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遂公盨、早期古城寻迹财政税收起源

河北经贸大学  曹琳

我国最早关于税收的记载是在《尚书·禹贡》中：“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即大禹划分九州、循山开路、疏浚江河，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贡赋标准。对《禹贡》这篇文字，近代学者多以为是托古伪作，成文时间很晚，但铸造在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却清楚铭记并印证了这段记载，其内底10行98字的铭文开篇为：“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铭文中“差”“地”“遂”等字都有争议，但记述了大禹治水分九州而征收贡赋的古史，则大体无误。

对于缺乏文字发现的上古史而言，我国早期文明中财政税收何时产生、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一直处于争议和推测之中。通常认为，在原始社会，氏族内部成员共同参加公共事务，就同参加生产劳动一样，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时，用一部分剩余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仍然属于直接产品分配包括在一般经济分配之中并未独立出来。因为不存在单独的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再分配，所以严格来说，也就不会有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税收存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或氏族）行政事务逐渐增加，首领逐渐脱离生产，同时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所有这些非生产人员，以及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必然产生对社会产品的更大需求，而这种需求只能源于部分剩余产品并通过部落组织集中分配来得以满足，或者以氏族成员共同提供劳动来实现，此之谓力役，或者通过自愿贡献一定数量的物品来实现，此之谓纳贡。由是，原始的财政税收关系便逐渐产生。

国家的“国”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其意是指“筑城而居、执戈守卫”之地，所以有“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的说法。基于考古学证据，从早期部落环壕到大型城邑的产生，显然都与公共需要有关。随着城市空间扩展，服务于城市的公共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的布局规划越来越严密，功能区划分越来越清晰，其所需耗费的人力与资源的获得方式、对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公共支出途径都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描绘财政税收萌芽时代的大致轮廓也因此成为可能。

7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尤其在庙底沟时期，有些大型聚落如临潼姜寨、秦安大地湾和灵宝西坡已经出现环壕，如灵宝西坡聚落大概是40万平方米，成组分布的房屋所围绕的中心位置，是室内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些“大房子”并非一般居住空间，而是社群对重大事务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公共议事场所，在聚居区周围还有环壕这种公共防卫设施。考虑其建造所需的社会组织能力，这已意味着集体权利开始形成，财政税收的关系也逐渐萌生。

到仰韶时代晚期，5300年前的黄河流域，人口大量集中于某些中心聚落，而这些都邑性聚落往往拥有多重环壕，如位于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有三重大型环壕，而在聚落中则开始出现分区规划的布局：中心是高等级大型院落（宫室）基址和大型中心居址，周围分布以围垣划分的功能区，并与交通道路系统结合。这种规划建制强调的是秩序和规范，可以视作公共事务管理和集体权力进一步发展。

大约同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出现了城邑，古城有内外三重，中心位置是人工堆筑的莫角山宫殿区，外围是三百万平方米的内城，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连续工作，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城的出现，明确显示出社会结构由简单进化到复杂，并与公共权力发展的高级形态——国家的出现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原始国家的社会共同需要至少有以下方面：其一，用于祭鬼神等原始宗教活动的社会集体需要；其二，用于兴修水利、开筑道路等公益事业的需要；其三，对外防御和战争的需要；其四，氏族社会执行共同职能的人自身消费的需要。从氏族集体组织到国家机构，对生产剩余从一般经济分配转变为具有满足上述需要的再分配，标志着原始财政已经产生。2010年，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东坡发现一个灰坑，里面是大量炭化稻米堆积，有2到3万斤之多，而且这些稻米并非来源于同一个地方，说明这是一个城市的粮食储备；2017年，又在池中寺的台地发现36万余斤炭化稻米遗迹，所在区域应是专门的粮食仓储区。但良渚古城内却并未发现任何水稻田的迹象，这说明居住在城内及外郭的人并不从事水稻生产，这些稻谷应是由古城郊区的居民和良渚遗址群外的居民提供。古城大概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当时应已产生了类似贡赋的制度，粮食的储积应是来自广阔区域内对王权的贡纳。换句话说，国家文明的形成，需要财富的聚集，而只有根基于发达的农业生产、经由贡赋系统聚集起来的财富，才能支持国家大规模的公共事务建设，也支持着国家的存在。

到了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逐渐崛起，如神木石峁宫城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米，是已知同时期最大的城址，其所需动用的劳动力资源远远超过本聚落人群，标志着北方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再如陶寺遗址的仓储区或称窖穴区，1000多平方米内都是直径5—10米、深度4—5米左右的坑，每坑可储粮20万斤左右，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古国时期的粮仓窖穴设施。陶寺周围有农田，但考古学家们认为城市中的居民最主要还是消费仓储区的粮食，再次证明了国家税收、备战备荒和再分配的制度保障已在初步成型。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即二里头，从此一个强势辐射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城，具有整体严整有序的规划。它在年代上大体属于夏代晚期，而在河南周口时庄，则发现了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大规模地上粮仓城，58座粮仓建筑在5600平方米的台地之上，周围有夯土围墙，其方圆150平方公里范围内还有13处同时期聚落，但仅有它是功能专一的仓储聚落。粮仓城的出现，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管理模式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材料，“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的文献记载也有了可以参照的依据。之后，随着早期国家的发展，财税制度逐渐演进、成型。

诚然，现有的历史遗存尚不能形成充分的证据来展示原始国家财政税收的具体运作模式，但在缺乏文字发现的时代，这些历史遗物与遗迹还是能够为我们追寻我国财政税收的起源提供一些启发、思路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