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观点综述

2021年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情况

2021年，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成果，为支撑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现代财政制度的有序完善、财政政策与措施效能的有效提升作出重要贡献。

一、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职能研究

2021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保持稳定，GDP实现了8.1%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名义GDP的总量也达到了11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为1.1个百分点，内需合计贡献经济增速6.4个百分点，外需（出口）1.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比例结构很合理。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46380元／人，比上年提高8.7%。在理论研究上，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的成果总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财政影响宏观经济的研究，二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适配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有：

财政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何德旭、苗文龙在《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宏观经济治理》中提出，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在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例的同时降低地方支出比例，廓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定位与救助边界，推进适度的金融分权，更加充分地发挥地方政府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控制重大风险的作用，是构建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储德银、费昌盛在《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地方经济增长》中提出，要合理把控财政纵向失衡水平，利用适度失衡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稳定地方政府收入预期，防止过高税收努力抑制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积极性；注重地区间发展差异，避免一味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对外开放程度深化造成的发展模式雷同与资源浪费。吕冰洋、李钊等在《激励与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财政动因》中认为，分税的逻辑是寓平衡于激励，转移支付的逻辑是寓激励于平衡，分税与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均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收入效应，两种效应的总和决定了总体增长效应。熊若愚、吴俊培在《多极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地市和省的镶嵌分析》中认为，地市级财政支出和省本级财政支出均促进了地级市经济增长，但前者的效应更强；省本级财政支出还强化了地市级财政支出对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正面效果。省以下的财政支出安排应考虑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同时需要省以下财政收入安排的差异化。

宏观经济运行下的财政适配性研究的相关成果。付一婷、陈润东等在《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基于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分析》中认为，由于存在省级财政正向溢出效应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特点，我国宏观财政乘数远高于省级财政乘数；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宏观财政乘数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经济紧缩时期的宏观财政乘数更高，而经济扩张时期的财政乘数并不显著；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省级财政乘数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东部乘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经济紧缩省份的财政乘数明显高于经济扩张省份，将财政资源更多地向经济紧缩省份倾斜，能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持续影响。王庆、韩朝升在《经济发展、财政竞争与地方财政效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认为，财政效率具有区域同质性，经济发展和财政竞争对地方财政效率都有空间溢出效应；财政负担率与本省财政效率负相关，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省份具有空间上负外溢性影响；人口密度与本省财政效率正相关，对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省份具有空间上正外溢性影响，但城镇化率皆为负相关；人均GDP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省份具有空间上正外溢性影响，税收收入占比对邻接和距离相近省份具有空间上负外溢性影响，财政自给率对邻接省份具有空间上正外溢性影响，但不显著。

二、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2021年宏观调控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本领域的研究可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和财政政策措施与机制。主要研究成果有：

宏观调控的目标、机制与策略。王一鸣在《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中认为，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需要，特别是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芯片等零部件持续短缺导致的产业链安全问题上升。刘志云、温长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进路》中认为，现代化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建设，应当始终沿着“权力分配制度——决策程序制度——决策失灵的法律控制制度——运行效果的评估制度——监督制度——救济制度”的体系化和体系内各部分内容的科学化两条进路展开。赵扶扬、陈斌开在《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土地供给的视角》中提出，地方政府行为转变是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外部冲击导致以“招商引资”为基础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持续，地方政府逐步转向以“基建投资”为依托的“土地金融”模式，其代价是房价高企和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攀升。

