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决定财务发展，财务发展反过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各种新的财务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公司或企业来说也是这样的，只有公司与企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务的筹资、投资、收入与分配活动才能正常进行，只有资本投入收益等活动正常开展，企业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认真总结财务实践经验，不断创新和发展财务理论，用于指导新的财务实践，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广大财务学者的历史使命。

到2020年底，我国全面完成了“十三五”时期的各项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从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经济运行总体平衡，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推进，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2020年我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等等。这些经济改革与发展成绩的取得，是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全国上千万财务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广大财务实务工作者不断求实创新，积累了为经济改革与发展服务的丰富实践经验；广大财务学者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借鉴西方国家在财务理论研究方面的共同成果，对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取得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下面仅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财务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也存在需求疲弱、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而市场需要的某些高科技、新能源、新材料产品却供给不足，形成供给上的短板。因此，有必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从存量上看表现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增量上看，是从供给侧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刘伟，2016）。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财务理论创新有许多内容，但突出表现在去杠杆的财务理论研究。所谓去杠杆，就是降低负债率，降低经济实体的债务成本，防范金融风险。学者们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1.在宏观层面，去杠杆的重点是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是以政府投资基金、专项建设资金、政府购买服务、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等形式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学者建议要加快构建地方政府资本预算制度，推进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对各类债务实行严格监控（张晓晶等，2018）。国有金融企业除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外，不能直接或通过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间接渠道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能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不能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不能提供债务性资金作为地方建设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本金。笔者认为，上述关于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建议是可行的，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还应划分好财政与国资委的职责范畴，做到本金、基金分流。

2.在微观层面，去杠杆的重点是降低企业过高的负债率，防止企业因不能偿还债务而破产倒闭。在这方面，谢志华和吕泽龙（2019）对债转股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对一个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而言，资本筹资成本高于负债筹资成本，负债筹资能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利润，获得杠杆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防范债务风险的根本办法是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去杠杆不是企业不要负债，而是要降低经营不善企业的负债率，防止企业破产。但现实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常常有一个过程，因此对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遇到暂时困难或者初期投资较大、资金回收较慢而从长期看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可采取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协商，签订协议，采取债转股的形式加以解决（谢志华和吕泽龙，2019）。债转股对于“僵尸企业”是不适合的，这类企业只能进行破产清算。该研究还认为，银行作为债权人时，实行债转股宜采取“优先股”的形式，当企业经营管理条件改善，盈利水平提高时，可要求企业实行股票回购，从而增加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

上述研究，对企业债转股的实质、适用条件、采用形式都做了系统研究，丰富了企业债转股这一财务理论，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财务理论创新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财务学者对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资产定价、控股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不少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不同资本的优势互补方面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资本配置，实现不同所有者的货币资本以及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不同形态资本优势互补和协同运作，从而改善企业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提高企业的生产力（王竹泉等，2016）。他们认为应该将政府为社会每一个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政府对每个企业投入的公共资源（政府授予的许可、建设用地优惠、开发区基础配套等）相区别，前者属于公共物品，后者属于“政府社会资本”（或“政府公共资本”）。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有政府投入的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也应列入企业总资本（王竹泉等，2018）。这些学者的见解是一种新的宏观财务观点，按照他们的看法，国家对国有企业既投入了货币资本，也投入了社会资本，而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国家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投入了社会资本，这一观点可以进一步研究。这里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社会资本目前还是定性研究，而没有进行定量研究。只有解决了定量问题，才能确定社会资本在企业总资本中的比例，才能把政府作为企业混合所有制投资主体之一的地位界定下来，为政府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提供依据。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资产定价问题的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到不同资产所有者之间的资产买卖关系，资产定价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关系到各方的利益。因此，资产定价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财务估价方法，经参与混改有关各方反复商议确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有学者详细总结了中石化销售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认为在确定国有资产转让价格时，对资产评估的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三种方法中，适宜采用收益法，但收益法涉及企业未来收益（净现金流量）与折现率的确定，有一定难度，可以聘请专业财务顾问团队，并且与公司独立董事与外部监事相结合，组建独立评价委员会进行估价，从而有助于确定与执行科学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格（王储和王峰娟，2015）。这些学者认为，为进一步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建议将评议制改为公开竞价制，即在上述独立评价委员会评价的基础上（作为内部掌握标的价格），在产权交易市场上公开挂牌交易，允许经评审合格的参与竞标企业全部进场参与竞价，通过“自由竞争、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转让价格，常常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做到保值、增值。

