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和反复给世界经济恢复带来了严峻挑战，加剧了国际风云多变，带来了世界经济重构和全球性产业重组，各种变局交织下新规制的提出，将对总体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和潜在影响。对此，我们就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善用国际资源、引导国际规则、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等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构想。

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提高生产率、实现包容性增长以及适应时代重大变革的关键，支持抗击疫情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对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抬头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反复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我国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冲击；而绿色低碳发展、数字经济转型等又为提升我国中小企业竞争力带来活力和新  机遇。

（一）不利影响。国际环境变化使得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多数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汇率、通胀风险加大，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进一步压缩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出口增量不增收”，很多中小企业有单不敢接；有的中小企业或因供应链和贸易链受阻，出口不畅或陷入停工待料境地，生存举步维艰。

贸易摩擦加剧。一是“断链”风险。调研显示，因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相关国家限制关键技术、芯片等核心零部件出口，我国新能源汽车、汽配、新材料等中小企业或多或少存在断链断供风险，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生存十分艰难。二是进口关税提高。中美贸易摩擦使得部分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关税提高幅度较大，很多参与调研中小企业反映因关税提高，企业成本激增，但因无议价权，企业利润空间收窄或陷入亏损或半亏损边缘。三是非关税壁垒增加。调研中一些中小企业反映外部环境趋紧后，美国、欧盟西方发达国家跟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环保等条件，致使产品无法正常出口。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带来系统性压力。一是产业链中下游经营困难加剧。受发达国家货币严重超发、垄断大宗商品价格定价权和全球供需缺口扩大等多重因素影响，铁矿石、铜、铝、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创近年新高。近期国家采取各项措施抑制价格上涨，但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处于产业链中后端的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普遍剧增，利润增速下降。二是通胀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但消费恢复总体不足等因素影响，2021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剪刀差”起起伏伏，一度创历史新高，扩大到12个百分点，12月份收缩至8.8，仍处于历史高位，产业链中下游企业仍在苦苦支撑。三是电力电煤保供压力巨大。受“双碳”政策和能耗控制导致煤炭主产区产量不增加、进口煤总量偏少等叠加影响，煤炭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部分中小企业产能受到能源供应缺口约束。

国际物流持续紧张拉升企业成本。受疫情影响，国际物流资源持续紧张，海运成本普遍上涨 300%以上，国际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飙升，有些海外客户甚至出现只下单不提货现象,导致企业收款周期延长，流动资金紧缺。

此外，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减了外贸型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外贸专业人才和法律人才缺乏，对进出口政策以及出口地法律法规缺少了解，增加企业“走出去”风险；产业集中度不高，大中小企业之间尚未形成融通发展格局，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二）积极影响。调研显示，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省市扶持政策引领下，中小企业积极抗击疫情、应对外部环境趋紧冲击，苦练内功、危中求机，逐步树立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经营理念，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以数字化转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既“向阳而生”，更“逆风前行”。

“断供”倒逼政府和中小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断供”倒逼寻找产业链空白点，促进中小企业加大自主科技创新力度，挺过难关，同时也救活了一些国内生产芯片的中小企业，让他们走上良性循环道路。比如，江苏省苏州市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推进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制造业创新中心阻燃纤维、纳米纤维、大数据及纤维智能制造工程等三大实验室建设，获批试点建设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启动建设苏州市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实施29个省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湖北省近年来每年安排预算资金9亿元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服务平台和重大科技转化，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四川谦宜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建成了世界首条玄武岩纤维2400孔漏板拉丝智能化池窑生产线，产品用于天府国际机场、火神山医院建设，在5G新基建、海洋工程、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广阔应用前景。

“封锁”激发中小企业寻求替代市场。国外对我国关键技术和重要原材料出口封锁，以及抬高我国产品出口“门槛”，倒逼中小企业“三管齐下”，除加大研发力度外，还积极在国内寻求替代产品，同时绕开贸易壁垒，不断开拓国外市场。如四川省广安市坚持“一县一园区、一园区一产业”模式，基本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带动、涵盖上下游企业的特色产业园区。2021年1—6月，“广安造”产品销往全球 90多个国家和地区，较2020年同期增加27个，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签署国均有贸易往来，贸易额为3.09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 23.7%，产品还远销欧洲、美洲、非洲、中东等地。