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框架、结构与构建。刘尚希在《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政策内在逻辑发生新变化》中提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数字化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加快，要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基于公共风险权衡的思维，来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问题。马海涛、陈宇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税收体制》中认为，有必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税收体制，实现从“税收优惠”向“税制优势”转变。陈彦斌、陈伟泽在《潜在增速缺口与宏观政策目标重构——兼以中国实践评西方主流宏观理论的缺陷》中认为，由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速处于持续下调状态，宏观调控不宜再以产出缺口为零为核心目标，可持续在3—5年期间适当增加力度，即让产出缺口保持为正以收窄负向潜在增速缺口，这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潜在增速与总需求螺旋式下调的局面，并提高宏观调控效率。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搭配架构与运行机制。李扬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一个研究提纲》中提出，国内有必要建立稳定的国债管理政策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国债政策；调整政府债券系列，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国债的期限结构应当多样化；国债市场的运行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需要；统一推进我国的利率、汇率市场化和健全收益率曲线的进程。冯明、何德旭在《危机反应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框架演化中的四次变革》中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系统梳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四次主要变革，发现其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化大体上遵循“危机反应模式”，量化宽松、现代货币理论等政策实践和理论主张对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的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分离、倡导中央银行独立性、注重财政稳健等原则形成了挑战。许安拓、李雅洁在《财政货币政策能力提升与协调配合——基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验及启示》中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政策能力与协调配合始终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财政赤字货币化及现代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吴晓灵在《预算的质量：货币理论分歧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点》中认为，近年来由于许多国家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又由于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许多国家财政的日益拮据，财政债务上限屡受冲击，财政债务问题备受争议，于是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引起了较大的关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易宪容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等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中认为，许多国家政府都在以异常庞大的财政纾困计划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的严重冲击，货币政策相应实施了量化宽松的操作，但这并不等于赤字货币化，而是一种需要正常偿还的宏观债务。李成威、景婉博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同模式：赤字货币化》中认为，赤字货币化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可以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耦合在一起，有效发挥协同作用，永久性缓解政府的预算线，在公共债务高企背景下，保留或扩大政府的财政空间，从而达到较好的政策效果，当前，衰退和通缩是最大的风险，赤字货币化有利于刺激总名义需求，不应再被视为禁忌，在特殊时期赤字货币化应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财政政策的目标原则、运行机制、政策手段和组成框架的研究和部署。刘昆在《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推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统筹考虑“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系统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欧文汉在《积极发挥财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要准确把握原则要求，坚持科学精准施策，找准工作着力点，加强系统集成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改革和政策效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坚实步伐。刘尚希在《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政策内在逻辑发生新变化》中提出，经济数字化和经济金融化相互叠加、相互促进，导致经济运行从原有的实体状态逐步转向虚拟状态，运用既有货币与债务概念及理论来解释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较大局限，要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基于公共风险权衡的思维，来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问题。杨灿明在《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量，但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融合“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即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引，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联动的减贫机制，从而形成了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智慧”。吕炜在《新时期财政工作的几个重大关系》中认为，在完善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层面，要处理好财政与党的领导、国家治理，财政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关系；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要处理好财政与改革、发展，财政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层面，要处理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地方债与防风险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才能做出财政工作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部署。杨远根在《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优化》中认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推进乡村振兴，财政通过进一步加大对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教育发展的投入力度，完善支持土地要素流转和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机制，解决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民收入，提振农村消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畅通。闫坤在《发挥财政政策效力　支持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指出，财政需要在新发展阶段基于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支持新发展格局的加速构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财政政策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着手，拆除堵点和风险点。石英华、张瑞晶在《财政政策转型提质的逻辑——基于财政政策有效性分析》中认为，面对宏观经济运行中暴露的需求疲弱、供需结构性失衡、供求负向反馈等问题，叠加疫情影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提高政策质量，转变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逻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在政策导向上，重新定位财政政策的目标取向，关注就业数量和质量提升；政策实施和税制改革注重稳定和引导预期；政策着眼于满足居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提升人力资本；发挥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健全财政管理制度，拓展财政管理范围。王立勇、赵姝洁在《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证据与机制》中认为，我国财政透明度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财政信息公开力度在不断加强，但财政透明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单个省份不同年份的财政透明度波动较大，不同省份之间的财政透明度差异较大；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存在负向影响，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降低预决算偏差度，从而达到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效果。

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与财政发展史研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紧紧围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财政工作，对各个阶段的财政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积极运用财政工具，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为国理财、为民服务，在发展经济、服务大局、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财政史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共产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思想、理财思想、改革思想进行了汇总和总结。

建党百年下的理财思想与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的相关研究。欧文汉在《传承财政百年红色基因　扎实做好财税改革和政策研究工作》中指出，为推动全国财政系统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工作，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总结交流改革经验，上下联动形成更大合力，有力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改革举措落实落地。闫坤、史卫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思想与实践》中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统筹人民长期利益与当前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思想与实践的主线，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中，应有序加大社会主义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贾康、苏京春在《建党百年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回顾、学理思考与前瞻》中认为，党领导的财政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其基本经验有在理论层面可总结的“四论”：基于“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民中心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济——财政系统论”；基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宇宙观的“财政发展阶段论”；以及基于共产党人“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宽广胸怀的“财政工作专业论”。刘晔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财政实践探索与思想理论结晶》中认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就是百年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供给型财政”“建设型财政”“公共财政”“现代财政”等财政思想理论与财政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起到了基础和支柱作用。

