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地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面积大、人口密度小、民族成分多、自然资源丰富。其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而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6%，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7%。牧区、半农半牧区草原面积占全国的75%，森林面积占42%，森林蓄积量占51%，水力资源蕴藏量占66%。而由于历史、自然等多种原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8年GDP仅占全国的8.9%，财政收入占9.4%，主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维持正常运转。但从另一方面来观察，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

（一）陆地边境线多数已经界定，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我国陆地边界2万多公里，其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135个边境县中有109个在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边境边界没有完全划定，很多边境地区一直处于“前线”状态，守护边疆的任务更重一些，很难集中精力进行大规模投资搞经济建设。加之历史“欠账”多，基础差，经济、科技人才少，又远离市场，难以发展，至今仍有国家或省扶贫工作重点县74个，占边境县总数的55%。在529个与邻国接壤的边境一线乡镇中，仍有绝对贫困人口110万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益稳定，国家安全有了更好的保障，沿边民族地区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谋划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二）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着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东部沿海向内地和西部延伸、从南部向北部扩展。除了较早开放发展的珠三角、长三角之外，涉及东盟诸国的泛北部湾经济圈、有俄日韩朝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圈、内蒙古与蒙俄的经贸合作、新疆与中亚五国日益深入的经贸联系、滇缅边境贸易的发展等等，都表明我国全方位开放与合作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新机遇。在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中，属于“边”的地方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都处于海边，航海为贸易提供了便宜的运输手段，是不同文明交往的通道。随着陆上运输和航空业的发展，陆地边境地区成为国际运输、贸易、交流的交汇点。如处于中俄蒙交界处的满洲里，占据了边贸、国际旅游的优势，因而发展很快。我们需要转变过去“边”必然“穷”的传统观念，及时抓住新的机遇，加快发展。

（三）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比较而言，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民族地区过去长期处于准备阶段，现在则处于蓄势待发阶段和刚刚起步阶段。今后，民族地区可从边境贸易人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合作，广泛深入开展经贸、投资合作，不仅可以建立稳定的经贸关系，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本地区的发展寻找新的条件和机遇。

（四）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是资源优势。民族地区多处在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有绵延辽阔的草原、荒漠和地势过渡地带的山区，全国生态建设规划中的四个重点地区和四项重点工程全部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现有79个国家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85%以上。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22个限制开发区域，民族地区有19个。尽管民族地区多处在国家限制开发区域，其生态保护的任务特别繁重，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生态脆弱地区的丰富资源不等于不能进行合理开发，只要选择合适的产业和合理的路径，丰富的资源同样可以在保护而不破坏生态的条件下带来丰厚的收益，创造出巨额财富。其次是政策优势。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国家针对民族地区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和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这对起步晚、市场化程度低的民族地区来说，同样可以后来居上。例如2000年国务院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就是政策优势的重要体现。还有区位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开发特色产品与区位优势密不可分，尤其在特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方面特别显著。如内蒙古乳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其位于大草原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

从战略上看，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今年10月16日，在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暨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国家正在研究制定新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这也正是在对处于西部的民族地区发展新形势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思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财政的视角来看，还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探讨，创新理论，进而指导实践。

（一）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起跑线不同的关系问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又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的前提是起点相同。事实上，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等边疆地区，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晚，起点较低，进程较慢，程度较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显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因此，既要强调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又要看到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否则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还可能拉大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所以，民族地区财政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竞争起点不同的问题，探讨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等手段，加快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二）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协调发展不是同步发展。先富的目的是共富，先富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利用有利条件，先发展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路子。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思想的精髓。中央财政要支持条件好的地区率先发展，通过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之后，东部地区再支持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太大，先富地区也会受到影响。几十年来，各民族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防、发展生产等方面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从根本上说，没有西部和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就没有全国的发展和稳定，没有西部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目前，加快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加大先富地区帮后富地区的力度和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促进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西部和民族地区既是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全国2/3的石油可采储量、83.9%的天然气储备、38.6%的煤炭储量、23.9%的铁矿石储量在西部地区，全国76.85%的水能资源可开发量集中在西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气候差别明显，动植物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绚丽多姿、富有魅力，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商交融的历史悠久璀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形成了极具开发价值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总之，西部和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矿产、土地、水、旅游等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开发潜力很大，这是西部和民族地区形成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的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在拥有大量资源的同时，西部和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左右的贫困县在西部。西部民族地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侵蚀面积的83.3%，西北五省区和内蒙古是我国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除四川盆地外，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大，环境保护的难度也更大。西部和民族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区。其生态环境状况如何关系到我国全体居民的生存质量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空间。搞好西部和民族地区特别是长江、黄河源头和上游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协调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不仅对西部和民族地区而且对全国生态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四）造血与输血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给予了多种倾斜政策，不断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1955年起，中央财政就设立了“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设立了“民族地区机动金”等专项资金，并通过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政策，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1988年，中央财政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5个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青海等3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实行财政递增10%的定额补助制度。1994年，国家实施以分税制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政策全都保留下来。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2000年起中央财政对内蒙古等5个自治区和云南等3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以及其他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建立了针对民族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实行政策性倾斜。另外，全国各省市，尤其是东部发达省市通过结对帮扶的形式也对民族地区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可以说，对民族地区的“输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仅靠“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因此，在继续“输血”的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要研究如何帮助民族地区增强自身“造血”的能力。通过“输血”改善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通过“造血”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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