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论文遴选

由中国财政杂志社牵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税博物馆协作开展的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论文遴选活动进入第五届。经多家财经专业核心期刊选送、专家组严格初选、复选，评选出40篇2022年度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论文予以推荐，并对复选评出的前20篇论文作简要介绍。

入选论文

续表

文章简介

全面认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问题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财税改革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南。本文从财政与人民、财政与国家兴衰、财政与效率和公平、财政与公共权力、财政与国家治理、财政与公共风险六个方面梳理归纳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的重要论述，并论证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的论述从多个角度诠释了社会主义财政“人民性”和“国家性”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为人民理财”和“管理国家风险”的本质。

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治理创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多措并创，赋子财政“基础说”与“支柱说”的历史新定位，适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矛盾，让财政嵌入“五位一体”变革中，形成财政治理新体系，同时围绕“两个积极性”构建财政管理新体制，“以数治财”形成财政管理新手段，生成新时代中国道路的财政之治。其治理实践，既有历史财政智慧的现代化创新，也有外来财政理论的中国化创新，还有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治理的集成化创新，从而形成基于中国语境的财政治理之智。新时代财政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还是在中华文明史，亦或是全球史中，都具有重要历史贡献。

以风险视角透视新发展阶段的企业成本特征及我们的建议——2021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

企业成本是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窗口。2021年9—12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13省进行实地调研，并进行全国范围的线上问卷调查。调研发现，由于新发展阶段各种风险因素的存在，企业在连续多年降成本的政策利好下，仍感觉成本压力大。高风险意味着高成本，最终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文章引入“风险—成本”分析框架，认为企业成本是风险的函数，且具有普遍性、持续性特征，未来降成本的关键在于防风险，需要从关注成本要素转向聚焦风险因素。在对新发展阶段企业成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治理效能、降低企业风险成本的相关建议。

财政激励制与晋升锦标赛：增长动力的制度之辩

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其制度来源的解释，一直存在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和经济上的财政激励制两种学说。根据我们总结的中国地方治理的七条规律，包括分等而非统一标准治理、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纵向而非横向比较、集体而非个人作用、综合而非单一考核、政治约束而非激励为主，以及信息相对清晰而非不对称等，很难找到晋升锦标赛的存在空间；而政府间财政关系所蕴含的财政激励制一直是中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重要制度安排，分税制是一个税收“弹性分成”合约系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努力和风险分担等信息，能因时因地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证分析亦发现，财政激励制能够解释地方经济增长的17.98%和投资增长的31.63%，而晋升锦标赛的影响并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澄清关于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的争议。

税制结构调整的财富分布效应与福利影响——以通过财产税提高直接税比重为例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中国税制结构优化的重要环节。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连续时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探讨了间接税比重下降、财产税比重上升的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分布和福利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财产税的不同征收形式以及税率调整的不同方式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研究表明，当财产税征收面较大时，若通过同等程度增加不同个体税率来提高财产税比重，均可能导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可以在均匀税率下通过仅对高财富人群征税从而以极小的福利损失带来较大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改善，而采用累进性财产税税率形式甚至可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红利；当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继续提高该比重通常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尖锐权衡。因此，中国未来可以通过对高财富人群开征适当形式的财产税，以提高直接税比重来实现税制结构优化。

1993年拉开序幕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

1993年拉开序幕的持续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轮改革涉及价格、财税、金融、外贸、投资、企业、社会保险、住房、农业等多个领域，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综合配套、整体性的改革。其中，1993年准备、1994年全面推开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启动部分，以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基本保持稳定、收入分享按照市场经济一般做法划分中央地方收入、建立税收返还机制并引入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和政策选择，取得了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的规范化、制度化，建立了逆周期财政政策调节的基础，大幅提高了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预算管理规范化、完整化、透明化，支持公平竞争和要素流动等成效。未来，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仍将是改革重点。

财政金融协同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现有基于财政担保的理论，无法解释地方财力不断下降并没有显著增加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现象，也难以应对中央政府严监管下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长问题。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掌握的金融资源为其债务提供了隐性担保；这种金融担保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也会导致地方金融风险传导到财政部门。因此，仅仅从财政或金融单一角度，都不足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所带来的财政和金融的双边风险问题。中央政府需要在财政金融联合治理框架下进行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调，合理分散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避免单部门承担过高风险。同时密切关注地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其在货币市场的信誉，避免地方金融风险向地方财政传导。