财政工作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与支撑的相关研究。傅志华、申学锋在《党与农民关系百年变迁及历史启示——基于财政视角》中提出，百年大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诸多经验之中，从国情出发抓住中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通过财政手段很好地处理了党与农民的关系，无疑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海峰、葛立宇在《凝聚财政百年共识　开创时代发展新局》中认为，我们党对于财政使命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即运用财政促进“民富国强”，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立党的初心和责任，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财政人在历史激荡发展中形成的基本共识。在党的百年征程中，不管处于何种困境、承受多大压力，财政始终是我们党履行使命、实现承诺的坚强后盾。吕炜、靳继东在《财政、国家与政党：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中按照财政、国家与政党的逻辑分析框架，通过对财政与国家共时性关系的历时性梳理，阐释政党影响和决定下的财政建设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互为促动的制度机理，进而立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实践，阐释财政与市场经济以及财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内在逻辑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探讨和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特道路所决定的财政本质与改革逻辑。

四、现代财税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包括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内容。2021年，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政制度的创新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主要表现在财税体制改革、组成结构改革、财税改革支撑等三个研究领域。

现代财税体制改革的体系化、制度化和整理性研究。楼继伟在《面向2035的财政改革与发展》中指出，未来财政研究，要围绕着我国“十四五”时期及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以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和完善财政政策为研究重点，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提升服务全局的能力，尤其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这是一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王乔在《传承“人民至上”的财政思想　坚定不移推进财政改革》中提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中国共产党人把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有效体现在财税制度中，始终将“人民”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翔在《成都财政改革的实践探索与路径思考》中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财政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探索构建了具有成都特色的“全方位、全系统、全领域”财政改革路径，为地方财政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阶段性的分析案例。

财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的制度改革与机制创新。白彦锋、鲁书伶在《财政和层级改革与企业创新——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中认为，“省直管县”改革抑制企业创新，这一创新抑制效应的影响机制在于改革产生的征税激励与资源误置，即改革激励县级政府提高征税努力，加重企业实际税负和融资约束，同时强化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结构偏好，加剧地区资源配置扭曲。王光在《WTO改革背景下中国财政补贴政策空间分析与应对策略》中认为，中国应从战略层面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并从战术层面，着眼于国有企业、发展中国家待遇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空间，通过多边谈判主动创造政策空间，以及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空间。胡凯在《中国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程评估和政策文本分析》中认为，下一阶段深化改革需切实减少并规范共同事权，增强改革方案的可实施性，推动建立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全面协同的新机制。于长革在《“十四五”时期加强财政统筹的改革策略》中认为，“十四五”时期，财政紧平衡将成为常态。为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首要改革任务就是加强财政统筹，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相关领域改革的支撑手段、保障机制和促进动力的研究。李建军、吴懿在《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制造业企业活力——来自“增值税分成”改革的证据》中认为，增值税分成改革使地方政府发展制造业的财政收益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活力；增值税分成产生的财政激励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激发了企业活力。陈曦在《中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探索》中认为，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改革重点应为适度扩大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合理调整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健全对外援助战略规划体系，制定对外援助中期财政规划，促进对外援助年度财政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推进部际和央地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标准化，实施对外援助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五、现代税制改革与税收政策研究

2021年是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深入推进“六保”工作的攻坚之年。减税降费、优化税制、创新政策、简化措施成为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这一阶段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点。

（一）税制优化研究

税收制度改革的路径、方案、机制与创新研究。邓力平在《开局之年的税制改革与税收政策》中提出，对于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结合统一的把握，我们既要强调一以贯之的“持续推进”，又须把握特定年份的“重点安排”，始终认真领会，坚定贯彻执行。冯俏彬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方略》中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在保持现阶段流转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基本稳定基础上，要通过改革，不断优化税制结构，更好发挥税收功能作用。刘佐在《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中国税制改革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进展，主要体现在税收立法、货物和劳务税改革、所得税改革和减税降费等方面，“十四五”时期的税制改革，需要继续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合理调整宏观税负，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主体税种。李旭红、郭紫薇在《2021年及“十四五”时期税制改革展望》中认为，税制改革将继续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度融合，不断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的平衡，深入推进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促进我国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不断发展完善。蒋震在《经济体制转型、税制改革与税制结构演变》中认为，经济体制转型与税制改革、税制结构之间存在互相适应、互相影响的内在关系。