3.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控股权问题的探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各方在企业中的控股权大小，一般是由企业总资本中各出资所占比例的大小确定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类，对公益性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应保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国有资本所占比例一般应大于51%，达到绝对控股作用；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则可根据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的不同，分为绝对控股（国有资本占51%以上）、相对控股（国有资本所占比例虽然小于50%，但相对其他资本所有者所占比例更大）以及参股（国有资本所占比例小于某一非国有资本）三种形式（沈红波等，2019）。控制权安排要从实际出发，有利于各种不同资本在混合所有企业中的优势发挥，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量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保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4.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上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关于混改作用、资产定价、控股权安排的研究大多属于规范研究，也有学者尝试运用实证方法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真实盈余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显著抑制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政策性负担（毛新述和张博文，2020）。这一研究为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角度，为助推国有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

（三）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财务理论创新

“十三五”期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大增，截至2020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超2.3万亿美元，比2015年末翻一番。在2020一年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达1 329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这些巨额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我国财务学者在财务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投资风险控制特殊性等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外直接投资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财务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财务目标有一定区别，一般情况下，企业对国内投资的财务目标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因为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公益性投资是由政府投资解决的。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常常需要配合国家外交政策，应采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财务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兴办独资与合资企业、投资兴建基础设施项目等，这类投资一般称为“绿地投资”。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财务决策时，我们必须全面分析被投资国（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既要考虑投资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更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互利共赢，有利于巩固我国和东道国的友好关系，提高我国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比如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投标取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扩建和40年的运营权，并对港口相连的取得使用权的923公顷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自由贸易区，先后吸引我国一批企业进行开发，这使中国通过航运把货物运到中东、非洲等地可比原先运输节省30多天时间，而且拓宽了我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运输渠道，保障了能源安全。对巴基斯坦来说，瓜达尔港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巴基斯坦的一个大港口，不仅可以拉动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而且会成为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内陆国家最近的出海口，起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由贸易区开发中，中国公司还在当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项目建设中对大量招收的巴基斯坦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并捐资助学、改善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做到了民心相通（郭复初，2018）。

笔者认为，该案例已完全打破了过去从微观视野着重投资项目未来的经济效益分析的方法，而是立足全球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考虑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互补效应，考虑增进国家友谊，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等，认真总结这些财务投资经验，对建设战略财务学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财务学按其研究问题的思路不同，可区分为技能财务学和战略财务学。技能财务学着重研究财务管理的技术方法问题，而战略财务学则着重研究财务管理的方向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指导思想与方针政策问题。上述关于“一带一路”沿线财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与决策，就属于战略财务学。

2.“一带一路”投资中的风险控制特殊性问题研究

有学者在研究我国企业参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认为其面临的投资风险远大于国内投资，其中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等是重要的风险，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投资地点的选择时，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法律监管、商业环境、反垄断及安全审查规定、税收政策和民族风俗习惯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进行风险评估，选择投资风险低的国家与地区进行投资。特别注意涉税风险分析，在各发展阶段都要进行税收筹划，而且要严格遵守东道国有关避免双重征税、转移定价等政策规定，防止因违反规定而遭受罚款损失（谢松等，2018）。

3.“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一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实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行业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吕越等，2019）。上述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效果及潜在问题，有助于相关措施的改进与完善。

（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财务理论创新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我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打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全国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使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推进，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生产救灾物资、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建设临时救治医院等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企业中的广大财会人员，努力克服企业资金周转受阻、产品成本上升、销售渠道不畅、投资风险增大等各种困难，采取各种措施，为企业完成抗疫任务提供了财务保证，取得不少成功经验。笔者在总结这些财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重大流行性疾病防控中的财务理论的创新进行了探讨，提出在这种特殊时期，财务管理的目标、疾病防控项目投资的可行性分析、财务风险控制方法与财务评价方法都必须与疫情防控相适应，而不能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的财务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郭复初和郭悦瞻，2020）。笔者认为，在这种特殊时期，财务管理目标不再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而是以社会效益（人民生命与身体健康）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疾病防控项目投资可行性分析不再是净现值与回收期等指标，而是项目完工期短、救治能力大、保本微利等指标；防控期间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方法，除尽可能调动企业内广大职工积极性、尽可能减少风险损失外，还应充分研究国家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寻求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支持；对生产防疫物资出口的企业，还应充分了解国外制定的产品生产标准，取得出口认证等；防控期间企业的财务评价，不能沿用企业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而应该构建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的评价指标体系，用百分制评分进行综合评价。

