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中]
[小]
摘要:
2020年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情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正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中断了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也导致了“大流行”背景下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推进现代财税体制改革,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对疫情冲击,成为2020年我国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主线,在宏观分析、基础理论、税收税制、预算制度、债务管理、大国财政、数字财政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作用突出、效果显著、逻辑严谨、借鉴性强的研究成果。
一、疫情冲击与财税政策应对研究
刘尚希在《应对疫情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有新思路》中提出.面对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须坚持风险主线,跳出传统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王乔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财政风险防范及建议》中提此以“财政小风险”冲抵“经济社会大风险”成为我国抗击疫情的首要选择,同时也导致财政风险积聚,应增强应对疫情影响政策的精准性、提高刺激经济回暖政策的有效性、巩固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的持续性和强化全球应对疫情策略的协同性。
傅志华、王志刚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
2020年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情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正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中断了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也导致了“大流行”背景下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推进现代财税体制改革,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对疫情冲击,成为2020年我国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主线,在宏观分析、基础理论、税收税制、预算制度、债务管理、大国财政、数字财政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作用突出、效果显著、逻辑严谨、借鉴性强的研究成果。
一、疫情冲击与财税政策应对研究
刘尚希在《应对疫情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有新思路》中提出.面对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须坚持风险主线,跳出传统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王乔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财政风险防范及建议》中提此以“财政小风险”冲抵“经济社会大风险”成为我国抗击疫情的首要选择,同时也导致财政风险积聚,应增强应对疫情影响政策的精准性、提高刺激经济回暖政策的有效性、巩固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的持续性和强化全球应对疫情策略的协同性。
傅志华、王志刚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对策》中提出:从逻辑上看,新冠肺炎疫情除了直接限制消费外,还会通过收入效应、财富效应、实际购买力效应对消费形成不利影响;从历史上看,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对经济和消费的影响是短期的,但此次疫情影响更大,持续期存在不确定性。稳定消费的关键是稳定居民收入,要稳定居民收入就需要稳定非农产业就业。
于海峰、王凯蕾在《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财政政策选择》提出.抗击疫情期间的财政政策选择应充分考虑产业周期压力加大、财政收支承压等宏观背景,从时度效上把握好短期与长期、普惠与定向的关系,把握好短期刺激与长期振兴、积极财政与财政风险、加大投资与振兴消费、提振消费与保护新动能、应急管理与长效建设的平衡,及时客观全面评价刺激效果,灵活进行结构性调节,进一步实现提质增效。
冯俏彬在《新冠疫情折射下的我国应急财政管理制度》中提出:我国应急财政在“如何给钱”方面运转良好,做到了不因资金问题影响防控;在“给多少钱”即受影响群体的救助方面有力有效,但制度化程度稍显不足;在“钱从何来”和“如何分担”两个方面,则几乎没有多少进步,需要在吸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改进与完善。
吕冰洋、李钊在《疫情冲击下财政可持续性与财政应对研究》中重新归纳了财政职能与疫情冲击下财政政策应对方向.通过估算疫情对财政赤字率的冲击程度以及对我国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认为疫情会导致我国财政形势更加严峻.但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较强。当前财政必须采取兼顾经济社会目标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双向兼顾”策略,积极财政政策可从两方面发力:一是增加收入来源,适当提高赤字率和专项债;二是提质增效.补短板和扩内需。同时,更要化危为机.审时度势推进财政制度变革,包括建立中期预算框架、推动公共事业中政府与社会合作、合理定位税收功能并实施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改革等。
张平、王静敏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财政政策的需求约束与政策选择一基于居民消费的研究》中从疫情影响下的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出发,科学评估疫情前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认为财政政策应着力破解需求约束、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加快疫情后国民经济复苏。
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预测与模拟
刘伟、苏剑在《疫情与国际形势变动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风险和政策一2021年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中提出:2020年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延续下行趋势.GDP增速再创新低,国际经济形势、地缘政治风险、中美贸易谈判、汇率波动、重要国际组织变动等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2021年,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延续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汇率与货币市场波动、国际金融风险传导等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点。