国际税制改革趋势和国外经验借鉴研究。郭天序在《全球税制改革的趋势、影响及应对分析》中认为，中国应对全球税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预先研判，积极参与全球税制改革进程并提出中国对改革方案的关切，利用税制改革窗口期实施适度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巩固并完善产业链布局，以尽可能降低或抵消全球税制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运行并保持高质量发展。葛敬书、毕凌波在《日本税制改革新动向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建议，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更好助力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税收政策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鼓励科技创新；注重培育新能源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重视吸引国际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张誉馨在《俄罗斯税制改革：现状与前景》中认为，俄罗斯税制改革为应对经济面临的挑战发挥了一定作用，是俄联邦成立以来成果最为显著的改革之一，但税收政策受外部因素影响严重，仍存在产业税制不合理、个税不利于贫富分配、政策工具局限和税法不完善等问题。未来几年，改善营商环境、保障民生是税制调整的主要任务，但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降低税负与保障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政策效果仍待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税收改革研究。熊冬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税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中认为，税收制度是影响数字经济活动主体行为，也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结果的重要因素。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应该加快数字经济相关的税收立法，强化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协同税收征管，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部分数字企业加征矫正性超额垄断利润税。袁娇、陈俊言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改革路径：基于税制与征管互动关系的思考》中认为，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构建基于立法机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三方互动关系模型，可厘清税制和征管的互动演变逻辑及趋势。同时，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改革也应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在制度供给层面，完善数字税收立法，构建新型数字税制体系，以推进精确执法、精诚共治；在征管需求层面，推动数字技术的全流程应用，实现税收征管“数智化”，精准分类为“纳税人画像”，提升全链条纳税服务质效，以推进精准监管、精细服务。解洪涛、杨乔在《数字经济冲击与未来税制改革》中指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型税源，同时也给税收征管带来挑战，未来的税制改革应该借助数字赋能，改变征管模式。因此，应对数字经济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对特定数字服务征收消费税，并同时降低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

（二）完善和提升税收政策研究

税收政策整体效能、作用机制和实施措施研究。余淼杰在《创新区域税收政策　落实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年来，我国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改革开放风向标，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应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调整优化财税政策，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全面开放。刘冲、李明等在《税收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研究——银行资本结构的视角》中认为，税率下降通过充实银行资本、提高资本质量，促进信贷扩张；实际所得税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银行信贷增速上升0.73%，按样本银行贷款均值3000亿元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家银行增加信贷投放21.9亿元。

促进产业发展与企业经营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李厚侬在《近期我国有效应对美国科技竞争战略的税收政策建议》中认为，为应对美国政府科技竞争战略的主张和政策，我国应精准定位税收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的发力点，为深化税制改革、更加精确实施政策奠定基础，并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以上方面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税收政策体系，全面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科技创新活力。吕小昂在《我国基础设施REITs基金税收政策研究》中以我国2021年推出的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当前已明确的交易结构中各个主体所涉及的税收品种和相应税收政策，结合国外较成熟REITs市场的情况和国内基础设施REITs探索阶段的类REITs实操经验，形成一系列税收政策建议。孙维、梁季在《企业兼并重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中提出，目前我国企业兼并重组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障碍，特别是利益分配机制尚未理顺，带来跨地区企业兼并困难重重。在税收利益、GDP考核以及环保指标调整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喜欢本地企业兼并重组其他地方企业，而不喜欢“被兼并”，从而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经营行为。

碳排放限制与“两碳”发展研究。马海涛、刘金科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税收政策：国际经验与完善建议》中认为，完善我国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应吸取和借鉴国际经验，坚持合理负担和公平原则，明晰碳排放权课税性质，完善碳排放交易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引导与激励提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流动性，深化碳排放权交易税收数据共享共用，加强与国外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协调配合。龚辉文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税收政策框架与建议》中认为，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愿景有其重要的现实背景和意义，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税收政策，二是保护和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税收政策，三是提高人类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税收政策。

促进外贸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和关税改革研究。樊勇在《优化进口税收政策体系　支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口税收政策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职能作用，主动发挥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聚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郑威在《入世二十年来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演进规律与经验启示》中认为，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演进历程，其呈现出政策工具从“规范化约束”向“法制化规制”转变、政策目标从“经济效率优先”向“兼顾市场公平竞争”转变、政策内容从“平衡区域间协调发展”向“产业战略布局”转变、政策导向从“国际惯例遵循”向“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转变、政策理念从“国内涉外税收管理”向“国际税收治理合作”转变的基本规律。

