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03年的33.2%。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服务业的发展仍相对滞后，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存在巨大潜力，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从“十一五”开始，我国服务业有可能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在GDP中的比重将得到较快提升。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点低、总量不足、竞争力差

——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861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88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809万人，净增16919万人，几乎是同期第二产业净增从业人员的两倍。但中国服务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33%左右，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水平。

——区域发展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东西差距明显。在直辖市中，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是东部的上海市（16959元），是西部重庆市的6倍多。在各个省份中，东部浙江省的人均增加值最高（6714元），是西部贵州（增加值最低的省份）的6倍。从东部看，北京和上海服务业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河北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较为明显；在中部地区，黑龙江的增加值高于其他地区，而安徽的增加值最低；在西部地区，新疆和西藏的增加值高于其他地区，贵州的增加值最低。

——大部分地区服务业的经济效益不太明显。从服务业企业所得税率看，北京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为11.81%，这可能与许多机构的总部都设在北京有关。此外，上海、广东、浙江等省的所得税率也较高，说明这些地区服务业的经济效益较为显著。在东部地区，税率最低的是河北省（0.87%），其他省份除北京、上海外相差不大；在中部地区，吉林、安徽等省的税率较高；在西部地区，税率最高的是云南省，税率最低是青海省。总的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服务业企业的所得税率都较低，说明服务业的经济效益不太好。

——中西部地区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与经济水平呈现出不一致。中部地区的山西和内蒙古的新兴服务业发展程度很低，特别是山西，其指标比西部的青海和宁夏都低。而中部的黑龙江和西部的重庆市，其指标却较高，基本接近了东部一些省份。从全国看，在东部地区，广东的指标要高于江浙两省，是所有省份中最高的；从中部看，山西的增加值最低；在西部，重庆人均新兴服务业增加值最高，贵州最低。

总体上看，在绝大多数商品都处于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服务产品却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路难行，病难看，买票排队，交费排队……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折射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从当前我国服务业来看，长期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国际竞争力不高等矛盾，运输、仓储、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而金融、电信、房地产、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不足。此外，服务领域狭小，服务水平不高，也是我国服务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当前就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这些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要把大力发展服务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专家指出，我国服务业如不加快发展，有可能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瓶颈。

影响服务业发展缓慢的几大因素

1.总量增长缓慢与结构性缺陷两种矛盾相互交织，共同制约服务业增长。服务业增长缓慢，从结构上看，主要是结构层次落后，缺乏明确的主导产业带动。总体而言，虽然近几年服务业内部结构有所改善，新兴产业有一定的升级取向，但还没有成为产业增长的主体，传统部门和一般产业仍是带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与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仍然占服务业的42%左右，与发达国家服务业产业结构差距较大。同时，与现代产业紧密相联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市场调查、专业服务发展不足，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关联程度较低。主体行业出现下降态势，整个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2.体制因素制约。一是一些服务行业存在限制进入和垄断现象，导致服务供给质量差、价格高，抑制了需求。特别是服务业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活力不足。二是由于就业压力，许多企业将本来应该由专业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活动长期内部化，以达到安置富余职工的目的。例如仍有60%左右的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和50%左右的国有工业企业拥有自己的车队，效率低而成本高，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三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抑制了对服务业的需求。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而是为未来进行储蓄。

3.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因素。就政策性因素而言，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偏重于鼓励投资而不是鼓励消费的倾向仍然存在。从认识上看，长期以来，由于受非物质生产劳动不创造新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对服务业的发展重视不够。服务业信用度低，也抑制了相当一部分消费需求。

4.服务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我国制造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明显高于服务业，特别是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高，外资对制造业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服务业，提升了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相对降低了服务业的比重。

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据专家分析，我国服务业在以往的25年里增加值年均增长10%，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升到2003年的32.3%，但这一比重不仅大大低于64%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如果我国的服务业能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GDP将至少增加12%，以2003年的GDP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4万亿元，也就是说，服务业在近几年内将有1.4万亿元的巨大发展空间。

1.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客观上要求生活性服务业有一个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服务性支出将是居民消费支出的重点。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尽管增长较快，但因基数小、比重低，促进城镇居民服务消费的空间十分巨大。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约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左右，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按2005年将城镇居民服务性支出比重提高到30%测算，2002-2005年将年均增加消费需求约190亿元，拉动经济增长0.18个百分点。

2.服务含量高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新的需求热点。在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仍很明显的情况下，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承载力量仍是近40%的城镇人口。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分析表明，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为37.1%，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消费结构已经基本被取代，而以教育、居住、通信、文化、卫生保健的发展型、享受型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2004年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将极大地拉动服务消费的增长。

3.城镇化进程加快将推动服务业发展。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集中地，我国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85%。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制约城镇化进程的体制与政策因素的逐步消除，我国城镇化进程会继续加快，将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一些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形成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用于此类消费需求的收入比重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今后几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会增强人们即期消费的愿望和能力。

5.四大服务领域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我国传统的服务业几乎饱和，而新兴的金融、物流、旅游和中介服务业等四大领域的比重仅占全国服务业的不到30%，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且直接与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就拿流通业来说，我国已有三四百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社会物流的总成本占GDP比重高达20%，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现代物流业如果不能够迅速崛起，将直接动摇我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再说旅游业，据预测，2020年我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首位旅游目的地国，在世界旅游市场中将达到8.6%的份额。但我国2/3的旅行社仍然处于传统的手工业化时代，规模效应普遍不高，资源无法共享，抑制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从战略高度重视新型工业化建设中服务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问题。要从观念上消除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等同于工业发展的片面思想。新型工业化必须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未来几年工业化继续推进的过程也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说，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增长要求以不低于8%速度推进。所以，必须在宏观发展战略方面及早规划，及早体现，综合运用产业发展政策，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

2.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大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力度。要加快铁路运输、电力、有线通讯、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放宽金融、保险业经营限制，放宽教育、卫生、文化、中介服务的资格限制，改革服务业的定价收费和管理体制，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完善服务业市场的运行规则，加大市场准入制度改革与开放力度，营造公平、规范、快捷、有序的市场准入环境。

3.以调整和优化结构为重点，加强服务业总体政策与部门政策的协调。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战略性服务业，包括产业服务业和教育等战略基础产业，培育服务业增长的主导力量，而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推动服务中间需求产业结构地位的上升已是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4.制定适当的政策导向，加快服务业发展。应制定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从转变观念、规范行为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加以引导。应加大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及时清理和废除抑制消费的政策，制定更加积极的消费政策。进一步规范服务业的行为，重点是规范服务和诚信服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在一些行业加快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和服务标准制定。有些服务行业的发展需要政策的适当扶持，特别是一些原先由财政负担的事业型、福利性服务单位转向企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需要付出一些改革成本，以加快其进程。对一些吸纳就业能力强、从业人员投资能力弱的小型服务企业，需要制定优惠鼓励政策，在税收、用地、资金等多方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