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确保就业稳定将是潜在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基于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是采取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政策,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环境,在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统一战略基点(以扩大内需为主体)和战略方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王超、陈乐一在《中国金融周期特征及其宏观经济效应》中首次基于GARCH模型对M2、房价、股价、利率和汇率的缺口值进行动态赋权,进而合成中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ConditionsIndex,FCI)并以此测算中国的金融周期.为尚处于探索期的中国金融周期测度提供了新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采用MS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周期的特征并首次考察了四区制情形。之后,借助区R模型考察中国金融周期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各组成变量在FCI中的相对重要性应时而变,采用基于GARCH模型的动态赋权方法来测算中国的金融周期更加贴合现实;第二,中国金融周期在状态转换上具有较强的,南性,还具有扩张多而收缩少、扩张长而收缩短的双重非对称性特征,而且中国总体金融状况的失衡十分常见;第三,中国金融扩张对于产出仅有为时10个月的短期刺激作用,对于物价上涨则有着长达两年之久的推动作用。
张俊伟在《充分发掘内部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中提出: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只能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二通过挖掘内部潜力,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是在前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余杰、黄孝武在《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中提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逆周期的特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效应。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短期抑制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和投资增加,而在长期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我国经济在遭受不确定性冲击之后表现出短期受损而长期向好的特征,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的韧性越来越强。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在平滑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创新活动,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罗宏、陈坤在《上市公司行业间会计盈余差异与宏观经济增长预测》中提出:上市公司行业间盈余差异与未来三季度GDP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行业间会计盈余差异包含了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具有宏观预测价值,且这一预测效应在不同经济下行压力下存在差异。相比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小时期,上市公司行业间盈余差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更强。机制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行业间盈余差异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影响未来宏观经济增长,并且投资路径的作用更为显著。论文对于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增长,以及打破行业垄断,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启示。
王霞、郑挺国在《基于实时信息流的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中提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宏观经济系统的不可预测程度。由于宏观数据信息发布的时点不同,这种不可预测程度可以通过实时发布的宏观指标信息与其预期的偏差构建。在搜集我国实时碎尾数据集的基础上,采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构造了我国日度宏观经济意外指数和不确定指数。进一步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利率存在负向影响;在经济波动较大时,经济衰退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提高.而在经济平缓时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则是引起经济下滑的因素之一。
(二)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刘尚希在《如何理解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中提出: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属于对冲疫情冲击的政策、“买单”的政策和救助的政策,跟以往我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需要转换思维方式,避免对政策误读误用,这样更有助于准确评估疫情条件下的政策效果,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财政政策。
杨广莉、孙慧卿在《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兼析新冠疫情下的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中提出:目前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较低,中、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偏高,应继续减税降费;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根据税收的乘数效应,减税会使经济成倍增长,应加大减税力度.保持GDP增长。
王永华、雷宇在《中国的土地财政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一基于贝叶斯估计的DSGE模型分析》中提出,土地出让冲击最高可解释3421%的土地价格波动,土地需求冲击可解释超过50%的投资波动,并带来消费、投资及产出的正向响应.说明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通过影响土地价格传导至实体经济,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
张晓芳在《我国公共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用分析一基于政府偿债方式的视角》中提出:在考虑借债还款时,实证结果更易于用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解释,短期促进了GDP和消费,但长期作用是消极的.导致利率和汇率的缓慢上升,对产出、消费和私人投资都具有一定的挤出作用。财政不同的还款方式产生的经济效应也不同,财政采用借债还款形式的宏观经济效应要比采用增加税收形式或者是不考虑还款形式的效应更大。