六、非税收入管理与改革研究

非税收入管理是我国公共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形势的稳定、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财政体系的稳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21年的非税收入管理研究主要是从税费替代、管理规范化、功能改进与提升等层面展开的，在范围上，本文将属于政策性基金预算的土地出让金也涵盖在内。

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研究。马列、马岩等在《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研究》中认为，税务部门在逐步承接了非税收入的征管职责后，仍然需要加强对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规范化水平，需要针对非税收入的征管特点，研究制定与之配套的制度办法乃至在法律法规层面予以完善，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的法制化管理。唐贺强在《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非税收入的法律规制——以地方政府罚没收入为例》中以罚没收入对地方营商环境的影响为切口，考察地方政府面临的现实治理困境，解构经济下行压力与地方财力不足、社会治理难度增加与执法经费保障滞后、新的发展理念与旧的政绩观等三重矛盾，探究罚没收入畸增的经济、体制及观念上的深层背景，通过对当前罚没收入经济属性、法律属性认识不足的分析，借鉴公共财产法理论，按照控权性、公益性、效率性、有责性等治理要求，提出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治理的建构路径。王晓洁、周楚涵在《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阶段演进、地方经验及未来展望》中认为，非税收入的征管职责正在由财政等部门转为税务部门征收，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非税收入管理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研究。许文在《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中认为，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与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联系紧密。2001年实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首次正式提出“非税收入”概念，并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建立，为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建立了有效的执行机制，并直接推动了整个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梅建明、王励晴在《中国古代非税收入治理的历史困境及启示》中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型的财政体制下，财权过度集中导致央地财政关系失衡，地方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往往以摊派苛捐杂税等方式作为抵补，税费负担愈减愈重，非税收入始终是历代王朝未能破解的治理难题。我国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加强非税收入征管能力，提升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从根源处解决非税收入治理难题，实现财政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非税收入管理及政策运用的效能研究。李美琦、张巍等在《空间异质性下非税收入规模合理化的影响机制——基于341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模型实证》中认为，考虑空间异质性，财政收入激励、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对非税收入规模具有正向效果；财政分权、税收竞争、财政支出效率等因素对本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具有反向效果；而对相邻地区，财政分权、财政收入激励、财政支出效率等因素则具有正向效果，税收竞争具有反向效果。部分因素（财政支出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作用效果由于空间因素的加入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旦增曲宗在《财税政策改革背景下非税收入现状及发展的研究》中提出加快提升非税收入电子化进程、加强落实非税制度的学习和运用、有效建立非税收入大数据库和有力监督非税收入完整入库等四点建议和措施。李波、张胜利在《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竞争的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分析》中认为，虽然区域非税收入会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区域间非税收入竞争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非税收入及其空间竞争的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由于各区域非税收入负担程度、各项非税收入依据及征收性质的差异，非税收入及其空间竞争的增长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且各类非税收入在各大区域内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结构差异。

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与改革研究。尹中立在《如何看待土地出让金征缴方式的改变》中认为，由税务部门征收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财政制度规范化的步骤，短期内与土地财政关系不大，但在中长期为土地财政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王正国、胡博在《健全财政收支管理　助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改革分析》中认为，从短期来看，该政策不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权造成实质性影响；从中长期来看，该政策为加强财政收支统筹管理、完善现代化财政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土地财政的相关监管政策逐渐被强化，预计地方政府将逐渐减少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我国的财政政策效率也将稳步提升。俞明辉在《土地出让金划转最大的意义是规范》中认为，数据透明之后，为中央下一步的管理和指导提供了依据，虽然《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但在掌握和研究相关的数据之后，下一步对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范围、使用等政策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推进。

