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7年齐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为了避开政治斗争，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在鲍叔牙和管仲的辅佐下逃往相邻的莒国和鲁国，第二年襄公被杀，自立为齐君的襄公堂弟无知也被人杀死，齐国一时无主，得知消息的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想回国争夺君位，为了阻止小白进入齐国，管仲便率军守候在莒国通往齐国的边境大道上，当他远远看到公子小白一行乘着马车急驰而来，张弓搭箭对准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却只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的带钩，没有伤着皮肉，但聪明的公子小白佯装中箭，惨叫一声，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死，便请求与齐国有怨仇的鲁国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接位。而此时日夜兼程赶到临淄（今山东淄博）的公子小白早已顺利地登上了君主之位，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立即派兵抵抗来犯的鲁军，结果鲁军不但一触即溃，而且被齐军切断后路，进退维谷。这时鲍叔牙送信给鲁国，责成鲁国杀掉公子纠，用囚车将管仲送回齐国，才能解除包围，放鲁军一条生路。此时的鲁国除了照办别无他法。坐在囚车里的管仲忧心肿肿，心想此去凶多吉少。结果刚到齐国边境，鲍叔牙便来迎接，进入临淄后齐桓公竟然不记前仇，任命他为国相，位于鲍叔牙之上，事后他才知道是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推荐了自己，说：“你治理齐国可以用我，你要称霸天下便要用管仲。”所以，管仲逢人便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齐是个位于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内乱不断，“国小民穷诸侯多”，民不聊生，经济十分落后。管仲当了国相以后，协助齐桓公理财治国安邦称霸立下了不朽之功。

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教化，其根本在于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为了发展生产，稳定财源，管仲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社会编组，使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各安其业。同时他十分注意为百姓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生财环境，“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即对老百姓实行欲取先予的政策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法宝。他还解释道：“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在农业生产上，他推行“均地分力”的政策，废除了西周以来劳役地租形式的井田制，实行土地出租，把土地分给一家一户的农民进行个体经营。“使民知时也……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即农民能自己知道抓紧农时季节，父子兄弟全家老少会尽心竭力，专心务农，不怕劳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管仲还规定不准在农忙时节让农民服劳役，征调牲畜，这样既保证了农民不误农时，又保证了农忙季节所需的畜力。

在赋税政策上，他首先主张公平税负，“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等级实行差别税率，即“地均以实数”。把全国土地按土质和产出分为“百而当一”、“十而当一”、“五而当一”等不同等级，折成标准耕地面积征收土地租税。其次，注意广辟税源，在城镇建立市场开征关租和市场贸易税，规定每年的春分进行纳税登记，公布税率，立夏按月核实，秋季进行稽查，岁末一次缴清。再次，保护税源，提出“审其分，则民尽力”，“归之于民，托出于民”等一系列涵养财源的措施，并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辟则惠、闭则乱”，即实行开放，不搞封闭，开放民众反而聪慧达理，封闭民众反而悖逆作乱。同时，为了鼓励“国际”贸易，他规定“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在此以前齐与东莱不相往来，实行检查而不征税的零关税政策以后，通商贾于东莱，促进了齐国与东莱的外贸发展。这与现代社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国际贸易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

管仲重视利用自然资源，为维护国家利益，保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既强调矿权国有，不容许私人染指，又提倡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由民间去开采经营。具体做法是：“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管仲还实行“官山海”政策，首创了盐的专卖制度，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对于其他手工业，管仲还设计出一个“同业聚居，父子相承”的管理方案，把行政管理、户口编制和专业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耳濡目染，互补短长，“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既保证各个专业后继有人，又促进了同一行业之间的互相竞争和发展。

管仲注意运用货币和价格政策来促进流通，调节市场，稳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主张由国家掌握其垄断铸造的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变化，以控制主要商品价格，并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而不主张直接加重人民赋税，提倡把商业经营作为主要手段取得经济收入，充实国家财政。并提出通过货币流通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增加收入。年景好，五谷丰登时，粮食为国君所占有，货币则停在百姓手中。国内的货币都聚在民间，就必然使货币轻贱而粮食量重。于是，君主就把秋天粮价低时收购的粮食用高价投放，而下一年粮食价格低时再收购上来，国家就可以获得收益。在价格政策上管仲主张调节万物的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但不强求商品价格一成不变。主张利用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控制财用，调剂物资，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服务。如提高谷价以奖励生产，用价格政策来调剂地区间的物资、同一地区的丰歉等。他说：“岁适美，到市籴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镪，而道有饿民。……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意思是说，丰年时谷贱，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反之，荒年时谷贵，每釜（春秋时的量器）涨到10贯铜钱，致使百姓挨饿。怎么办呢？国家应该有效地控制市场以稳定价格，即在荒年时组织粮食的供应与贩卖，丰年时组织收购与贮存。除粮食以外，盐、铁等国家重要物资的购销，采取由国家垄断买卖的办法。至若其他万物，则实行与生产者订立合同的办法，“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所谓立赀，就是以契约的形式定出收购的价格，开创了后世商业实行合同定购的先河，同时他对商人的诚信要求也十分严格，“非诚不得食于贾”，强调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不讲商业道德，就没有资格吃商业饭、从事商业工作。

管仲除了注意生财、聚财以外，还非常重视用财之道。首先强调“量民力则事无不浅”、“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一劝下。”也就是说要量力而行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其次强调“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用财不可以吝，用财吝则费，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也就是说过分节俭，该办的事情没办成、办好，造成返工，也是一种浪费。再次强调“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统治者要争取民心，多做兴德的事情，如“养长老，慈幼孤，问疾病，吊祸丧”，通过增加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实现“九惠之教”，旨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措施，对鳏、寡、孤、独和老弱贫残者给予抚慰和照顾，确保社会稳定。管仲还非常重视财富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认为分配关系要依礼义节制，“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背，贫富无度则失，”其中所谓“贫富有度”就是要求贫富之间要有法度，若“贫富无度”，就会造成混乱。他认为民不可太富，但也不可太贫，人若富了，就不受利禄的驱使；人若穷了，就不怕刑罚惩治。国家法令不能贯彻，人民所以难治，都源于贫富之不齐。怎样才使贫富有度呢？国家要起主导作用，实行限制和调节政策。

管仲善于用经济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对齐国周边的莱、莒等国运用贸易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莱、莒两国在当时拥有铸币所需之柴，又重视农耕，齐桓公认为两国一旦同时具备金谷，将构成齐国称霸的一大威胁，便向管仲寻求对策。在管仲的策划下，齐桓公下令先以高价买两国之柴作为诱饵，然后在齐境内铸币。莱、莒两国国君以为用自己多余的柴换齐国的重币，齐之金、币大量流向莱、莒，便可轻易吞并齐。莱、莒两国辍农而以柴换金，两年过后，齐桓公下令停止买柴，而莱、莒两国由于停止农耕而谷价飞涨至每石170钱，而齐每石仅10钱，两国百姓十分之七投奔齐国，不久，莱、莒向齐请服。

齐国经过理财家管仲多年改革，国富民强，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史载：当时的齐国“有革车八百乘”，兵员充足，军事力量强盛。不记前仇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作者为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