金春雨、董雪在《我国不同时期税制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中提出:在经济危机时期,税制结构对产出、消费、金融具有较强的抑制效应,对物价具有较弱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复苏时期,税制结构对产出和物价具有较弱的促进效应,对消费和金融具有较弱的抑制效应;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税制结构对产出、消费、金融具有较弱的抑制效应,而对物价具有较强的促进效应;税制结构只能引起物价的短期波动,而对产出、消费、金融会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应积极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着力健全直接税体系并完善间接税制度,合理优化税制结构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平稳发展。
毛捷、孙浩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想》中区分了“赤字货币化”现象与“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概念差异,对近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理论演进和制度变革予以总结。进而分析以货币融资操作为关键内容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框架作用于现实经济的传导渠道,并从政策框架层面阐述了近年来学界对实现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构想。
张雪莹、王聪聪在《政府债务、货币政策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一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中认为:不同政府债务规模及不同的财政政策债务反应系数的情况下,面对货币政策冲击,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路径及其波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别。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府债务规模以及财政政策反应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的影响。
杨子晖在《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风险传染关系一基于混合频率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中国金融市场均为风险冲击的净输出方.所有宏观经济部门均为风险冲击的净输入方;金融风险是导致消费、利率、货币和消费者信心等出现明显变动的原因,进而对宏观经济部门产生显著冲击;利率、货币等宏观政策的变动,也会经由信贷渠道、“观望”理论阐释的传导途径等,对金融市场产生明显的反馈作用.这将有助于完善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
黄晓红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货调整与企业业绩》中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企业存货的显著减少;调节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越高,现金流越充足可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存货持有的负向影响,而企业负债水平越高则越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存货持有的负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企业存货减少会导致企业业绩下降。
孙艺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以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弹性和定力,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从时间、空间和制度变迁三个维度观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增强避险能力;完善政策评估机制,防范衍生风险;强化政策公平偏好.减少负外部性;推动制度结构优化,提升治理效能。
安翔宇在《基于中国道路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中认为:在宏观经济治理中,有效市场是经济顺畅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有为政府是经济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走向“善治”的内源性动力。基于功能、能力和效能的维度取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体制层面的有机结合将为优化宏观经济治理方式、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释放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供现实依托。
刘金全、李永杰在《“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认为:第一.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逐渐减弱,货币增长率冲击对杠杆率的影响始终为正,但其作用程度大小与经济周期的转换存在显著相依性.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降杠杆,但长期来看会产生加杠杆效应。第二,金融危机后,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呈减弱趋势,但其对杠杆率的刺激作用明显加大,宏观税负对产出的抑制作用及对杠杆率的抬升作用都显著增强。第三.现阶段中国杠杆率上升助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已被打破。有鉴于此,坚持“灵活适度,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与“减税降费为主,提高支出为辅”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杠杆结构、提升杠杆效率是当前实现宏观经济增长与宏观杠杆率双重稳定的占优策略。
(三)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张明源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阐析及宏观经济政策展望》中认为: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分歧的表象看似在于担心赤字货币化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以及威胁央行的独立性,其实分歧的根源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正是由于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质疑和对政策主导权的追求,与财政赤字货币化类似的货币政策财政化才成为政策主张的另一个方向。然而.赤字货币化只是为宏观政策服务的融资手段,与其争论融资手段的合理性,不如放开眼界关注政策手段的合理性。在总量性政策无法解决当今的结构性萧条困境的时候,应该大力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配合,以实现促进产出、平稳经济的目的。
刘建丰、于雪在《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中认为: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肖谦、陈晖在《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影响一基于电力部门细分的CGE模型》中提出:弓I入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后,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相比没有引入而言将有所降低;征收碳税将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如果对特定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给予补贴,可能会对未受到补贴且不具备成本比较优势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产生“挤出效应”。
