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16 作者:王小广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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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此轮投资过热问题在理论界仍然存在明显的争论,特别是在不少人看来今年以来的投资加速并不是过热,甚至有人认为当前投资增长还不够快,人为压抑投资增长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一般判断经济或投资是否过热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是否持续大幅上升,二是是否造成基础行业如煤电油运等全面紧张。用这两个标准判断,2004年投资过热比较典型,而今年以来投资高增长就相当正常,似乎并不过热。但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有可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可能伴随着低通货膨胀(或轻度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在高的技术进步时期,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快是慢,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度都较低,甚至出现通货紧缩;而在低的技术进步时期,无论经济增长是快是慢,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率都较高。所谓过热或过度都是指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过快,而不是是否伴生高通货膨胀。所以,判断当前经济或投资是否过热要注意国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
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投资过热(有时称为过度可能更恰当)并不必然导...
对此轮投资过热问题在理论界仍然存在明显的争论,特别是在不少人看来今年以来的投资加速并不是过热,甚至有人认为当前投资增长还不够快,人为压抑投资增长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一般判断经济或投资是否过热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是否持续大幅上升,二是是否造成基础行业如煤电油运等全面紧张。用这两个标准判断,2004年投资过热比较典型,而今年以来投资高增长就相当正常,似乎并不过热。但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有可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可能伴随着低通货膨胀(或轻度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在高的技术进步时期,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快是慢,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度都较低,甚至出现通货紧缩;而在低的技术进步时期,无论经济增长是快是慢,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率都较高。所谓过热或过度都是指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过快,而不是是否伴生高通货膨胀。所以,判断当前经济或投资是否过热要注意国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
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投资过热(有时称为过度可能更恰当)并不必然导致物价的大幅上升和基础行业的供应全面紧张。所谓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就是指全球性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全球化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的一致化趋向,结果是全球各国中无论增长速度是快是慢,物价水平都相对较低。根据长周期的宏观环境的不同,我们将经济过热区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需求过度扩张型过热,另一类是供给过度扩张型过热。需求过度扩张过热一般发生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或全球性长期低或中速的技术进步期,通常是需求增长速度快于供给增长速度,导致价格的大幅上升,这就是典型的经济过热。供给过度扩张型过热一般发生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长期性的高技术进步时期,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由于技术进步加快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使供给增长速度明显地快于需求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物价水平相对较低,美国90年代中期后高科技泡沫破灭是这种过热的典型,20世纪美国大萧条前20年代的繁荣也属于这一类型,我国目前的投资过热无疑是这一类型。在这种投资或经济过热中,由于价格上涨并不明显且波动较小,经济或投资高增长容易被解释为可长期持续,甚至有人认为周期会消失,实际这是价格给我们的错觉,使过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用物价及是否持续较强的基础行业瓶颈约束来判断是不恰当的,但如何判断投资是否过热及其程度呢?投资持续过度的中长期影响又如何?对此,我们大致有如下的基本判断:
(一)考虑到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和基础行业投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近几年实际投资增长率至少偏高均衡水平5个百分点。在第一轮长期高增长周期的1981-1997年间,年均名义投资增长率为22.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投资增长率为12.6%,这一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是第一轮长期高增长周期均衡投资增长水平。其中,增长最快也是投资或经济过热最为严重的时期是1991-1997年间,全社会投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28.2%,实际增长率为16.3%。而2002-2005年间全社会投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26.8%,实际投资增长率为23.0%,比第一轮长期高增长周期的年均增幅高近10个百分点,而比1991-1997年间高5.7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新一轮长期高增长周期重工业加速发展和基础行业投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均衡实际投资增长率应有较明显的上升,预估值甚至可以在1991-1997年最快增长时期的均值上再加2个百分点左右,即新一轮长期高增长周期中长期均衡实际投资增长水平可以定在18%左右。因此,目前实际投资增长比长期均衡值高5个百分点以上。另外,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投资率达到43.4%,比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同样发展阶段偏高10个百分点左右。
(二)投资偏高的时间被大大延长,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近几年来不仅投资增幅明显偏离长期均衡水平,而且持续的时间被大大延长。在投资过热的1991-1997年间,严重过热发生在1993-1994年,全社会实际投资分别增长25.2%和27.8%,其它年份均低于20%,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前三次周期中,基本都呈现连续两年的投资过高增长,然后步入调整;而自2003年开始,包括今年我国全社会实际投资将连续四年保持20%的增长速度,预计今年投资增幅将是新一轮长期增长周期启动以来的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宏观调控,估计这一速度可以保持到2008年。如果实际投资增幅真的持续6年偏高均衡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将产生严重后果:不断增加能源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导致“十一五”后期产能严重过剩总爆发,并伴随严重通货紧缩问题,投资增长将会大幅回落,金融风险将会显现,等等。
(三)近几年不仅投资持续过热,而且投资效益明显下降。首先,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不断上升,即新增1元GDP需要的投资额明显增加。1992-1996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平均为1.74,而2003-2005年间,该值上升到3.6。其次,投资增长拉动的GDP增长水平相对降低。2003-2005年间实际投资增长23%,GDP增长为10.1%,两者之比为2.3,而1992-1993年平均实际投资增长26.5%,GDP平均增长率为14.1%,两者之比为1.9,即近阶段要实现同样的GDP增长,投资增长需要更快。其三,新增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1996年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最高,为每亿元投资额(2000年不变价)创造6650.1个就业岗位,2002年以前的其他年份每亿元投资额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在1500-3000个之间,但2003年以后明显逐年下降,2003-2005年分别为925.6个/亿元、853.2个/亿元和623.6个/亿元。单位投资创造就业岗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投资创造消费的能力下降。因此,导致投资的宏观效果下降,如果加上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上升造成的损失,代价更为巨大。总的来看,持续过高的投资增长不仅付出了高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而且造成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因为投资更多的转化为财政收入、资本收益,而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
(四)投资偏高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出现超越阶段的过度发展。我们一直认为,房地产的过度增长是造成新一轮投资持续过热的主要原因。粗略估计,偏高5个多点的投资增长率至少有3个点是由于房地产投资过度引起的,另外2个点与其他因素有关。首先,从消费结构升级来讲,房地产消费过于超前。尽管从长期看房地产发展有非常大的潜力,但近阶段不应该成为主流消费热点,至少不应该过度刺激其发展。90年代我国的消费升级档次为千元级,而住宅消费是几十万元级,超越了一个大数量级,中间应该有万元级(主要是汽车消费)。各发达国家经验也表明,房地产的大发展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以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过度强调房地产的发展不仅容易发生房地产泡沫、投资过热,而且会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次,与东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住宅消费已明显超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06年已达到26平方米,一些大都市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30平方米。韩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目前人均住房面积仅24平方米;日本东京人均住房面积不到20平方米。现阶段我国人均住宅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比较合适,而这一目标2000年就已经实现,之后的增量就是过度消费的部分,这部分拉动投资偏高估计能有3个百分点左右。房地产投资过度不仅直接使投资过热,而且使下游的钢铁、建材及其他相关产业投资全面过热。因此,控制投资过热,从产业上讲,就是要放弃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的做法,坚决地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房价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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