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韩国君主韩昭侯执政，凡事概决于法，慎赏明罚，赏罚分明。有一天，韩昭侯喝醉了酒，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有一名典冠（专门负责管理王冠的侍者）怕他受凉就给他盖上了衣服。昭侯醒来，看见身上的衣服，心里很高兴，问身旁的人：“谁给我盖的衣服？”回答说：“典冠。”昭侯听了之后，反悦为怒，既惩罚了典衣（专门负责管理国君服装的侍者），又惩罚了典冠。其理由是：典衣失职，典冠越权。

作为一代封建君主，韩昭侯能做到如此崇尚法治，主张“治不逾官、事不逾矩、依法而治”的法家思想确实值得称道。

首先，循名责实，事断于法。也就是赏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昭侯身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事无巨细一概以法决断，尤其行赏施罚，不仅闻其名而必察其实，无功不赏，无过不罚。披衣之事，昭侯先向在场人问明情况，再分清责任，以典衣、典冠违反职责的行为为事实根据，以其各自担负职责的制度规定为准绳，依法定过施罚，分别惩罚了典衣、典冠，决不因身边人的服侍取悦而废法。

其次，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有授权必须为。典衣、典冠侍奉君侧，行使的是一种职务上的权利，履行的是职务上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来自于王法的授予，凡未经授权者安得管理君主衣冠？既经授权，典衣、典冠随之有了管理君主衣冠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典衣、典冠必须守职尽责。在这里，他们履行的是公务，行使的是公权利，公权利不可等同于公民的私权利。从法律上讲，凡没有禁止的私权利，公民皆可以为之，且允许自由处分，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作为公权利（如今人所说行政权力）则必须为之，不得自由处分，不可越权而为、弃权不为。对典衣、典冠的违职行为，昭侯依律进行了相应处罚，可谓罚当其过。

第三，明确职责，各负其责。为了加强统治，有效管理，历代国君对行政机构的组织和管理活动均注重实行各级各部门间、各部门内部职能机构间、各级及同级官员间的职、权、责的分工和协调，并由法律明确规定。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定编、定岗、定责，力求人有定事，事有定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职、权、责分明，职、权、责相称。一定职位既不能有权无责，也不可有责无权。在昭侯看来，典冠既非管理国君服装之职，便无管理国君服装之权责，其行为就是越权；对于典衣来说，既为管理国君服装之职，就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否则就是失职。昭侯通过对典衣、典冠分别论责处罚，想必也达到了警慑各级官员恪尽职守.不得越权失职、滥用权力的目的。

昭侯施罚，对我们现在依法行政有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