三、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创新研究
(一)财政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研究
陈曦、刘尚希在《经济学关于不确定性认知的变迁》中提出: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深入研究不确定性,对于应对当今世界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大变局是以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为特征的。不确定性问题涉及到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不确定性也成为经济学分析的重要概念。数学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解释和预测不确定性的经济现实时存在局限性,与现实相交叉融合的财政学更是如此。当今世界所呈现的不确定性问题,集中体现到了实体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叠加态”,这可能是今后人类社会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的主要来源。
童光辉在《传统天下观中的公共性理念及其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实践——挖掘财政基础理论的“中国地气”》中以中国古代财政的公共性问题为出发点,首先在思想层面梳理传统天下观中的公共性理念,以及由此所建构起来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其次在制度层面探讨上述理念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实践.分析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下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不患寡而患不均二“内外有别.以内制外”等财政分配关系的关键和实质;最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寻能够丰富和发展财政基础理论的原理性知识,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思想资源。
刘晔在《综合性、有思想、立本体、重实践一对新时代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中探讨了新时代财政基础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是否存在财政基础理论,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算是财政基础理论,如何评价财政基础理论.新时代为什么还需要财政基础理论,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财政基础理论。认为“综合性、有思想、立本体、重实践”是新时代我国财政基础理论构建的必备要素和努力取向。
吴俊培在《财政理论中三个基本问题的再探讨》中对财政主流理论关于假设前提、分析方法和公共的基本单位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财政学的假设前提是社会的公正正义,社会的公正正义是处理财政关系的最高准则;财政学的分析方法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揭示财政体制的公正正义;公共的基本单位是小区居民集合,是居民生活方式的最终落实单位。主流理论对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影响深远,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需要清理和重构。
张克中、张文涛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的现代财政制度:理论与挑战》中从全球治理视角探讨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另一方面,国内财税政策调整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策略性反应。中国需要在全球公
共物品融资、全球财政合作、央地财政关系和财政风险管理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为更好地适应甚至引领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
石英华、吉嘉在《财政自动稳定器的理论认识、影响分析及政策应用》中对完善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优化其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作了研究,认为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功能可以适当拓展,在保留效率与可持续性等传统优势的同时,利用事先统筹制定的规则强化自动稳定器的逆周期影响力,最后提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在当前严峻环境中,有效发挥对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作用的优化改革方向。
闫坤、孟艳在《现代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3.0版》中提出:现代货币理论属于相对极端的宏观经济理论,其真正转化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3.0版,还需要诸多前提和精心设计,寻求一个平衡点,未来需要关注发达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倾向的内在逻辑与外在溢出影响。我国经济指标长期处于良好状态,现代货币理论不适合作为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仅在继续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方面有一定的启示。
刘思源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与实践》中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与达里奥结合MMT提出的第三种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从本质来看,两者均主张使用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融资,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但是从概念定义角度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处于隶属地位,旨在通过印钞或资产负债表调整,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且无需偿还。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侧重于央行和财政的配合,央行通过提供流动性支持.间接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虽然依然以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为准,但造成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效果。
(二)税收理论与政策研究
张平在《中国直接税改革的历史逻辑与未来方向一基于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路径的分析》中提出,根据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直接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中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税制应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相结合;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三大税种相辅相成;对个人和对企业征税相结合的税制体系。结合当前税基结构分析,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直接税改革的重点。扩大征收面、税率结构优化、分类与综合相结合以及按家庭征收是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三大方面。房地产税未来总体改革方向将是居民可承受、渐进成为地方主体财源、多维度提升地方治理的逐步推进。
