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同志自觉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财金合作面临的新的复杂形势，主动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找准方向，不断培养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把做好国际财金合作工作作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财政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党组各项决策部署。他曾担任国际财金合作司党支部组织委员，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始终带头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并努力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在部领导及司领导的指导下，他主笔起草了新形势下调整中国与主要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战略，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改革与创新等相互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国际格局在多边开发机构平台上演变的规律以及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深化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建议，为推动新时期国际财金合作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利用多边开发机构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是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合作的重要着力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展阶段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战略部署，财政部以参与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为抓手，会同相关部门和参评城市着力推动中国营商环境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充分发挥以评促改、以评促优的作用，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营商环境改革工作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在部领导及司领导的指挥下，汪海带领全处干部求真务实、迎难而上、开拓创新，深入学习研究世行评估方法，全面掌握10大评估指标的设计理念、评估标准和政策含义，并结合我国实际，整理形成了数万字的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基础材料，成为做好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工作指南。

2019—2021年，他带领工作团队连续参加年度营商环境改革任务台账的编制工作，针对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每个具体问题逐条梳理出200多项务实可行的改革举措。有的评估指标如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等与财政业务并不直接相关而且实操性很强，有的评估指标如保护中小投资者、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涉及民法典、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政策把握和法律法规的理解、运用要求非常高，他丝毫没有畏难情绪，一方面深入学习研究国际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从国内企业视角出发，一个个环节仔细摸排、一条条法律逐字研读，搞清楚阻碍营商环境提升的症结所在。对改革阻力较大的问题，反复和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面对有的部门和地方的不解甚至质疑，顶住压力、积极引导、耐心沟通，最终形成共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标世行评估出台了利企便民改革举措，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如开办企业实现全程网办，大大缩短了企业开办时间，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小微企业低压接电零上门、零投资、零审批，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试行增值税期末留底退税制度、优化退税条件等，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资金使用效益等等，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

为能让世行深入理解中国的改革举措和成效，他组织工作团队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与世行开展了密集的远程政策磋商，在磋商最关键的时候平均一周十余场会议，不分昼夜。他带领工作团队会同相关部门和参评城市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精准的政策解答、生动的成果展示，给世行评估专家留下深刻印象，推动政策磋商取得积极成效。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中国近年来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实现历史性大幅提升，2019年达到全球第31位，中国也连续两年被世行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之一，为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中国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也多次对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在做好参评工作的同时，汪海还以创新思维积极谋划，更好地发挥参评城市的示范带动作用，复制推广其改革经验，努力缩小国内地区间营商环境差异。经过深入调研，他带领工作团队提出建设国内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的建议，利用世行的智力资源和创新工具，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与世行开展营商环境领域知识合作，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推动国内更多地区积极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同时，他还大力推动改革经验国内外双向交流，带领工作团队承办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李克强总理发来贺信。推动世行发布《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与未来改革机遇》专题报告，大力宣传中国改革经验，引导国内外舆论广泛报道。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质疑我国营商环境改革的杂音，在部领导及司领导带领下，他和工作团队深入研判形势，提出应对方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我国改善营商环境的国际声誉。

近年来，汪海曾先后参与亚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的运营管理工作，不断加大对相关机构业务政策的研究和对外沟通协调力度，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有效维护和拓展了我国在这些机构的利益。他深入研究中国与亚行贷款合作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具体建议；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投行问责框架、能源政策、域外贷款政策等重要业务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为亚投行稳步发展提供支持；深入研究提出处理好不同多边开发机构关系、实现差异化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建议，为更好实现中方战略利益创造有利条件。

特别是在亚行工作期间，他把在国际财金合作一线工作当作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深度参与亚行的运营管理。曾深入亚行成员经济体最贫困的山区调研亚行项目执行情况，推动中国企业与亚行合作共同改善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在亚行审议与中高收入成员合作战略、资本充足性框架、技援项目定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主动加大与亚行相关管理团队及其他国家派驻顾问的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发展中成员的统一战线，有效维护了中国以及发展中成员在亚行的整体利益。深入亚行工作的经验也为他后来参与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的运营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在多边开发机构平台上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