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25 作者:龚丽春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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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显示了国家对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势所必然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近期来看,它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
(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巴西、阿根廷这样一些“拉美模式”的国家。虽然人均GDP都达到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会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出现流血冲突。原因就是社会两级分化,中等收入者不占主流。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人口的80%以上,所以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社会却不会出现大的震荡。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
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显示了国家对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势所必然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近期来看,它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
(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巴西、阿根廷这样一些“拉美模式”的国家。虽然人均GDP都达到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会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出现流血冲突。原因就是社会两级分化,中等收入者不占主流。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人口的80%以上,所以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社会却不会出现大的震荡。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中等收入者占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开掘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增长,从而使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社会的经济活力来自消费,而社会消费的主体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是带动社会消费的领头羊和主力军。中等收入者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不再满足于“穿有绸,吃有肉,住有楼”的基本生活,而是向往更健康、更优质、更快乐的生活。中等收入者大部分是白领阶层和知识阶层,他们消费观念开放,追求新潮时尚。他们敢于消费、善于消费,是信贷消费的主体。由于比较效应的作用,中等收入者的消费下可带动低收入者的消费,上又可以促进高收入者消费。这样产生越来越大的消费需求,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向前发展。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先进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等收入社会群体,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养和文化素养,他们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是先进文化的消费者和创造者。虽然有钱并不代表就有文化、有情趣、有品位,但收入和文化消费的能力是成正比的。文化消费能力和消费者本身的文化素质则是一对“隐形伴侣”,形成了在矛盾中互相制约的格局。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来谈文化消费,就没有“饿着肚子谈风花雪月”的唐突了。总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途径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其实质就是不断地将广大的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转移,增加他们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一)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其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社会财富增长,单纯地谈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健全市场机制,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一种公正、公平、公开、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是公开竞争的经济,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地方保护主义,政企不分,分配方式比较单一,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等。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努力实现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国家监督指导的企业管理目标,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一种公正、公平、公开、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2.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促进社会充分就业。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载体。一个社会只有尽可能地降低失业率,做到充分就业,才可能逐步缩小低收入者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真正做到共同富裕。民营企业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注册登记的企业不到700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的企业个数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属较低的水平,一方面是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更多的是受政府审批的影响。在我国办企业的审批环节平均达20个,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达程度。因此,我们必须珍惜、重视、扶持、发展民营企业,从而发挥民营经济应有的作用。
3.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加入国际经济大融合。中国加入WTO使经济全方位地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相连了。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被动地去应对世界经济的融合,而应该积极地、务实地去面对,要按照WTO的规则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战略决策。这是我国面临的经济大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把握得好,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一次新的腾飞,就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想,也就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奠定了良好的、现实的物质基础。一旦错过或把握不好,就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促进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据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教育回报率大约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就会增长6%至7%,这个水平已经接近欧美国家。
目前,我国还有5%的青壮年是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为85%,大学入学率只有11%。全国有八亿农民,所受教育普遍不高。教育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成了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从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一个瓶颈。
1.加大投入,使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占到GDP合理的比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然而,教育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据专家测算,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必须达到该国GDP的4%,才能满足该国教育的需要,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良性互动。
2.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是企业生产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此,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至关重要。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主体有三:即政府、企业、民办。这三种办学方式的具体目的、对象和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教育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知识的“保质期”越来越短,淘汰率越来越高。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爱学习、尊重知识的氛围。一个人如果不及时进行知识更新,那么,其有效知识量和知识结构就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边际贡献率就相对较低。只有树立终身学习观,并且付之于实践,才能使自己的知识“永葆青春”。
(三)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是人口大国,八亿农民所受教育普遍不高,人均资源相对匮乏,农业落后,农村贫困,农民收入普遍较低,而且增收困难。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一句空话。
1.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我国农业还是以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小,产量大、收益低。农业缺乏特色,质量较差,经济效益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只有以市场为导向,及时调整农业结构,运用先进技术,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特色农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才能使农民脱贫致富。
2.不断完善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促使农村从自然经济向集约化发展,农民土地联产承包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意义巨大的改革,彻底解决了长期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大锅饭”问题。但农民土地联产承包制的社会基础还是一种“小农经济”,广大农村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农村劳动力劳动效率普遍较低。只有实行制度创新,使农业生产集约化,才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增加农民收入。
3.加大城市化发展步伐,调整农村结构,转移农民。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城市化水平较低。这同样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潜力很大。城市做大了,居民增加了,就会产生相应的消费需求,这样,第三产业就应运而生了。第三产业是承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体,不仅直接可为农民增收,还可提高城市化水平,使农民变市民。
(四)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加快分配制度改革
1.坚持按效率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按效率分配,实际上是按能力、按人才资本能力及其贡献分配。我们现行的按劳分配,还没有真正拉开档次,拉开差距,还有平均主义的影响。在我国现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只能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决定了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经济利益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各不相同,市场机遇难免有差别,对社会经济建设贡献的大小也不同,由此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就会有差距。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拥有优越的主客观条件,较好的市场机遇和贡献较大的那部分人,必然获得高收入而先富越来越多,就是按市场效率要求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果。
2.加强调节,促使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合理。由于市场按要求效率分配,其结果必然有一部分人成为低收入者。对于低收入者,一方面我们应当打破各种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尽可能地帮助提高增加收入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于过高的收入者要加大税收调节的力度。同时,尽快出台遗产税征收政策,遗产税不仅可以调节高收入者世代相袭,避免更多的食利阶层产生,消除社会消极因素,而且可以直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培养更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使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合理。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国迫在眉睫,而又任重道远的历史性任务,它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稳定,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而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的需要。我们必须正视它,认真研究它,努力解决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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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