七、现代预算制度建设与预算管理改革研究

2021年，我国预算管理制度仍处于深化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的进程中，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相关措施举措进一步提升，各项改革措施有序推进。在理论与政策研究上，结合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与工作创新，在预算制度、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与改革研究。马海涛在《现代预算制度改革取得丰硕成果》中提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订作为突破口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代预算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现代预算制度主体框架已经成型。马蔡琛、赵笛在《走向现代预算制度的辉煌百年》中认为，回首100年的伟大征程，我国预算制度的发展同党和国家一同进步，走过了不断探索创新、改革实践的历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力量。刘兴云在《以预算法实施条例为指引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中提出，实施条例严格遵循新预算法的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将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最新实践成效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提出了更细更实的具体要求，既为深化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治保障，也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预算编制与执行改革及规范化管理研究。刘书明、余燕在《整体性预算治理：理论源流与实践模式——基于预算流程重塑的视角》中认为，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完善预算治理体系，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以实现治理层级、功能和系统的有效整合以及碎片化的责任机制为主要特点，充分体现包容性和整合性的整体治理理论则契合了这一现实需要。王梅在《虚实之间：清末民初国家财政预算案与预算数据》中认为，近代中国自清末实行预算体制，至民初已编订颁布多个完整年度预算案，每个年度预算案都包含多种不同类型表册，形成大量条分缕析的预算数据。这些数据多为财政当局在各省各机关报送概算基础上复核形成，并非全为政客虚造，可从虚实之间不同角度探究其中所蕴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内涵，关注庞杂数据背后分类科目的形成与演变，是突破过往束缚推动相关研究的基础。张凯强、陈志刚在《政府预算管理能减轻企业税负吗——基于预算偏离的视角》中认为，政府收支预算偏离程度增加将提高企业的实际税率。当政府收入预算偏离的幅度提高10%，该地区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将分别增加0.46%、0.25%；当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幅度提高10%，该地区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将分别增加1.34%、0.62%，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变动幅度更大。

预算绩效管理的改革深化与制度建设研究。王雍君在《预算绩效评价：绩效偏差分析》中认为，绩效评价通常需要结合绩效偏差分析，基本绩效指标即成果、产出和投入的三类绩效偏差（variance）尤其须被计量：一是目标偏差，即实际值对基准值的偏差；二是计划偏差，即计划值（planning）对基准值的偏差；三是实际偏差，即实际值对计划值的偏差。晁毓欣在《事前绩效评估与预算评审的一体化融合——基于全周期预算绩效管理模型的解析》中以预算—绩效一体化为目标，将全周期预算绩效管理模型作为实现事前绩效评估与预算评审融合的基本载体。皇甫战民在《念好预算绩效管理“三本经”提升县级预算绩效目标编制水平》中认为，为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应紧扣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突出问题，聚力补短板强弱项，着重念好业务培训、绩效编审、实时督导“三本经”，有效提高各预算部门和镇街区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为进一步推动县级预算一体化改革、科学合理高效编制年度预算做好铺垫。

八、完善财政体制与优化转移支付体系研究

2021年财政体制改革在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同时，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和直接性，创新了机制和模式。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财政体制、财政事权和转移支付三个方面展开。

财政体制及其作用机制和衍生影响研究。申洋、郭俊华在《财政体制失衡与环境污染：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中认为，财政横向与纵向失衡均可以加剧环境污染，且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城市与资源型城市更加显著。财政横向失衡不能通过环境规制效应但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加剧环境污染，财政纵向失衡可以通过环境规制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加剧环境污染。陈念东、曹海涛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间财政体制与我国地方债务研究》中认为，为遏制地方债务增长和防范债务风险，应强化地方税收自主权、减少土地财政、实施财产税改革、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占比等。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平台的干预，对地方投资平台进行分类改革与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和地方投资平台债务的风险预警机制。邓金钱、张娜在《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方位、逻辑主线与“十四五”取向》中提出，贯穿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全过程的逻辑主线可概括为：坚持党对财政体制改革的领导，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坚持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实践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财政事权划分与责任履行研究。刘尚希、唐虎梅等在《我国审判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中提出，审判领域的事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审判权属于中央事权，但性质上属于中央事权并不等于“中央政府的事权”，审判权带有“地方特质”，我国审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吴园林、赵福昌在《我国央地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中认为，动态调整机制应具有经常性、局部性和行政性的特征，必须遵循依法调整、合理调整、程序正当、信赖保护等四个基本原则，通过对财政事权行为之授权、撤回、改变、撤销、废止、确认无效、委托等七种方式实现预期效果，不断提升我国现代财政治理水平。

转移支付的基本逻辑、主要机制与支撑能力的研究。岳希明、周慧等在《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率研究》中认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各国再分配非效率程度和累进性偏离与人均GDP对数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排序改变项与人均GDP对数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通过调整结构促使再分配效率不断向最优水平接近，资金分配要在进一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排序的改变。张朝举、陈怡心在《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励》中认为，生态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和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加大环境保护支出、加强环境规制，在政府行为推动下带动企业形成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合力，加大环境治理投资，提升污染物处理能力。毛军、李子豪在《财政转移支付对区域技术转移的影响研究》中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技术转移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其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影响效果更加突出；在空间分布上，财政转移支付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会显著提高相邻地区技术转移水平。

