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24 作者:赵军 本刊记者
[大]
[中]
[小]
摘要:
回眸2005年,中国财经外交工作十分活跃:首次作为主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和亚欧财长会,应七国集团(G7)邀请,财政部长金人庆多次参加G7部长级会议非正式对话;英国财长戈登·布朗、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等国际财经要人纷纷来华访问;财政部长金人庆先后两次荣获“2005年度亚洲最佳财长”称号,这在中国财政史上尚属首次。可以说,2005年,堪称我国“财经外交年”。就此,本刊记者对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作为财经外交的参与者,如何看待我国财经外交工作?
朱光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财经外交工作紧密围绕财经工作的中心内容,通过积极的国际交流和磋商等,争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被国际社会所理解,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国际经济氛围和环境。能否熟练运用和驾驭财经外交,关系到中国整体外交战略能否真正实施,国家的最高利益能否真正...
回眸2005年,中国财经外交工作十分活跃:首次作为主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和亚欧财长会,应七国集团(G7)邀请,财政部长金人庆多次参加G7部长级会议非正式对话;英国财长戈登·布朗、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等国际财经要人纷纷来华访问;财政部长金人庆先后两次荣获“2005年度亚洲最佳财长”称号,这在中国财政史上尚属首次。可以说,2005年,堪称我国“财经外交年”。就此,本刊记者对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作为财经外交的参与者,如何看待我国财经外交工作?
朱光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财经外交工作紧密围绕财经工作的中心内容,通过积极的国际交流和磋商等,争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被国际社会所理解,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国际经济氛围和环境。能否熟练运用和驾驭财经外交,关系到中国整体外交战略能否真正实施,国家的最高利益能否真正得到保证。
“弱国无外交”同样适用于财经外交领域。20多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时我们的财长在国际财经舞台上没有地位,现在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财经政要争相要求同金人庆部长会面,财经外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这固然有金部长个人人格魅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正如金部长所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国的市场令人羡慕,世界上许多国家希望与中国交流合作。综合国力的提高奠定了中国财经外交的良好局面。同样,做好财经外交工作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有助于增强我国的影响力,有助于缓解经贸压力和摩擦,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汇率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您怎么看?
朱光耀:汇率政策的制定是一国的主权行为,别人无权干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日益增长,外汇储备迅速积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几年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移自身压力,通过各种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外部压力,我们本着积极主动做工作的精神,全面准确地宣传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6月26日亚欧财长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中强调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要遵循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三项重要原则。温总理提出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赞同。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多次表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助益不大,美国不应对中国汇率政策过多干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指出外界强迫人民币升值会产生12个不利后果,人民币汇率应由中国自主决定。财经外交的努力,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记者:“中国威胁论”有所抬头,特别是指责中国的高速发展导致能源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此中国政府的立场如何?
朱光耀:这正是我们财经外交要直面的挑战,必须针锋相对地回击。我们始终认为过去初级产品市场低价格体系对贫困国家是不公平的,价格适当上涨对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是福音,有助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贫困国家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协调。对于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的通胀压力,我们通过财经外交让世界了解到,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我们一方面消耗了一部分原材料,但另一方面,为世界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遏制了通胀。2000年以来,全球石油价格涨了近3倍,和上世纪70年代两次能源价格上涨程度差不多,但此次没有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发展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记者: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不仅要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作为一个大国,也应为全球事务出力。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朱光耀:中国领导人在重大国际场合反复强调要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关键就在于全球的财富被少数人所垄断。2004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36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9%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而80%多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占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还不到全球生产总财富的20%,所以在财富分配上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地分析,目前国际经济机构的决策权垄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现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的协调和决策机构,根据章程,这两个机构如果要通过最重大的决策,首先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占这两个机构2/3的成员国同意,二是要求85%投票权的支持,也就是占有85%的股权或者85%的份额。而美国一家现在在这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都超过17%。这说明美国一家就拥有着这两个机构的否决权。所以可以看出,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变,应该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反复强调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因。
记者:您认为“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光耀:“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无论是总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提高,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为世界所瞩目。由于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对外开发程度都很高,所以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约4%,贸易总量占全球总量6%,但中国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达17-17.5%。按照世界银行较为保守的估计,中国的GDP在“十一五”中期会超过法国进而超过英国,到“十一五”末期,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德国。中国的发展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力,综合国力的提升必然使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大舞台上有更大的话语权,从而更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订中去,世界将更加重视中国的作用和影响。
记者:“十一五”时期财经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朱光耀:我们将根据我国整体外交战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进一步加大我国财经交流合作战略的研究,深化与主要经济体、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利用好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双边贷款及智力资源,支持实施“十一五”规划、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体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是由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中美都是大国,美国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量贡献率是30%,我国是17-17.5%,国际经济学家把中美两国比喻为飞机两翼发动机,只有两个发动机协调工作,世界经济才能平稳运行,如果一个失灵或相互之间不协调,都会导致危险。经过这几年的实践,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即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之间对抗不利。在财经外交中要讲明白中国经济发展会使美国受益。中美之间经济依存度相当高,保持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利,双方都经不起贸易大战。但经贸摩擦会成为常态,这更要我们加强工作。知识产权是双方利益的体现,但要向他们讲明任何国家法律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我们一定会履行承诺,但要符合中国国情。
二是处理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关系。东盟10国是我们最重要的邻国,且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把东盟看作一个整体,要不断促进同东盟的友好合作、经贸往来,共同分享区域合作的成果。东亚合作要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我们现在的设想是以“10+3”为核心,以东亚峰会为外围,制造一个整体的东亚合作机制。在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东亚人民,实现我们亲邻、安邻、睦邻、富邻政策。
三是要处理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目前世界上共有144个发展中国家,可分三类:第一类经济基本上接近发达国家;第二类人均国民收入在8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这也是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部分;第三类是最不发达的、急需国际社会援助的49个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不同、政治文化制度也各有特色,所以我们同他们之间也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财政》的专访,最后请您谈一下对财经外交宣传的希望。
朱光耀:党中央、国务院对财经外交的宣传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G20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向全球转播,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是合作的发展”,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处理国际事务问题上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主张。胡主席的重要讲话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对财经外交的宣传不局限于对外,对内宣传也十分重要。要让广大财经工作者、企业经营者了解财经外交工作。比如我们为保护民族工业,保护本土企业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保护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但要让企业家明白,任何保护都不可能长久,终归是要面向市场竞争的,在竞争中,使我们的企业更具活力,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强盛。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