结为制造业资源配置过度而服务业资本投入不足所致。制造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一方面来自更高的资本回报，因为与仍旧处于国有垄断的电信，医疗，电力等服务行业相比，制造行业有市场准入较低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来自于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也就是说，市场准入的不对称，劳工成本的长期低迷都人为抬高了制造行业的资本回报。因此，产能扩张和出口高启实质上是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扭曲所致的资源错配。但以上条件在近年来正在发生逆转。一方面，劳动力的转移面临增长极限，务农人口的减少，耕地面积的锐减，粮食产量的下降已在逐渐提高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配置正在接近其均衡状态。另一方面，对于收入分配的关注正在成为政策层面的重要议题，一系列旨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工资分配的政策逐步出台，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双重夹击之下，“民工荒”开始涌现，制造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已进入上升通道。于是，工资提高与物价上升开始进入一个互相反馈，互相推升的阶段。显然，这一诱因不是来源于需求或者供给层面的偶发冲击，而是源自资本与劳动两大要素相对价格扭曲的自我纠正进程。

从商品与要素相对价格的结构重置来分析，2003年到2005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增幅都要高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幅，且这一缺口持续扩大。而自2006年开始，这一缺口开始收窄，并且在2007年最终逆转。PPI指数主要反映制造业部门的价格变化，其与CPI之间缺口的收窄和逆转反映了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价格正在上升，由于前者更多的由原料、能源等商品价格构成，后者更多的由地租、工资等要素价格构成，因而也反映出要素价格相对商品价格上升的调整趋势，而这一趋势是大多数新兴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共有的现象。就我国的具体情形而言，两大关键性的资本价格——利率与汇率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状态。负的利率环境不仅刺激固定投资，而且驱动了居民资产的重新配置——大规模的银行存款转向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同时，2005年汇率改革所实施的渐进升值策略也极大的刺激了居民对本币资产的需求和国外投机热钱的流入。扭曲的利率和汇率环境成为驱动股市繁荣、楼价上升的动力之一。高启的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和预期因素放大了居民对于投资性地产的需求，并最终反映在租金的上涨上，而租金的上涨又会成为提升工资的动因之一。最后，两大要素价格——租金和工资的上升转化成为服务业价格以及整体价格上涨的强大动力，在价格指数上便反映为CPI相对于PPI更快的上涨。

（三）货币政策不宜骤紧，结构改革刻不容缓

应该看到，价格扭曲的自我纠正虽然是通胀趋势形成的触发机制，但通胀真正形成却离不开外部输入的货币扩张这一潜在温床。然而，二者的结合仍旧只能建立一种趋势，而不足以强化一种趋势，物价持续上涨的催化条件和真正隐患就在于通胀预期的形成。一旦这种预期得以确立，生产消费、收入分配的价格信号便会发生紊乱，成本物价的螺旋上升最终可能危害经济的健康增长。因此，缓和和化解通胀，应该从控制货币扩张，理顺价格体系和抑制通胀预期三点同时着手。

由于外部输入的货币扩张是货币投放的主要成因，通过紧缩国内信贷的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货币输入的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微观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强化成本推进的通胀传导。所以，货币政策不宜骤然紧缩，而是应该赋予汇率以更大的自由度，以达到缓解顺差攀升的目的。与此同时，必须明确宣示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向市场传达严防通胀的政策取向，增加政策的公信力和透明度，防止通胀预期的自我强化。

此外，既然当前通胀趋势是价格扭曲自我纠正的外在表现，那么，政策选择就应该顺应和平滑这一长期趋势，而非阻碍和管制价格的自发调节。因此，理顺资本和劳动、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更多的应该通过深化市场机制，加速结构转型的方式来实现。

责任编辑 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