蔡昌、王道庆在《业财法税融合:理论框架与行动指南》中提出:“业财法税融合”思想作为一种管理协同理论的拓展.是基于数据共享条件下的无边界组织管理的实践创新「业财法税融合”的逻辑结构、内聚式耦合管理模式、“四流一致”等核心体系是实现企业运营合规性的基础保障。基于数据决策、管理变革、组织变迁视角的三大行动指南,体现着“业财法税融合”对税务管理创新的专业与技术的双重推动。
兰双萱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售税若干问题初探》中,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售税及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内地货物流通的规定,对销售税现状、可能的选择类型、实现的方式以及与内地增值税的衔接机制进行了探索分析,增值税纳税人分类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售税在生产环节不征税的主要目标,同时,为保证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内地形成统一市场,有必要保持与内地增值税统一的征税范围和税率,以此增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全国的福利。
张云华、何莹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售税的制度设计》中提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基本确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税收制度框架,要在2025年前,依法将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费进行简并,启动在货物和服务零售环节征收销售税相关工作。销售税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在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征销售税必然性的基础上,结合海南实际.参照国外经验,对销售税的税制和征管进行了理论上的设计与分析。
(三)财政风险与债务管理的理论研究
刘守刚在《奥康纳与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中提出,奥康纳从财政视角预言了现代国家根本的危机将会表现为持续的财政危机,断言内在于现代国家职能中的两大职能“合法化职能”与“积累职能”构成了无法化解的悖论,将带来无法克服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与国家最终的崩溃命运。
朱文蔚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理论逻辑、演化特征及发展态势》中提出.政绩观驱动、权责不对等以及预算软约束是地方政府举债的理论逻辑。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势头基本得到遏制.融资方式从间接融资为主逐渐演变为直接融资,经济发展的融资驱动逐渐弱化,融资的成本也大幅降低。伴随上述演化特征.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比较明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逐步强化,地方政府举债将越来越规范,对违规举债追责已常态化,地方政府债券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当务之急,既要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也要防止因担心举债被追责而形成“懒政”不作为倾向,并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冉珍梅、刘孝斌在《政府债务、家庭债务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一基于消费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中提出:政府债务能够制约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调控作用,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反,家庭债务能够强化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调控作用,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政府债务较高的国家.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持有家庭债务量越高,居民消费缩减量越少。进一步分析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调控作用在中国并不成立,在中国货币政策越紧缩居民消费反而越多,且同样受到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的显著影响。因此,政府、家庭和央行等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债务管理工作,灵活调整既定政策,促使债务管理活动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从而确保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迟香婷在《家庭债务与消费波动:一个基于理论模型的探讨》中提出:对负债家庭而言,杠杆率的提高会带来短暂的财富效应,随后会更持久地挤出消费;家庭债务具有规模适度特性,以住房贷款为主的家庭债务杠杆对消费波动的放大效应边际递增.杠杆率水平越高,其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消费和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越明显;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会加剧经济波动,带来经济结构扭曲和家庭财富损失。结合我国当前家庭债务现状和经济发展要求,对居民杠杆的管理应当重视规模适度管理和增速控制,同时积极调整居民债务结构,严控信贷资金流向,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规范和鼓励消费金融发展,从而改善消费低迷的现状、提高家庭有效消费需求,实现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升级。
四、税收理论、税收政策与征管实践研究
(一)税收制度与税种改革的研究
马蔡琛、赵笛在《构建以环境保护税为基础的绿色税收体系》中提出:完整的绿色税收体系,不仅包括对污染排放征收的环境保护税,同时也应该包括资源类、能源类、运输类等其他税种.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协调使用。构建以环境保护税为基础的绿色税收体系,通过多种环境保护筹资方式、多种政策手段相结合,有助于解决环境保护税是否应专款专用以及环境保护税应纳入中央税还是地方税等争议问题,明确各税种的环境保护作用.统筹规划环境保护相关税费收入的高效使用。
刘建梅在《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协调应用机制设计》中提出:产业转移对接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也是协同发展三个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的产业转移主要以宏观政策引导、产业政策吸引和行政手段推进为主,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结合京津冀三省市工业细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分析以及碳市场交易情况,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以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五个细分行业应实施区域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其余行业实施碳税。建议采取“补贴碳税”的形式保障河北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享受清洁环境方面的公平性;采取“补充碳税”的形式控制河北二氧化碳排放,以实现京津地区的绿色协同发展。
