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环境治理需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切实保障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治理，公众参与逐渐成为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主要有司法诉讼、媒体曝光、环境信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等（涂正革，2018）。其中，公众通过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参与环境治理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环保问题关注度的日益提升，环保领域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数量逐年增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深入调查民意、获得公众支持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和提案，并经审查立案后由承办单位办理，在更高层次上反映各界认识和公众偏好（赵永亮和杨子晖，2012）。由此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环保建议和提案是否有效发挥了环境治理作用？有关环保建议和提案的制度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学领域，研究者基于地区层面指标，探讨环保建议和提案对地区环境污染及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但由于缺少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难以揭示环保建议和提案效应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

基于此，本文根植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背景，运用公共价值理论构建公众与政府协同环境治理的分析性框架，并以每年与环境相关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刻画各地区公众民主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度，考察多主体参与在环境治理实践中是否能够形成协同合力，推动企业改善环境绩效。

二、主要内容

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和检验公众与政府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正向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机制检验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加强污染监督和资源支持来促进辖区内企业改善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还会受到政府回应动力和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官员政治竞争力越强和职业生涯越广阔的地区，政府回应动力越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在市场化程度和信息技术水平越高的地区，政府治理效率越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

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有：首先，公众通过环保建议、提案参与环境治理能够推动企业改善环境绩效，这说明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机制发挥了重要的环境治理作用。因此，可以进一步完善代表、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地方环境监督中的作用。其次，可以采取硬约束方式设定地区环保目标，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提高政府回应动力。如增大节能减排指标、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等具体环保措施的考核权重。最后，应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如加快培养信息技术专业与环境治理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加强与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吸引其加入数字政府整体规划和实施过程，在数据开放、方案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推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开发应用等。

三、研究贡献

第一，融合交叉学科思想，构建一个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共治模型，拓展了传统环境治理分析框架。现有的多主体治理分析框架主要关注企业环境行为的合法性，将公众的环境治理作用局限于向监管者传导污染者信息。本文基于公众、政府及企业三方共治框架，探讨公众参与如何通过地方政府影响辖区内企业的环境绩效。以往文献发现传统的环保来信、来访等渠道的治理效应不显著，发挥的监督作用有限（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韩超等，2016；屈文波和李淑玲，2020），而本文发现，公众可以通过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推动政府加强污染监督和资源支持力度促使企业改善环境绩效。这说明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效应与公众参与方式相关，且这种治理作用能够通过政府回应渠道来实现，丰富了多个学科领域文献。

第二，探究公众参与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差异提供合理解释，亦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从政府回应动力和治理效率两方面，探讨了不同情境下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仅丰富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微观效应研究，而且还为完善地区多主体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