“两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疫情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消费模式，迫使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实行智能化生产和数字化营销模式转型。同时，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力，长江经济带沿线相关省（直辖市）着力以数字化技术推进制造业转型，引导传统外贸服务业升级，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如浙江省开展了新外贸新服务新制造专项行动，实施“店开全球”跨境电商万店培育行动，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加快海外布局，延伸物流、支付、售后等配套服务，带动中国制造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江西省目前有南昌、赣州、九江和吉安四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建设了南昌、赣州、九江三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21年前三季度江西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3.8%，其中江西企业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五位，拉动全省外贸进出口增长9.8个百分点，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力。

国际规制和新规则趋势对我国中小企业影响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已就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达成共识，欧盟提出的数字税、碳边境调节机制、反补贴审查等都将通过全球价值链最终传导给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等也会对我国中小企业投资行为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产生影响。

（一）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潜在影响。全球最低公司税率（15%）划定了国际税收竞争底线，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税收公平，避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管控国家间财税竞争。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设立将给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带来一定的困难，且虽只对大型跨国公司征收，但增加的税收最终会通过中间环节传导给中小企业，因而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对中小企业来说仍是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变量。

（二）欧盟设计的新规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潜在影响。欧盟在国际规则制定和标准引领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设想，其最终目的是让发展中国家持续承担更多的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的成本，从而降低国际竞争力。虽然“数字税”目前还在博弈阶段，但一旦实施将通过影响中间产品订购成本进而影响到我国贸易型和非贸易型中小企业，同时还将通过数字平台征税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2021年5月，欧盟提出的《关于针对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的条例》（建议稿）使其能够对扭曲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采取审查措施，即若收购欧盟公司的交易或公共采购投标是由第三国政府补贴支持且达到申报门槛，则欧盟委员会将启动反补贴审查。此条例一旦通过也或将对我国中小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三）国际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我国已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但CPTPP对劳工和环境标准有较高要求，我国若正式加入，从短期来看，劳工和环境这一普遍性要求会增加我国中小企业生产成本或成为出口壁垒。

虽然我国中小企业将面临许多因国际规则变化导致的挑战，但从长期来看，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我国中小企业将逆风成长，逐步摆脱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局面，进而促进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对策建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比任何时候都注重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优化外部环境，完善政策供给，提升政策效能，将提高中小企业发展韧性，增强企业竞争力。

（一）抓住“牛鼻子”，优化外部环境，畅通中小企业供应链和海外贸易链。解决“断链”问题，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跟风“大跃进”式强链补链，而应搞清问题症结，对症下药。对于高科技类产品和核心零部件“断链”问题，应更多从实际出发，考虑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从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方面打开突破口。一是坚定摒弃“脱钩论”，以经贸合作为突破口，借中美两国元首对话之际，通过用好两国经贸财金对话渠道，本着互惠互利原则，推动关税恢复或接近于中美贸易摩擦前水平，缓解我国供应链上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供应紧张局面，为我国研发争取宝贵时间，以确保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类、智能制造等前期资金投入较大的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二是找准欧盟关切，促成实现与欧盟多赢目标。欧盟在我国对外关系中重要性日益上升，加强对欧盟相关法规、条例及绿色欧洲计划的关注和研判，积极参与并引导数字安全、绿色投资标准等制定和优化，把住关键和核心节点提高要价，促进《中欧投资协定》早日付诸实施，以实现中欧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我国中小企业顺利走向欧盟统一市场扫清障碍。三是引导国际组织，支持建立公开、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引导世行、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在促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公平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多边开发机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以及中小企业关切，以非主权贷款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头部中小企业解决中长期贷款需求，以主权贷款支持面向广大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间接服务于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施绿色低碳贷款项目，推进与产业链上的大企业共同开展国际招投标和国际采购，实现“借船抱团”出海。四是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我国应加大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力度，向国际组织输送不同层次专业化人才，形成“金字塔”形人才梯队，把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益写在国际规则制定之始，以实现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与OECD等国际高端智库合作，在行业标准制定上与其保持技术层面密切沟通；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我国先进中小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助力打破“规锁”和标准壁垒。

