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强劲回升势头，尤其是投资、出口、工业生产和金融等多项指标增速为近年来最高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有观点认为投资高增长造成生产资料瓶颈，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苗头，宏观政策导向应避免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实际上正处在由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向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阶段，是在实施多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自主性增强的集中反映，并不存在过热现象。今后一段时间内，应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把就业、再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突出地位，维护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从物价回升力度看，我国经济尚未出现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是指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导致物价水平持续、全面、大幅度的上升，是经济供需矛盾最直接、最突出的反映尽管今年上半年物价水平延续了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向上走势，但短期内物价回升力度有限，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生产资料价格等价格先行指标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受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和投资增速加快引发中间产品需求增加的影响，从去年11月开始，原油、钢材、部分有色金属等价格大幅上升，带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并在今年3月份达到最高值8%。随着美伊战争结束及联合国取消对伊拉克制裁，国际原油价格逐月下跌，我国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明显放缓，第二季度三个月的涨幅比3月份分别低0.2、1.9和2.6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是消费价格的先行指标，一般先行1—3个月，生产资料价格回落预示未来几个月消费价格涨幅会趋慢。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没有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消费品价格水平没有出现普遍上涨趋势，说明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虽有所缓解，但摆脱通货紧缩的基础不稳定，根本谈不上经济过热。今年头6个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0.6%，其中受非典和蔬菜季节性价格上升的影响，食品价格上涨了2.2%，食品以外的其它七类消费品中只有住房、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这两类价格分别上涨1.4%和1.3%，其他五大类消费品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没有传导到消费价格上，一方面说明即期居民消费需求仍显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缓慢，意味着收入不断向资产所有者和经理层集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未来消费动力不足。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仍存在通货紧缩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3年4月份公布的一份关于通货紧缩的研究报告指出，1997年以来，35个工业国家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落在负增长区间的概率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日益严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50%，多数可贸易品的价格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日益严重的条件下，我国可贸易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小。由于外资大量流入和高达3400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可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也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

垄断服务行业的改革，减低了部分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压力。“十六大”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竞争，减轻了垄断行业价格上涨的压力。今后垄断行业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拉作用不会明显增强。

从资源利用和增长持续性来看，经济未出现过热

经济过热也一般表现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资源供应紧张和要素价格大幅上升。从资源利用和增长持续性来看，目前我国经济还不能称之为过热。

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现实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潜在增长率，是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时的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同的机构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都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7%～10%之间。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对经济资源利用的程度来看，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远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利用程度偏低，就业压力不仅没有减缓，而且日趋严峻，就业弹性持续下降。上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4.2%，比2001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若加上农村隐性失业人口，这一比例将更高。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程度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另外，从资本投入来看，虽然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较快，但金融机构存贷差依然呈扩大趋势。截至今年6月底，各类金融机构存贷差达到4.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净增0.9万亿元。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在大量科技成果得不到转化的同时，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因得不到技术支持而生产设备落后，产品质量、档次、性能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

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不稳。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还要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如何。如果经济增长仅在几个月走高接着急转而下，只能算是经济剧烈波动而不能说是过热。从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或前景来看，支撑经济继续走高的因素并不是很多。在消费方面，尽管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部分城镇居民住房、汽车、旅游、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教育和文化体育休闲等新消费热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但这些消费热点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到20%的消费群体中，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考虑到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等原因，短期内消费要实现高增长是不太可能的。在出口方面，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组合、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等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出口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投资方面，虽然上半年投资增长达到近10年来最高增速，但目前企业设备更新投资较快增长有结构调整的性质，是对前几年设备更新投资过少的弥补。另外也与地方政府加快城市化建设密切相关。但不管投资增长多快，都属于中间需求，其所创造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如果没有最终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的支撑，其价值就得不到实现，这种高增长也不会长久持续。

从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看，近期不会出现总体过热

从引发经济周期的体制因素来看，我国经济近期内不会发生总体过热的情况。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根源在于投资和消费的剧烈波动，如1993年—1994年的经济过热就是典型的由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所引起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我国总投资和总消费受市场约束越来越明显，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减弱。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约束，加之商业银行为防范风险、加强信贷管理，国有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的投资理性化程度有所提高。非国有企业由于其天然的市场化特征，投资风险与效益意识较强，投资内在约束机制较强。所以从总体看，社会总投资的盲目性减少、波动性减弱。从总消费的角度来看，随着国有企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改革的深入，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幅放慢，消费预期减弱等，使消费需求呈现平衡增长态势。

从去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是我国自1998年以来采取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性结果。由于这轮经济周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启动期和调整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和自主性增强，既不存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也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国民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仍将保持较长时间。

部分行业的高增长以需求为依托，不会引发经济过热

不论是认为经济已经存在过热的观点，还是认为经济存在过热苗头的观点，主要理由在于当前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如房地产、汽车、钢铁等）增长过快，行业风险持续加大。但我们认为，今年部分行业供应之所以出现短缺现象，并非经济过热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增长需求约束”假设的前提下，对部门行业实行限产保价，原有供求条件下的资源供给适应不了当前经济扩张的需要。实际上，我国生产要素总体上供应充足，只要不再沿用传统的计划手段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一旦市场需求出现上升的信号，供给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经过一段调整周期后，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和供给不足的局面不难改变。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总体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生产要素供给可以支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当前经济发展不存在引发总体过热的现实条件。因此，目前不宜出台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措施，而应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就业、再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大功夫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为了尽量延长新一轮经济扩张期，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力，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及时调控，努力使国民经济运行水平向潜在的增长率靠拢。

一是调整银行监管考核指标，规范商业银行经营行为。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与商业银行刻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有关。今后，在继续要求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增加利润、加快公司化改造的同时，应当注重减少不良贷款的总量，强调防范风险和增加透明度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尽快出台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相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我们认为，目前是出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方案的最佳时机，这对于树立政府形象、稳定消费者信心、促进消费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调控投资增长，减少行政干预。今年各地投资增长热情较高，出现一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现象，对此国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措施，而应制定规范合理的条例法规，用市场办法引导投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市场自动纠错的作用。如制定多种行业发展规划，定期公开披露行业信息，引导企业投资健康发展。对国家重要行业建设制定合理的质量、技术、环保、节能等行业准入标准和门槛，各种投资主体只要符合标准便可进入，减少行政干预。要从批租土地这个源头入手，严格控制各级地方政府随意出让土地的行为，防止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和房地产开发过热。对各类经济园区和开发区进行整顿，一定要与解决农民就业和生活问题相结合，不能再走发展工业、牺牲农业的老路。

四是适时出台工业经济反哺农村经济的政策，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消费水平低。要促进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消费不足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仅从农村这个小圈子来找方法，因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不在农村本身，而在于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两极化，因此，必须出台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应从牺牲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经济转变为城市或工业经济反哺农村经济。200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经济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重点应当是采取财政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建设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投资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