九、财政监督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研究

2021年我国财政监督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财政理论和政策研究发挥了较好的支撑作用，在制度建设、业务创新、机制优化等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新成果。

刘剑文在《财政监督制度变革的法治进路——基于财政绩效的观察》中认为，从财政制度的本位出发，财政运行可能产生的效果具有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法律以及管理三个维度。其中财政的经济效果属于财政学和税收学的研究范畴；财政的管理效果是考评财政行政管理的指标；法律维度上的财政绩效是财政运行的法律效果。马海涛、肖鹏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背景下的财政监督体系构建研究》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财会监督与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一并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关于财会监督的重要定位，赋予了财会监督新的政治高度，作为财会监督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监督，也面临着新时代下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叶青、王章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特色财政监督之路》中认为，建党百年来，财政监督工作经历了摸索建立、曲折发展、逐渐成熟等阶段，在推动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防范财政业务与廉政风险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政府债务管理与融资创新研究

2021年，我国进一步强调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工作。主动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坚决查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严肃处理问责。在部分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稳步推进隐性债务清零，探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长效监管制度框架。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上，围绕着债务的安全性、行为的规范化和效果的改善性，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债务管理和风险控制层面，主要以静态债务状况为核心进行梳理和分析；二是债务功能与作用层面，主要以债务的动态作用为核心进行讨论和分析。具体有：

债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研究。刘尚希、徐玉德等在《财政经济走出低谷　谨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聚》中提出，疫情冲击叠加以减税降费为主的产业支持政策的影响，财政收支紧平衡的压力较大，且由于部分项目在决策、资金分配、执行管理、绩效管理等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项目收益与债务负担平衡难度逐渐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进一步加大，债务风险集聚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地方财政经济平稳运行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乔俊峰、黄智琛在《地方政府债务为何持续扩张——基于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中认为，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城投债的发行规模与发行概率，会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效应与地方政府竞争效应两个渠道推动债务增长。韩凤芹、蔡佳颖在《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省级数据空间效应的实证》中认为，财政分权将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系数，政府间竞争加剧了财政分权对债务风险的正向促进作用；空间分析发现，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竞争，对发展程度相近地区的债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说明高质量的地方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府间竞争对债务风险的不利影响。

地方政府债务的功能与作用研究。郭月梅、薛景文在《地方政府债务的非线性环境效应研究》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效应。当地方政府债务处于合理区间时，债务的增加有助于扩充地方政府财力，增强当地环境监管，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而当地方政府债务突破拐点值后，偿债负担的加剧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或将选择“逐底竞争”，放松环境监管，从而导致企业污染排放增加，这说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具有财力与压力的转换效应。宋傅天、姚东旻在《“城投部门”议价能力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中认为，在国资增值的规模导向、隐性担保导致债务成本低等制度背景之下，“城投部门”存在过量举债的自发倾向。并且由于其在城市建设及土地出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债务扩张问题中，“城投部门”对于面临救助压力、债务风险的地方政府能够产生议价能力。熊虎在《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数量与质量的双重视角》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增加了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但也对地区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债务类型、基本属性和管理创新研究

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使用与管理研究。刘昆在《适当放宽专项债发行时间限制　合理把握发行节奏》中指出，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指导地方加强项目储备，适当放宽专项债券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把握发行节奏，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王志刚、黎恩银在《地方政府专项债目标定位、风险及对策》中认为，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具有两大属性，一是实现财政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二是政府投资的融资工具。应继续发挥专项债对稳增长的激励作用，探索专项债与PPP的搭配使用方式、优化专项债分配结构、建立专项债的全面风险报告制度、完善专项债的绩效管理制度、推动专项债的市场化运作。吴亚平在《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研究》中认为，对于有一定经营性收入和市场化融资能力的重大项目，政府专项债资金可以作为部分项目资本金，但应当符合《政府投资条例》和项目资本金制度相关要求，不得成为项目单位的债务性资金。对于作为项目资本金的政府专项债资金，要明确地方政府的偿还责任及偿还资金来源。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与平台债管理研究。徐玉德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内涵辨析与逻辑溯源》中提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止风险累积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推动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财税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必须在厘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基于公共风险视角溯清隐性债务产生的动因及其演化机理，揭示政府、市场和公民个人之间跨部门风险传播并最终汇聚形成隐性债务的风险逻辑。刘晓蕾、吕元稹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城投债定价》中认为，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高的地方城投债信用利差偏高，并且这种影响随政策以及宏观形势而变化，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率开始成为城投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曹文彬、钱鹏在《城投债转型实证研究——基于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视角》中认为，虽然政策有效弱化隐性担保职能，但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对新发无担保城投债利差仍有显著影响，应进一步权责划分，明确责任，并采取“渐进式”的引导方式，不断巩固深化相关政策的规范制约作用。