（二）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畅通中小企业信息链和资金链。一是畅通信息渠道，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公共信息服务体系。面对中小企业海外信息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国内相关部门应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市场开放度、法制法规、国家文化、贸易、主要行业市场发育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以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信息门槛”。同时，打造“数字政府”，整合公共数据平台，将银行、公安、商务、社保、税务等部门归集的涉及中小企业信息数据分层次分享，打通数据“孤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善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评估。二是做好资金融通，降低中小企业“出海成本”。我国政府应加大“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机制对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力度，落实好“一带一路”人民币专项贷款，推动沿线国家数字金融支付体系建设，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借鉴国际经验，跟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融资需求，提高出口信贷、保险对中小企业的可得性、便利性和专业性。三是明晰中小企业“出海路径”选择，支持“小而美”项目走出国门。各地方应建立中小企业项目库，对科技含量高、产品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可考虑支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产品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展中国家现行发展阶段要求的项目，可考虑优先支持进入发展中国家，促进当地就业和减贫事业发展，支持培育南南合作典范。四是加大贸易人才培养，促进人员交流。针对中小企业反映的外贸人才缺乏问题，通过支持建立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人才库和加强中小企业外贸人才培训等方式，为具有国际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人力资源配对，实现人员能力提升。同时，引导中小企业加强与出口目标国人员交流，对熟悉当地市场、人文环境，提升企业知名度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三）做好财税政策应对预案，提升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加强税收政策国际合作，促进协同性。采用“一带一路”国家关税趋同论坛等形式，加强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对接，协调各国税收监管标准趋同，加强国际税收政策解读和指导，减少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合规成本。二是提前研判税收新动向，助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未雨绸缪，加强国际税收新动向前瞻性研究，积极探索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数字税、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对我国税收体系带来的影响，可探索将跨国中小企业缴纳的国外数字税等计入成本，抵免部分增值税，降低我国中小企业的税负，增强国际竞争力。三是完善中小企业补贴政策，促进与国际标准对接。针对现行中小企业补贴过多、未形成资金合力，且支持重点不明确、存在“撒胡椒面”情况，有必要进一步清理整合现有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分清市场和政府边界，创新和转变资金使用方式，变“碎片化支持”为“重点性培育”，变“一次性补助”为结构优化型“中长期奖励”，变对企业自身普惠性“点对点”支持为打造企业公共信息平台的“点对面”支持，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减少国际上不合规补贴审查风险。四是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绩效评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财税、金融、科技、产业等各项政策在助力中小企业战胜疫情影响、恢复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策间联动性和有效性仍有待完善，应加强对中小企业政扶持策效果开展专项绩效评估，动态优化调整不适用政策，强化政策联动性和服务功能。

（四）政府调控和市场化手段相结合，助力中小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缓解汇率风险。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兼顾发展与安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外汇风险管理“顺周期”，严厉打击非法炒作外汇行为，提振中小企业信心。积极引导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做好汇率期货交易，减少汇兑损失。二是多措并举，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政府应维护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通过释放储备、提高产能、协调国内外市场等措施，保持大宗商品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支持大型企业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打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拳，减轻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切实稳定市场预期。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海外经营风险。配合“小而美”项目出海，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签署国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等美元匮乏、中小企业回款难的相关国家实行人民币结算，提升中小企业海外经营韧性。四是降门槛，完善中小企业清算退出机制。低效的清算退出机制会显著影响中小企业资本和企业家声誉，降低再创业机会。降低退出门槛，针对中小企业设计灵活的退出和救助机制，为破产中小企业重新进入市场创造条件，增强中小企业活力。

（供稿单位：财政部国际财经研究专家工作室国合司课题组）

鸣谢：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直辖市）财政厅（局）

责任编辑  李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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