电子商务增值税地区间分享和清算

增值税按照生产地原则在地区间分享造成地区间税收竞争加剧、税收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电子商务零售迅速发展呈现地区间“销售极化消费均化”的特征，使得增值税收入主要集中在销售地区。使用国内某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数据对跨地区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产生的增值税在各地区的分布和规模进行测算发现：生产地原则下，增值税主要由少数销售集中的地区获得；而消费地原则下，各地区按照消费规模获得增值税。在制度优化方面，通过建立省际增值税清算机制，适当结合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则分享跨地区销售产生的增值税，可以使电子商务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分布更加合理，有助于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个远景目标，也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本文首先阐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根本要求，然后从收入差距、财产分配差距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论述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挑战，及其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提高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能力为宗旨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双碳”目标约束下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财政政策研究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财政政策在其中如何发挥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文献、理论和经验素材，系统性探讨气候变化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气候变化的财政影响会最终反映到财政行为、财政成本和财政关系上，财政系统在面临气候变化冲击时具有“自动稳定器”的适应性和启动“相机抉择”的主动性，这蕴含着财政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灵活性的治理逻辑。未来需要进一步将气候变化或相关环境因素纳入财政政策框架中，瞄准“减缓”和“适应”两个关键环节，对现有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投融资政策、政府预算制度、政府采购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改革，突出财政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治理”功能，加强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及其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协调和协同，放大财政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治理”效能。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的定位、作用和影响，为更好地发挥现代财政制度在生态文明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支柱作用提供依据，为构建生态财政治理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框架。

我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评价：理论、指标及应用

加强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政府预算民主法治、提高国家财力绩效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大预算监督重视程度逐步提高，改革内容不断深化，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日益加大。本文从我国人大预算监督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借鉴投入产出理论的思想，从预算监督能力（投入）、预算监督行为（过程）和预算监督效能（产出）3个方面构建“能力—行为—效能”分析框架，由此实现了在同一逻辑框架内分析人大预算监督的全周期发展状况。基于理论分析，围绕预算监督能力、预算监督行为和预算监督效能构建了我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可行性。选取2020年S省6个市级人大预算监督为研究样本，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统计分析，为全面系统评价和掌握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提供了系统性的证据。

中国财政安全的挑战与应对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际，统筹发展与安全已成为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指导原则。财政安全的内涵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财政能够保障政府各类职能的正常履行；二是各类财政可持续性指标处于合理范围；三是财政制度具有韧性，在遇到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类重大冲击时有一定的财政空间调整应对。当前我国财政安全面临着多重挑战：财政收入筹集或税制设计与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挑战；伴随支出规模膨胀，预算管理弱化，支出绩效不高的挑战；全口径政府债务和社会保险领域的潜在收支缺口也是我国财政安全面临的长期挑战。从中长期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财政之间的协调关系，是提升财政安全水平的基本要求；合理利用好、管理好政府债务资金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支撑；科学合理设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社会支出领域“参数式”改革，对保障我国的财政安全至关重要；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提升市县财政的韧性，确保政府职能正常运行；还应积极研究推进若干提升财政安全水平的创新性制度建设，包括探索建立中国式财政政策委员会、在试点基础上完善地方财政储备制度、完善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中国财政体制：探索与展望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是央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政府职能和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财政体制的规范化、法治化和现代化。论文系统梳理经典文献，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等多维视角着力廓清财政体制的内涵，剖析大国财政体制的影响因素与中央地方分级治理框架；回溯财政分权的理论逻辑和集体主义模式下央地分权实践探索，厘清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在充分借鉴西方分权理论基础上适应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逻辑，以及基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更好发挥央地财政关系的治理效能；辨析两种分权模式，对比不同时期财政体制对国家治理的举足轻重作用和整体性影响；结合中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财权划分、转移支付制度等实践提出了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理念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领域改革成就、内在逻辑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始终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需要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本文系统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领域的重要贡献与成就，并试图在总结国家整体改革思路的基础上，提炼财政改革逻辑。文章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整体改革呈现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并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财政改革逻辑与国家整体改革的逻辑相一致，表现为财政始终以大国治理为战略高度、以国家需求为根本遵循、以人民利益为最终依归。对国家及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进行提炼，有助于为下一阶段甚至更长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