笔者在研究以上财务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财务管理不仅要体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体现政治发展的要求，财务学科是财务经济学，也是财务政治学”的新理论观点。其中，财务政治学是财务理论的新发展。财务学科按财务与国家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关系，可以分为财务经济学和财务政治学。财务经济学着重研究财务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财务向题，财务政治学着重研究国家在政治治理中的问题。笔者认为，财务政治学理论，不仅适合于重大流行性疾病时期运用，也适合于重大自然灾害和发生卫国战争等特殊时期运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任务，我国广大财务学者必须不断进行财务理论创新，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完成服务，为财务学科发展服务。本文仅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财务理论创新进行初步探索。

（一）新发展格局与财务理论创新的初步探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立足新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部署，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财务理论研究如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笔者认为应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1.研究适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财务理论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得这些资本相互组合，形成不同的资本联合体，对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必须加强和巩固我国已经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坚持扩大内需，同时，也要留住已有外商资本，争取新的外商资本，从而应对西方某些势力挑起的贸易摩擦和科技“封杀”。关于如何做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笔者认为，一方面应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继续增大国有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我国总资本中的引导力、影响力和调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继续发展国家财务理论，保证国有资本运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不断壮大集体资本和民营资本，建设好各种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为这些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应制订更多支持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帮助企业克服财务困难，使集体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循环周转能顺利进行。关于如何做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笔者认为，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开放，保护和支持在我国合法经营的各类外商投资企业，为外商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外资企业能获得合法的投资利润，不仅做到留住已有外商资本，而且不断争取新的外商投资。另一方面，应继续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全球视野配置资本和资源，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我国财务学者应围绕新发展格局，在财务战略与策略的制订与执行方面出谋策划，写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文章来。

2.研究我国产业资本布局的合理性，促进我国各产业协调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产业支撑

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在“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补齐产业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优化产业结构，须优化产业资本配置，在巩固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的发展进行投资，形成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基础。我国广大财务学者，应深入调查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和资本布局实际情况，发现产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种问题，提出优化产业资本配置的政策建议。例如，在各行各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如何让财政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落到实处，防止资金出现“脱实向虚”。又如，要研究企业在进行新兴产业投资时，如何做好投资可行性分析，制订好应对投资风险的各种预案，保证项目投资的成功。

3.研究我国资本在区域配置上的合理化，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地域发展基础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和地区支柱产业发展的投资，从短期看，这些地区同类投资的收益可能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但从长远看，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性投资的特点，例如“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不仅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以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

由于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柱产业投资收益率可能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同类投资，对偏重于经济效益的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的吸引力要小一些，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社会功能。国有企业应重点到这些地区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并逐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对国有资本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不仅要分析经济效益指标，也要分析社会效益指标，可以将这些投资项目完成后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的带动作用，视同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带来的“溢出效益”，给予客观评价。从政治效益看，国有资本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可以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使这些区域的人民和全国其他地区人民一道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我国财务学者应重视对这类财务战略性投资的研究，发展财务投资理论。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与财务理论创新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需要全国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在财务工作战线上，笔者认为要树立战略财务管理观念，实施战略性财务投资。这种战略性财务投资与现在财务教材所讲的追求投资回收快、投资收益高、投资风险又相对较小的目标不同，它是指为保证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防止被竞争对手“卡脖子”，而从现在就开始并持续进行长期性、金额大、风险大的核心技术攻关投资。下面以华为公司为例说明这种战略性财务管理的理念。

从华为公司的经验来看，企业认识到华为手机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芯片和手机操作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一旦外国“断供”和“封杀”，企业就不能生存，所以未雨绸缪，在10多年前就花巨资引进人才，投入研究经费，从事麒麟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的研究，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使美国对华为实现芯片和操作系统的“断供”与“封杀”时，企业能从容应对，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个例证说明，一个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财务观念上不仅要考虑每年的资本投入与收益，考虑一年或五年的短期与中期发展，而且要考虑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资本投入与收益，考虑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提前进行技术储备性财务投资。此外，还要考虑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企业未来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否有被“卡脖子”的可能，提前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攻关，在财务上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究试验。这种投资具有风险大、短期内不能带来收入的特点，某些研究一旦失败，甚至造成大的经济损失，但即使这样，企业家和首席财务官也要知难而进，实施这类长期性、风险大的核心技术攻关投资，才能求得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需求侧改革与财务理论创新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马克思早就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这就是说，供应与需求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需求侧改革的重点就是消费方面的改革。因此，从财务方面研究如何为需求侧改革服务的理论问题，就必须研究消费财务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财务学通常按财务的客观内容和管理环节分类。按财务客观内容可分为筹资财务学、投资财务学、成本学、收入分配财务学、重组财务学等；按管理环节可分为财务预算学、财务控制学、财务分析学与财务监督学等。笔者认为，财务学还可按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生产财务学、流通财务学,分配财务学、消费财务学等。其中的消费财务学是一门全新的财务学科，笔者认为其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消费者收入增长与结构优化、消费支出增长与结构优化、消费服务财力支持等方面。从目前消费财务学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看，应主要围绕消费者收入增长与结构优化和消费者支出增长与结构优化两方面采取措施，具体如下：

