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相关研究，多年来已有丰富的精深研究成果，不过已有研究多关注军政领域，经济战线的受关注程度相对不足，而红色会计则更少受到关注。所谓红色会计，是指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在组织管理和政权建设中的会计工作指导理念及会计实践活动；这里的会计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以资产收付、资产管理和审查等为主体的系列管理活动，包含但不限于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会计制度法规、会计教育等，因此其研究领域至少涵盖财政、审计、统计等领域；就核算对象而言，又可分为财政会（审）计、商业会计、军队会计、支前会计等。

学术界对红色会计的研究并不多见。与此相关的研究，以郭道扬、郝继伟、彭岚（2016）和张秀春、宋小明（2021）的研究最为典型。前者深入研究了“瑞金时代”统一财政之下的统一会计制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阶段的影响及其全面发展，认为“瑞金时代”的统一会计制度是毛泽东统一财政思想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创造性地通过1938年涉县陡贡村战勤所账簿这一媒介，对全面抗战初期晋冀豫边区军队生活物资供应、核算与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不过，以上研究更主要的是集中于一个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一个横断面来研究。本文拟以综合的角度入手，主要从红色会计的诞生、发展的特殊历史环境入手，尝试总结红色会计的理念与启示。

一、红色会计诞生、发展的特殊历史环境

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党发展成拥有4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数量超过500万人民军队的大党，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其秘诀就在于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红色会计的发展始终围绕并服务于“武装斗争”这一中心，通过开源节流，为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任何事业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必要的财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财会工作。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开始在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12月29日，发布人民委员会训令《统一财政编制预决算制度》（财字第二号），强调：“统一财政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因为财政若不统一，是要影响行政和军事的。”训令还要求推行三种新式簿记制度。然而，由于会计制度和国库制度没有建立，统一财政的愿望难以实现。1932年12月16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 统一会计制度》发布，同日还公布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会计规则》，对政府会计年度、岁入岁出的使用、稽核等作出详细规定；1933年10月22日，又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库暂行条例》。

这一时期的统一财政、统一会计制度等经济建设工作，始终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1933年8月16日，《红色中华》发表的题为《目前革命战争环境中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文章指出：“经济建设是苏维埃建设中的中心任务之一。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最主要的是充裕红军的给养，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物质需要，同时，自然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工农群众生活的进一步的改善。”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阐述了经济政策的原则—— “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是同革命战争不能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且在革命战争的胜利中找到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同时，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了专门的审计机构—— 中央审计委员会。“为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1934年2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命令第2号令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审计条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同年8月，《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通知（中字第17号）—— 粮食的记账转账方法》发布，要求必须完全纠正过去错误，使每粒谷子都归仓库。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特区政府于1937年12月21日发布《陕甘宁特区政府通令—— 统一财政问题》，明确指出：“在抗战期中，统一财政的确是当前重要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够充实战争力量……各机关、部队、团体，一切开支必须先造预算。”粮食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为此，特区政府还在当年发布了《陕甘宁特区政府通令—— 关于统一粮食问题》，对粮食的预算、日粮、决算以及仓库的日常保管等作出严格规定。

为有效利用粮草，减少损耗、浪费及挪借、贪污公粮的现象，1944年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加强粮草工作领导的指示》（指字第60号），要求各分区专署财政科也应设粮食会计，专管粮草的收支，并建立财粮合一的巡视科员，经常巡视各县的财粮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会计制度仍然以调配资源、服务战争为中心。以东北解放区为例，1949年3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建财字第8号令，成立东北总会计局，其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铁道、商业、财政、农业等部门所属的工矿、林场、铁路、航务、附属工厂、贸易机构及东北银行等所有企业的一切资产。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学校教育处曾于1949年编印《物品会计》，内容包括粮秣会计和被服会计，同样也反映出红色会计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为人民理财：红色会计的理念基础

红色会计的工作指导理念，是党的初心与使命在会计工作领域的表现，这在红色会计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1943年7月2日）中也深刻指出：“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的自愿的积极的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党能够不断赢得民心，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战胜强大敌人的根本原因。

早在建党初期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时，就通过制定灵活的管理制度（成立消费合作社、募集股金等），为工人谋利益，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护。俱乐部成立经济委员会后，又陆续开展一系列经济审查活动，维护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熟，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实为农民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就开始积极领导农民运动，中共四大还专门作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

在井冈山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红军之所以能不断壮大，也同样是首先考虑到士兵的利益。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曾这样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点伙食尾子作零用（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特别满意。”足见公平合理的会计制度在激励士气、团结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

1933年8月16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目前革命战争环境中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文章指出：“胜利的经济建设，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可以高度的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铁一般巩固工农联盟。只有在革命进程中工农生活得到更多的改善，才能激发他们更英勇的更坚决的为苏维埃运动而奋斗的热情，并给革命战争的胜利以有力的保障。”根据地的会计审计工作也正是服务于这一目标。1934年3月31《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实事求是地披露了瑞金财政状况的成绩，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其存在的错误。

1933年9月23日，毛泽东等联合发出的《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 中央政府给各级政府的信》中严厉批评了推销战争公债中存在的错误，并要求“各省苏接此信后，须立即指示各县苏，检阅各区乡推销公债的动员办法，须拿着雩都例子来警告一切苏维埃工作人员，立即开展猛烈的自我批评，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主义，不论在扩大红军，在查田运动，在选举运动，在推销公债，在发展合作社，都不能采用丝毫强迫命令办法。”

