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在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完成这一政治任务要靠脚踏实地的行动。对于会计行业而言，红色会计研究是我们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符合行业实际的切入点。以往红色会计研究在初步界定其基本内涵的同时，总结了红色会计的理念，对红色会计的启示性意义作了有益的探讨（郭道扬等，2016；吴大新等，2021），但对红色会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阐述未能充分展开。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申论的空间。本文接续以往研究，对红色会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行探讨。

多年来，学界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对经济领域的研究略显不足，甚少涉及会计领域。实际上，军事与经济不可能截然分开。早在《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开宗明义地写下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与发展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又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大法宝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经济战线的有力保障，经济工作则必然离不开会计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红色会计就是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红色会计在财会制度建设、财经教育建设进而在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政权建设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新中国统一会计制度建设和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基础性准备。

（一）红色会计制度建设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即重视财经制度建设，但当时的制度建设更主要地是党组织的财经制度建设，直到确立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道路后，才进入红色政权的财会制度建设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实际上，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就首创性地确立了红色政权会计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会计民主，官兵待遇相同，且账目接受公开监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揭开了红色会计制度建设的新篇章——统一财政下的统一会计制度建设。红色会计的理念是“为人民理财”，其制度设计紧紧围绕这一主题，通过“唤起民众”实现补充兵源、供给前线、获取武装斗争胜利的目的。当时的财会制度建设主要从政府会计（包括财政会计、税务会计、金库会计、粮食会计等）和工商业会计两方面入手。

关于瑞金时期的红色会计制度建设，学界已有不少深入研究（如郭道扬等，2016；李玉环，2021），其细节此处不再赘述。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经济极为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统一财政、统一会计制度的意义更为凸显。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各根据地普遍通过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等方式获得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一方面精兵简政、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各项开支；另一方面严厉打击贪污浪费，建设廉洁政府。

比如，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一行在晋察冀边区六个多月，经十五个县、五百多个村，遍访军政民各界，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运等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这一模范抗日根据地。李公朴一行在考察中发现，根据地的政府机关狠抓财政经济政策，坚持预决算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技术，要求一切都要有数字、各款各清、县款统一；在每一个村，都建立起概算制度；每村按四季作四项开支的概算，有账目、有单据的逐期公布，凡村公所和各群众团体都有检查账目之权，并且规定了村公所没有罚款之权，根绝了浪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结束这番细致的考察后，他们评价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人民的希望、新中国的雏型。

粮食生产一直是革命政权重点关注的领域，而粮食会计则是这期间会计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邓小平曾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为此，各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把粮食会计作为会计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据《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一书副主编杨联回忆：“在粉碎日寇对我根据地大扫荡之后，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征收公粮的重要性……公粮工作的位置要占整个财政工作位置的三分之二”。粮食会计涉及民众合理负担的确定、供给标准的确定及粮食征收、储存、发放等各环节的记录、审计等诸多方面，其中的细节仍有待通过进一步的史料挖掘来展现。同样，税收会计、银行会计等也构成了红色会计的重要内容。

工商业领域的会计制度是随着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比如，根据《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4日）的调查，“陕甘宁边区在革命前只有家庭的妇女纺织和农村的手艺匠，少数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等，虽有一个石油厂，但是试探性质的，在内战时已被破坏。广大的食盐均是自然晒法，没有经过人工制炼，晒盐是农民的副业，故没有任何手工业工厂，因之有广泛的矿藏、皮毛、脂肪油、蓖麻油等工业原料均未利用，工业品完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直至工农红军到达边区，才开始有小规模的军事修械厂、印刷厂等。”这表明边区的工商业是极其落后的。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中也提到：“我们之注意公营工业的建设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这一年，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到后来，大部分都起了很大的倡导作用。这时，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十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本人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材，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在当时，工商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已经采用了复式记账法，并根据实际情况作了改良。

（二）红色会计是培养根据地财经干部的重要渠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干部培养，并通过创办学校等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1938年9～10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更是确立了党的干部教育路线，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重要论断。军事战线的胜利需要足够的财力保障，财经干部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不仅如此，当时的财经干部培养是从大局和长远眼光出发的。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华中根据地内的财政经济工作建设对各地区的指示》中强调：“财经工作在现在，即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今后我们愈发展就愈要增加其重要性，在建国时期就更是全部的重要工作。共产党员如果没有能力解决财经问题，如果没有大批最好的共产党的财经人才，而要成功共产主义事业，那完全是种梦想。所以在财经部门工作的党员不仅有他们最好的前途，而且愈到后来所有共产党员都愈有从事财经工作的必要。”

我们党早在中央苏区就特别注重会计干部的培养。开国中将赵镕曾在他的长征日记中详细记录了1934年在瑞金开办会计训练班的情况。当时赵镕一边编写讲义一边授课，授课结束后完成一部完整的会计教科书，为根据地后续的会计教育做出了贡献。革命年代财经人才的匮乏，严重限制了经济工作，各根据地结合各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会计干部培养工作。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还专门成立了会计学会，足以说明当时对会计教育的重视程度。冀鲁豫行署也曾举办多期训练班，其中，1943年4月15日发布的《冀鲁豫行署训令——为决定分别开办区县财粮干部培训班由》（财字第73号）中指出：“第二期财粮干部培训班行将毕业，兹为更多培养会计人才……其教材以本署颁发之粮秣征收与支付制度及‘关于一九四三年度麦季征收公粮办法及征收田赋办法的决定’、‘麦季征收工作指示’等为主。”