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理论、指标与展望——基于财政预算“行为－功能”的分析

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试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各有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实践先行，但尚未就评价的理论、逻辑和指标框架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推进，影响到了评价结果运用和质量效益。笔者通过系统梳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提出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财政运行行为－政府预算功能”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阐明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关键评价指标，分析了当前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展望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即推动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全覆盖、健全指标和标准体系、开展专项监测与评价、完善评价机制、加强评价结果长效运用、强化激励约束等。上述建议为凝聚共识、全面开展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和路径。

财政改革与地方政府支出激励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分权体制如何设计才能规避其塑造的激励结构引致下级政府扭曲的财政治理行为。本文以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创新实践——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对象，基于1768个县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结论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不仅激励了县级政府支出扩张行为，而且通过增强县级政府被救助预期进一步软化了县级政府业已存在的软预算约束。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之所以会软化县级政府预算约束，主要与改革的制度设计有关。作为一项具有分权性质的财政改革，除了极个别省（自治区）在改革制度设计上做到财力与事责相匹配，基本都是只关注省市县三级财政收入划分。这种制度安排会显著增强县级政府被救助预期，进而激励其更加软化的预算约束。相比较而言，财力与事责匹配的财政改革不仅不会出现县级政府预算约束软化效应，反而有硬化县级政府预算约束的作用。只关注收入划分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之所以会增强县级政府软预算约束，主要源于共同池机制、监管弱化机制及竞争压力机制。本文的实证发现不仅使新阶段财政改革深化可以汲取过去改革的重要经验，而且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优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论预算支出标准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预算支出标准的制度基础不断加强，并在不确定冲击下进一步完善。预算支出标准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三个特征：财政部门总体设置与支出部门具体考量相结合；与中期财政规划相结合或直接设置多年期支出标准；违反标准的部门会受到强制执行的惩罚。我国预算支出标准体系的构建应重点关注以下三点：协调预算支出标准的约束力与灵活性；提高预算支出标准体系的科学性与共享性；有效设置对违约部门的约束措施。

从分配迈向治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基于公式化分配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不断推进各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均等化，但还不能保障居民感知层面的均等，均衡性转移支付需要迈向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制度化治理。本文从充分性和平衡性两个视角刻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构建均衡性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治理逻辑，主要围绕“转移支付→支出行为→均等化感知”主线，重点考察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和绩效激励产生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强了居民充分性感知，但对平衡性感知的影响不显著；（2）民生服务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充分性感知，交通运输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平衡性感知，但均衡性转移支付对这两类支出占比提升存在显著抑制；（3）适度的公众参与能够改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积极影响，但社会监督和绩效激励两类调节效应并不显著。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提升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知水平，引导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行为是关键，激发公众参与、强化社会监督和完善绩效激励是重点。

论嵌入国家治理的财税体制改革

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整体观、风险观和协同观的观察视角。形塑国家治理结构、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应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所在。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治理框架下循序推进，进一步明晰地方作为一级治理主体的定位和央地财政事权，基于预算与约束公共权力的融合来完善国家治理方式；应着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构建创新友好型的税收制度。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应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新的风险挑战，迫切需要提升国家财政权衡、判断风险的能力，并以数字化为基础强化现代财政制度的技术支撑。

财政政治学的渊源、基础与理论体系构想

在中国，发展财政政治学已有较好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包括1918年前后以熊彼特为首的德语作者创造的财政社会学传统，也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以财政社会学或财政政治学为名的研究探索，另外还有中国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渊源。在发展财政政治学的过程中，熊彼特等人创造的“税收国家”理论以及由此出发形成的“财政社会契约命题”是财政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目前财政史学界对“财政国家”的研究，是“税收国家”理论在历史领域中运用的重要例证。基于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理论，本文初步构想了一个财政政治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