田翠香在《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从博弈分析》中提出: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效益随着税率的提高呈非单调变化,税率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税税率大于边际减排成本,是环境税政策激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税收优惠的制度设计,则显著提高了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从企业决策机制来看,社会责任意识强的企业会在环境税税率较低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调整环境税政策时,须考虑税率与企业污染减排成本的对比关系,从完善税率设置、有条件地加大税收优惠和补助力度、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激励企业实施绿色转型。
张平等在《房地产税与房价和租金一理论模拟及其对中国房地产税开征时机的启示》中提出:若房地产税率为0.5%且税入不用于新增公共服务,房产实值可能下降8.3%-12.5%;若税入用于增加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房产实值降幅减为1.7%—2.5%,但租金可能上涨6.7%—20%。房价可能大幅下跌的原因是房价中存在短期泡沫;租金上涨的前提是租房人可受益的公共服务价值有实质性提升。基于房地产税对房价波动的影响,房市泡沫受挤压且房价较稳定的时段可能是开征房地产税的适选时机。
俞乐、钱海燕在《房地产税改革亟需注入“合力”一基于中央、地方和纳税人的三角分析》中提出,我国房地产税改革推进过程缓慢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原因在于中央、地方、纳税人三方之间未形成改革合力。而未形成改革合力的原因在于:短期来看,推动房地产税改革对地方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比过高,能否调节纳税人收入分配也值得商榷。而想要形成三方合力,让地方和纳税人享受到房地产税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是关键。
刘金东等在《房地产税的职能定位与方案选择一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中,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分政府内部治理、社会公共治理、市场治理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房地产税的三重职能定位和四套征收方案,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政府内部治理角度,房地产税并不适宜充当地方主体税种,如果照搬国外经验给予房地产税过高的规模设定,会同时削弱中央政府的财政支配份额和宏观调控能力,背离了“分税制”改革的初衷,未来推出房地产税的同时必须辅以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结构性减税。其二,从社会公共治理角度,由于中国极高的房价收入比,将出现部分单套房家庭“收不抵税”的情况,无支付能力家庭往往是中低收入阶层,从而损及房地产税公平职能,未来应当将保证单套房家庭的税款支付能力作为房地产税设计的首要问题。其三,从市场治理角度,由于中国极高的房价租金比.部分多套房持有者无法实现“以租养税”而被迫将多余住房出售,未来如何保证房地产税的平稳开征、避免房价大起大落是必须考虑的经济难题。其四,房地产税的推出要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引入断路器机制必须立足长期.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到位之前不具备可行性基础,要在短期内尽快推出房地产税.首套房免税方案将是唯一的理想选择。
刘华、陈力朋在《房地产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中提出:利用情景模拟实验实证分析房地产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影响,不但可以考察开征房地产税是否会对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特征家庭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以往基于宏观数据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减少房地产税改革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应坚持立法先行、分阶段分地区实施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居民的纳税能力,制定差异化的房地产税政策。
高萍、包静在《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一以河北省为例》中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首先基于河北省水资源费与水资源税政策异同分析,进一步研究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对税收负担最重的工业及供水业的影响。其次基于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水资源费改税政策的实施对工业用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水资源费改税政策显著抑制了工业用水量,推动企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
杨得前、赵磊在《水资源税提高了用水效率吗?一来自河北的经验证据》中基于201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对其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显著提高了其用水效率.节水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农业生产用水政策、引导取用水户对专用节水设备进行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税、提升用水效率的政策建议。
张宝在《水资源税的目的探究与制度完善》中将水资源税作为特定目的税.以保障公众基本用水需求,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和
合理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目的。认为与水资源税的特定目的要求相比,当前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够健全、
税款用途尚未特定、分成体制不够合理、不同目的之间不够协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水资源税立法奠定基础。
李文、邢丽在《数字经济跨国企业所得课税探索及中国应对》中提出:数字经济对跨国所得课税带来严峻的挑战,传统国际税收规则面临政策性失灵的困境。各国基于自身税收权益的考量纷纷采取单边措施.OECD也尝试推出三种提案和统一方案,目的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解决数字经济课税的国际准则。
寇韵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英国数字税制度分析与启示》中提出:面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现有税收框架不适配的问题.OECD在发布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相关报告中提出国际社会要积极协商,建立国际层面多边包容框架。为缓解本国税收压力,英国提出暂以数字服务税(DST)作为短期单边过渡措施,旨在为数字税征收提供明确指引。对中国而言,英国数字税能够激起对于数字经济税收政策的反思和一定经验借鉴.短期内保持现状并积极进行理论政策层面的研究,长期来看构建公平合理的数字经济税收政策是必由之路。
