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一直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不懈奋斗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今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任务。浙江应抓住机遇，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争取在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浙江既不是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也不是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浙江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也体现了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

（一）经济发展均衡。浙江位于东南沿海，是一个区域小省、资源小省，“七山一水两分田”是浙江自然条件的特点。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主要人均经济指标，浙江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浙江人民发扬“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锤百炼”的“四千精神”，坚持创业创新，把一个区域小省、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十三五”期间浙江经济总量跃上6万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5%。2020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47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无论经济总量，还是均衡程度，浙江省在全国各省区中均位于前列，且发展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二）城乡发展均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通过支持效益农业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创业创新，使农村居民大量转移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部门，农民除了传统的农业收入外，还多了工资、薪金、租金、股金等收入，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农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目前，浙江有慈溪、义乌、诸暨、乐清、余姚、温岭、海宁、瑞安、桐乡九个GDP千亿强县。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26万元和3.19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远低于全国2.56：1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差距小，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较好的社会基础。

（三）区域发展均衡。浙江的区域面积不大，资源禀赋的差异也曾造成浙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浙东北的杭嘉湖宁绍地区发展相对较快，而浙西南的衢州、丽水等地发展相对落后，在1994—2000年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前，还有文成、泰顺、景宁三个国家级贫困县，永嘉、云和、青田、武义、磐安五个省级贫困县。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工作后，高度重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把“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八八战略”，并亲自部署实施山海协作等重大工程。在财政体制和制度安排上，浙江也一直侧重对加快发展地区的支持和倾斜，坚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转移支付安排，增强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和对加快发展县、市的支持力度。目前，浙江省内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小，联动越来越紧密，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创造了空间基础。

（四）群体之间发展均衡。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创业创新基础好。据浙江省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省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资企业法人136.6万个，其中私营企业127.2万个，私营企业中个体经营户与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90%。大量私营企业主体使得浙江高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一直位于全国前列。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20个城市中浙江就占3席。同时，浙江一直高度重视贫困群体的帮扶工作，从2008年开始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2012年和2018年又分别实施 “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和“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从最早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起步，先后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各项改革均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8年底，全省89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一体、标准一致”。多年来浙江“拉高”“扩中”“提低”的实践，使得浙江居民群体差距逐渐缩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民众基础较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完善三次分配着眼，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也应重视完善三次分配机制。财政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以改革完善三次分配机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抓手，进一步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一）初次分配要做好发展的文章，实现更加富裕。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也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在推动共同富裕中要做好初次分配的文章，就是要通过完善初次分配机制，推动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的体制或环境。

首先，推进高质量发展仍是当前第一要务。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得有财富的创造，没有财富创造的共同富裕只能是无源之水。发展就是要做大经济蛋糕，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不能指望光靠再分配的调节就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是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截止到2020年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6万亿元，共同富裕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和人口总量相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与国家整体发展情况类似，浙江虽然发展较快，但也存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创新性不足等问题，面对不确定的外部世界以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必须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在首位。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质增效，积极探索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利用政府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重点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把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把财政发展的基础做得更加扎实，使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动构建更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浙江试点的重要任务。在初次分配环节，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充分，导致当前分配制度中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等获得收益的比例相差较大，不仅拉大了贫富差距，更制约了经济长远发展。浙江应积极承担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职责使命，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完善初次分配机制，逐步调整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之间更合理的投入产出比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财政政策要在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全面提升技术工人、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待遇，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等方面下功夫；要在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等方面多用力；要在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增强国家长远发展能力等方面想办法、出实招。

（二）再次分配要做好托底的文章，实现更加公平。再次分配是由政府兼顾公平和效率，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调节手段进行的再分配。再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通过再次分配用政府“有形的手”矫正市场“无形的手”。再次分配应兼顾公平和效率，财政政策是再次分配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把“蛋糕”切好，使人人合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当前，我国继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又“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解决了“扶一把”，还得“送一程”，下一步要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和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也是共同富裕的难点。在上浙江同样存在着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探索如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应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次分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群体差距等方面，要加大对加快发展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增加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做好托底的文章，并逐步把托底的“底”抬高。财政政策是再次分配的重点，要加快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格局。要加大转移支付对加快发展地区的倾斜力度，提高这些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推动加快发展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要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的救助力度，完善兜底救助体系，兜住基本生活底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水平。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财政政策在注重公平分配的前提下，也要提高效率，把财政资金用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不仅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还应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不提过高的目标，不搞过头的保障，而是把重点放在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上面。

其次，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共同富裕仍要坚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鼓励勤劳创新、合法经营的致富带头人，但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税收政策工具应积极发挥作用，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环节税收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加快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还应积极发挥财会监督的重要作用，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非法行为，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三）三次分配要做好引导的文章，实现更加均衡。三次分配是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进行的捐赠，是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补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三次分配”，主要是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企业家、社会成功人士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更多地参与社会捐赠，回馈社会，帮助更多的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先富起来，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广泛的呼声和需求。浙江创业创新起步较早，高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规模，在浙江先行探索形成促进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引导社会向上向善的环境，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浙江应抓住契机，在这一方面大胆破题。

首先，要加快对三次分配的理解和研究。“第三次”并不是指在时序上一定要发生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之后，实践中三者可以是互相交错并行不悖的，捐赠可以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同时发生。三次分配也不仅限于大额的物质财富，还可以是力所能及的志愿劳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三次分配并不是强制手段，而是满足先富起来的人的价值追求的政策选择。加快对三次分配目标、内容、形式等的理解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制定引导促进三次分配的政策和制度，为高收入群体和企业从事慈善事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条件，形成从事慈善事业光荣、从事慈善事业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使三次分配、公益慈善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补充。

其次，要加快完善财税政策，发挥其在鼓励和引导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要建立引导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给参与捐赠的个人和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鼓励公益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进一步完善，除了所得税税前扣除外，还应探索其他税种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不仅要鼓励物质捐赠，更要鼓励志愿行为，譬如鼓励企业开发爱心岗位，鼓励个人发挥专业特长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等。税收管理手段也应进一步完善，应积极利用数字化改革红利，将参与捐赠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与个人、企业信用等结合起来，加快形成人人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推动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