1.在国民收入初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加消费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在国民收入初分配中，一定要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使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企业要按国家的工资政策，依据企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按时上缴“五险一金”。在高科技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还应积极实行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政策，把企业的人力资本分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和劳动型（工匠）人力资本，按合理的比例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有的企业根据国家政策，把各种人力资本经估价后折合成不同的企业内部职工股，按股份参与税后利润分配，这不仅调动了职工工作积极性，而且大幅度增加职工收入，提高了消费水平。

2.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优化消费者收入结构。加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有重大作用。按照边际效益理论，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比提升高收入者的消费边际效益更高。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 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3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约为2.56。但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浙江省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值缩小到2以下，只有1.96，这说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潜力还很大。因此，我们必须把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相衔接，加快乡村经济的发展，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就要求加快乡村农业财务理论的研究，健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工作，培养农业财务管理专门人才。我国财务学者应加快调查研究，编写新的农业财务教材，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我国财务学者，还应认真研究关于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措施，诸如财政对农业农村的税费减免政策、金融对农村的小额贷款等，提出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措施的财务对策，更好地发挥政策措施的作用。

3.鼓励企业按消费者需求研制开发新产品。不同收入水平、性别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他们的需求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而新产品研制生产有一个过程，开始时因不能很快达到规模化生产，因而生产成本较高，不少企业不敢贸然投资去研制生产。企业财务工作者应与企业技术部门和生产部门紧密结合，参与市场调查，测算新产品研制、生产费用，预测新产品生产与销售成本，采用成本加成法测算新产品销售价格，并调查市场对新产品价格的接受程度，如能保证企业有合理盈利水平，财务部门应积极筹集资金，支持企业新产品投资项目的推行。我国财务学者应重视对新产品研制、生产的成本预测、新产品定价方法、新产品利润水平测算等财务问题的研究，为开发潜在的消费市场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改革与发展，财务理论也不断创新与发展。笔者在《财务研究》2015年第5期发表《中国财务理论形成与前沿》，论述了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我国老一代财务学者在学习前苏联财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金运动论、经济核算论、成本开支范围论、财政统管财会制度论等几个方面新的财务理论。紧接着，笔者又在《财务研究》2015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特色财务理论的发展》，列举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我国老中青三代财务学者大胆进行财务理论创新，提出了财务本质理论、财务与会计关系论、企业资金运动规律论、财务机制与财务调控论、国家财务论、财务管理分层论、财务假设论、财务理论体系论、财务管理中心论、本金基金分流论、发展财务论、企业科学理财观论、利益相关者财务论和公司财务周期论等多个方面的创新理论。本文回顾了“十三五”规划时期我国学者提出的不同所有制资本作用互补、国家提供社会资本、战略财务、资本区域配置优化和财务经济学与财务政治学并存等几个新的财务理论。本文还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与财务理论创新进行了展望，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围绕“双循环”、企业核心科技战略投资、消费财务等探索新的财务理论。上述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财务创新的研究只是一部分内容，我国广大财务学者对财务理论创新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例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少学者对智能财务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必将推动财务理论和财务学科建设的新发展（张庆龙，2021），随着网络金融企业、平台企业的日益发展壮大，相关的财务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财务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必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财务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应立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实际，紧密联系中国国情，放眼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态势，在深入研究微观财务的同时，更加重视宏观财务的研究；在深入研究技能财务的同时，更加重视战略财务研究；在深入研究财务经济学的同时，更加重视财务政治学的研究。这些设想如果能实现，一门全新的中国特色财务学科必将建立与发展起来，成为一门与其他经济管理学科并列的大学科，中国财务学者要勇于承担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