应该说，通过红色会计教育及财政、银行、工商企业管理中的会计实践，党培养了一大批会计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经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三）红色会计极大地促进了政权建设

1931年12月1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开篇即指出：“为着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工农革命联盟的巩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下列条例，作为目前苏维埃经济政策的依据。”从工业、商业、财政与税则、市政等多方面规定了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原则，主要是为了保障红军的供给、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最终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同年12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统一财政编制预决算制度》（财字第2号），都是红色会计服务于红军的供给和政权建设的有效制度安排。

延安时期，中直机关一直实行的是生活资料按标准定额分配的会计制度。供给制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物质生活，促进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当时，中直机关的会计工作与供给制紧密相连，这种强调平等的战时政策极大促进了党内团结和政权的稳固，谱写了中国会计史上的光辉一页。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明了政权建设中的重大方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晋冀豫边区于同年8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冀太联办），对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党政军事务进行统一领导。12月19日，戎子和在冀太联办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政权建设是1941年的中心任务……武装是政权的支柱。”1942年8月，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上作工作报告时又进一步明确，“我区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根据新民主主义及敌后卡抗日民主政权之政治任务确定的”。由此可见，当时财政建设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军需供给、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政权的建设、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需要发展武装力量，而扩大生产是巩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环节。红色会计在扩大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前述《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华中根据地内的财政经济工作建设对各地区的指示》中还有这样的论述：“财政经济工作是我们敌后根据地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长期供给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否则根据地就无意义。而财力、物力、人力的供应与补充，就要靠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如何加强。因此要把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政治任务的高度，要以极严肃、极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可见，会计制度设计得好不好、执行得好不好，是关系抗战全局的大事。

1946年年初，东北解放区开始建立，当时，财政上实行了分散自给的方针，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管理一度比较混乱。为了整顿财政，东北财经委员会于当年1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清理账目，迅速做好账目报销，并要求从1947年开始建立预算制度。东北局在《关于1947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强调：“要建立各种财政制度，普遍厉行节约。”次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东北解放区财政报告》中确定了“支援前线，支援关内，增进贸易，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的基本财政方针。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这一时期制定了统一的税务会计制度和工商业政策，使东北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供应基地，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2013年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便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党中央重视对党的历史的总结运用，既生动体现了中国史学“资治通鉴”的优良传统，又深刻揭示了党史学习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务实目的。红色会计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财经工作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资料丰富多彩，弥足珍贵，有着不同寻常的现实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红色会计有助于还原历史，总结经验

过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军事政治领域。不仅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还有不少以此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无疑是有益的。然而，这些研究和作品大都没有揭示出战争背后的财力、物力保障的具体细节。陈毅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问题在于，如此之众的人员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够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参与支援前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红色会计（如军队会计、支前会计等）来还原这一历史事实。

解放区的各项制度建设是新中国制度建设的预演。各项制度规定或许可以从历史档案中检索到，但是制度文件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制度的制定过程，而无法反映制度的执行过程。通过红色会计的各种一手文献（账簿、单据、票证等），我们有可能还原制度执行的历史，总结那一时期的经验，为当前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二）红色会计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会计的本质

现如今，无论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会计实务领域，会计技术论仍有很大空间。这种从单一技术视角出发的会计理论与实务，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大众视野。实际上，会计从来就是与治国理政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年代的红色会计，就清楚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从红色会计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会计本质，可以对当前会计理论与实务的诸多领域提供借鉴。首先，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不能只做国际会计准则的旁观者和跟随者，应尊重中国会计的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深度参与全球会计治理。其次，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应鼓励对会计本质的多视角、多学科的规范研究，打破实证会计一统会计研究的局面。第三，在会计教育方面，应改变高校会计教育的“职业教育化”倾向，从师资培养、课程设置等多方面入手，把会计从“工商管理学科的二级学科”中释放出来。

（三）红色会计提供了会计行业党建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根据地和解放区广大会计人员在反对贪腐浪费、厉行节约等各项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会计史，形成了丰富的财计管理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文化遗产。同时红色会计史是历史细节与革命信念的有机统一，是宝贵的红色资源，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因此，笔者认为，红色会计研究对会计行业的党史学习教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是会计理论界、实务界和教育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及立德树人的有效抓手。尤其在会计教育领域，应充分挖掘百年党史尤其是红色会计史中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为全国广大师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生动教材。

红色会计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还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学术“富矿”，充分挖掘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会计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会计理论工作者应加快红色会计史料的发掘、搜集与整理，明确研究领域（包括细分领域如财政会计、支前会计、粮食会计、银行会计、红色会计教育等），通过专业研究团队建设，既分工又合作进行研究。财会期刊界应主动顺势而为，有责任发挥平台作用，通过设立红色会计研究专栏等方式，支持学术界及时发布研究成果，推动红色会计研究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