（三）债务风险与化解研究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逐步从成因研究、规模研究向结构研究、管理研究和化解研究的方向拓展。周世愚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中主张以债务风险评估预警的深化为基础，针对表内和表外不同的债务风险特征，差异化地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促进地方债务权责框架的完善，切断地方举债行为转化为财政金融冲击的可能渠道。孙琳、周欣在《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债务风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中提出，应落实并细化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进程，确保政府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构建债务管理和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衔接机制，全面反映政府财力结构和科学核算财政来源，完善财政资金约束制度体系；结合国际通用债务负担指标，科学设计政府财政纪律标准，积极推进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披露公开工作。唐云锋、张帆在《地方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影响的测度分析》中认为，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区域间的差距呈现下降趋势，本地区和邻近地区房地产价格会影响区域性地方债务风险，本地区和邻近地区金融风险会诱发区域性地方债务风险。

十一、盘活存量财政资源与国有资产管理研究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2021年财政收入尽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支出压力依然保持在高位，收支缺口的控制与弥补是财政工作的重要命题。盘活存量财政资源与国有资产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国有资产管理、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三个研究领域。

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提升财政资金效益的研究。张丽芳在《财政存量资金盘活业务解析》中认为，近年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业务经历了总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及政府总会计制度试行等不同阶段，为财政资金的有效盘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魏传奇在《如何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中认为，财政收入增幅的不足，企业盈利增长乏力，使得收入增速下降和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盘活存量资金对促进财政稳定增长有较大价值。周秋芳在《财政存量资金的成因及其盘活建议》中认为，财政存量资金的形成原因还与收入延迟划拨、收入规模超预期拓展、支出计划不可执行及不健全等方面有关，这些资金会影响财政资金链稳定性及健康性。

国有金融资产与国有金融企业发展与改革研究。张早在《新时期国有金融企业固定资产管理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中通过明晰固定资产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有关概念，深入剖析了企业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基础，结合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提出新时期国有金融企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的主要策略。莫亚琳、农富植在《广西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成效、问题与对策》中认为，广西积极贯彻中央金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精神，在推动广西金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健全相关管理体制制度和激发金融企业活力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在落实金融政策、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理顺金融管理体制机制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赵明治在《加强基层财政部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思考》中认为，各级财政部门认真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扎实推进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工作，在制度建设和国有金融资本发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推进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史耀斌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修订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　制定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中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并颁布实施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和修订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这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高进水在《从财务监督视角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创新》中提出，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管企业”“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如何以出资人视角，优化出资人财务监督组织体系，完善财务监督方式，突出财务监督重点，激励和约束“董、监、高”行为，提升监督效果，是出资人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谭静、牟新华在《依法依规处置国有资产　推动国资管理提质增效》中认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资产处置是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环节。

十二、大国财政发展与财经外交研究

傅志华、王娜在《以大国财政理念引领人民币国际化新格局》中提出，应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以“大国财政”理念为指导，更好地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将人民币国际化纳入财政政策制定的考量因素；另一方面，推动国债市场国际化，增加在政府投资和采购、国际产能合作、对外援助中人民币的使用。姚婧妹在《基于全球公共风险治理视角的中国“大国财政”体系化研究》中认为，“大国财政”的根本目的是治理全球公共风险，并从风险治理角度进一步探讨“大国财政”体系化框架的基本要素和运转机制，提出“大国财政”参与主体基本属性的双维度参照系，以及应当从双维度出发做好“大国财政”的建设规划与治理主客体的合力匹配。许正中、兰晓等在《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优化财政支撑体系》中认为，随着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变迁，“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体系供求关系呈现新趋势和新特点。财政由支撑国内公共产品提供向同时支撑国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进行战略转型，通过优化财政支撑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保证全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可持续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