在敌后恶劣的环境中，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腐败贪污等行为作斗争，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政府第三次委员会上报告指出：“每个机关应该有他的会计、出纳、金库等，这样可避免贪污。要做到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建立经费核算制度、审计制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民力负担也几乎达到极限。为解决这个最根本最紧急的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这可以说是确立了为人民理财的根本原则。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陈明在山东省行政会议上作《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目前的中心工作》的总结报告（1940年11月11日）提出，“开展反对浪费粮食的斗争，因为粮食是人民的血汗”；并要求实行统一财政收支，建立严格预决算制度，肃清贪污浪费。中共山东分局在1941年7月1日发出《紧急动员起来为建设坚持巩固的山东民主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通知中指出：“最决定与最重要的建设任务，便是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创造敌后抗战的人山人海。”为此，山东民主政权精兵简政、节衣缩食，以最大的诚意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1940年11月颁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统一财政之决定（财字第一号）》，要求各单位自接到决定之日起，切实执行并传达到各所属单位，保证百分之百的做到。同年12月，又发布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1941年发布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各级政府群众团体人员冬衣之决定》中规定：“凡去年发过棉衣、大衣、棉被者，一律拆洗补用，今冬不再新发，各级行政首长要首先起模范作用。”据统计，山东省政权干部共减少7 000人，节省的衣服合洋700万元，粮食3 873.5万元。八路军115师为了爱护民力，减轻群众负担，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己背粮背柴磨面。仅教导2旅1部在近4个月中，共背粮720 208斤，背柴1 201 279斤，生产节约总额达     615 888元。

这些举措，有力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时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财政处处长的艾楚南曾在《四年来山东财政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努力的方向》中总结：“初步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财政经济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机构、法令、章规和培养了一批新的干部，使每个抗日民主政权的财政经济建设初步的奠下了基础。而这个制度也是一个崭新的制度，与旧的财政制度有许多显著的差别；基本上肃清了贪污浪费苛杂病民的现象。我们敢于自夸，这个制度在中国的环境中应该说是最廉洁最公平最科学的制度。”在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还克服重重困难，拨付一部分粮食，以供农村学龄儿童上学所需。

给群众算账，让群众明了自己的利益，是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在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30日）明确要求：“在基本地区，应切实发动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算账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改造村政权。”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太行太岳会议（1942年9月18～30日）上，中共太行分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一年来边区形势的发展和太行太岳行政中心工作》的报告中总结道：“几个月来的经验明显地告诉了我们：没有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政策是很难贯彻实施的。几个月来的经验也更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广大人民生活之改善，抗战积极性之提高，是一切工作任务完成之基础与保证。”

为调动广大野战军战士的积极性，1948年9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发表《在纵旅供给部长及团供给部主任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各连队“之一切供给标准与经费、粮秣、被服、装备之颁发情况以及各种财经制度，均须公开的向全体战士公布，并组织其反复讨论，一切开支受其监督检查，发挥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其困难。特别是连队经委会，应由全连队民主选举产生，受连队全体军人大会监督进行工作，连队之伙食账及经委会工作每月终向全连队报告，发动战士检查讨论，订出下月的计划，交经委会执行。”

在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即便是在军队内部，也认真实行经济民主。依靠群众就要发动群众，而要发动群众，就要精确地、合理地计算，让人民群众看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并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新解放城市，人民解放军在接管过程中与城市全体人民约法八章，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总结了支前工作的经验教训，专门编写了《支前手册》供支前干部学习，详细规定了支前民工的记工算账标准和注意事项。其中，《动员组织群众支前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要求：“实行民主计工算账”“车船牛驴都要分别折算抵工”“按照支前生产工等价相换的原则，使支前与生产统一起来”。合理的支前会计制度，无疑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红色会计从诞生之初就天然地带有为人民理财的基因。为人民理财，这就是红色会计的理念基础。

三、红色会计的启示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巩固了红色政权，改善了民生，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这个伟大的奋斗历程中，党领导开创的红色会计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党史学习、治国理政、会计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了有益启示。

1.红色会计史构成了党史的重要   内容 

红色会计全面展现了党在财经领域的指导思想、战略策略以及领导财经战线取得的成就，构成了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素材、新视角。通过红色会计，我们不难理解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的内涵，同时，也就更容易加深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的认识。

2.红色会计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借鉴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实践，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雏形。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经这样说过：“边区的财政是‘取之有道，用之得当’的。在数量上讲，全世界没有这样穷这样廉的政府；在内容上讲，全世界又没有这样有理有节的财政。”革命时期，廉洁的政府是战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革命胜利之后，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廉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红色会计的实践无疑可提供足够的借鉴。

3.红色会计创造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前，会计学术研究技术化、模型化趋势明显，学理层面、宏观层面的会计研究包括会计与社会发展、会计与国家治理等研究主题的生存空间日趋狭小。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于会计本质的讨论，多年来已趋于沉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未能从会计的历史中获得足够的借鉴。实际上，会计绝不仅是一个“中性”的技术系统，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政治领域，会计都发挥着“民主卫士”的功能；对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应忽视会计的政治维度。就会计史研究而言，红色会计的价值更为明显。多年来，不少会计史研究成果饱受“资料汇编”“大事记”的诟病。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于会计史背后“人”的因素关注不足。会计史学归根到底是“人”学，研究红色会计，有助于我们克服会计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