王卫军、朱长胜在《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从生产增值税到消费生产税》中提出:数字经济已经并正在深刻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税收地域管辖权冲突、以生产地纳税带来的地区间财力越来越不平衡等对增值税体制带来了根本性挑战。为应对以上挑战,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建议将生产者增值税优化为以消费者消费税为主、生产者生产税为辅的组合税一消费生产税.在交易环节直接由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税款实时分缴,并以缴纳消费生产税抵扣所得税等税款。消费生产税实现了间接税和直接税连接、流转税和所得税融合,可以有效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
崔威、刘奇超在《行将实施的数字服务税》中提出:法国于2019年颁布了数字服务税(简称DST).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正在制定类似的法律。DST可以看作是一种针对地域性特殊平台租的税,可以说它解决了国际税收中真正的新问题。
贾康、施文泼在《提高烟草税对CPI和就业的影响与对策》中分析了提高烟草税对CPI和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稳步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对我国CPI的影响极为有限,将烟酒项目移除出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和核心CPI的统计范围,可进一步消除烟草价格上涨对基本民生和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第二,我国与烟草直接相关的就业人数很少.特别是烟农户数近十年来一直在自然萎缩中,提高烟草税会减少烟草行业从业人员岗位,但对一国总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保障措施,可缓解提高烟草税对烟农的影响,保护农民利益。
刘鹏在《资本利得税征税与经济稳定一基于台湾地区“三征三停”的资本利得税分析》中以台湾地区为考察样本.在详细梳理其“三征三停”的资本利得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构造短期和长期两个差异模型,利用非条件方差检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历次资本利得税的经济稳定效应。结果表明,对资本利得征税不会引起经济的过度波动,我国应在权衡征税时机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对资本利得的征税方案。
胥玲在《再论最终消费环节增值税价税分离必要性一以增值税率和电价调整影响为例》中提出:正是由于未能在多个环节,尤其是最终消费环节实现价税分离,才导致相关政策的变动对一类企业运营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同时,要将增值税最终消费环节价税分离作为税制改革的必要配套,充分体现增值税价外税的特征和优势。
孙磊、吴思琪在《我国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对汽车销量的影响研究》中选取双重差分模型对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L6L以下(包括L6L)及L6L以上排放量的汽车销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把汽车排放量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设置政策实施虚拟变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对促进优惠对象小排量车销量增加的作用显著。
(二)税收征管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研究
邱如萌在《基于税收大数据的出口骗税管理机制探讨》中提出:出口退税政策是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但部分企业利用政策漏洞骗取出口退税,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影响企业公平竞争。税收大数据作为展现税收征纳双方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数据集.能够及时发现税收流失的可能性和风险点,辅助税务部门对税收行为进行有效监控。“信息交换平台”是重要的税收征管基础设施。
任志杰、李东涛在《探索以数治税提升税收征管质效》中提出:大数据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机遇,也对税务部门如何应用涉税数据实施精准管理提出了考验。税务部门要顺应大数据时代要求,切实推动征管从“管户"至「‘管事”再到“管数”转变。树立以数治税思维。税务部门要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税、用数据创新”的思维理念,将以数治税融合到征管改革中,实现税收管理方式和干部思维的根本转变。
赵伟、王庆在《产业投资基金涉税问题分析》中提出: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发展较快。在实践中,业界往往强调避免重复征税的重要性,只注意到美国的合伙型股权(产业)投资基金享有税收优惠,却对中国相关税收政策和既有税收规则的差异研究不够,使得部分基金在设立时对税收问题考虑不周。在梳理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了公司型和合伙型产业投资基金的税负差异.提出制定投资大中型企业的产业投资基金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基金税收申报信息管理体系的建议。
(三)税收管理实践研究
王家莉在《房地产土地增值税清算税务筹划及涉税风险管控》中提出,在房地产企业的开发项目过程中,土地增值税属于重要的税种.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但由于土地增值税的清算过程较为复杂,如果税收筹划不合理,就可能引发许多风险问题。因此,房地产企业需要对各种风险进行把控,并且采取科学化的管控策略,防范涉税风险。
王娟在《新个税政策下企业海外人力资源管理实务探讨一基于海外派遣员工个税汇算清缴的人资管理案例剖析》中提出: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和推进.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派遣员工前往海外工作。2019年新税法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的执行使得海外派遣员工的年度个税汇算清缴面临较大变化,也对相关的海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挑战。研究以海外派遣员工个税汇算清缴实务为例,对实务操作中遇到的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建议:开展个税汇算清缴工作前应与员工及境外子公司进行充分沟通;利用税收饶让、年终奖等政策,合理调整海外派遣员工薪酬发放模式,从而达到节税目的;海外人力资源薪酬设计需充分考虑各国个税及社保缴交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布局,避免事后补救等。
李贞、张瑞婷在《财政与税务部门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研究》中通过辩证分析财政、税务两部门征收非税收入的优劣势,提出非税收入征收划转的三条原则,认为非税收入征收划转应当满足“合理、适宜”的原则、符合“六保”“六稳”工作目标,并对适宜保留财政部门、适宜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加强非税收入征管的建议,主要包括加强非税收入法律体系建设和推进非税收入征缴工程建设等。
五、现代预算制度建设与预算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一)财政预算法律及实施研究
赵福昌、吴园林在《〈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的重点、难点与亮点种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解读》中提出,以《预算法实施条例》的全面修订为契机,我国预算法治建设迈向新阶段。新条例既是新时代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表明了决策层实现现代预算治理的决心与魄力,而修订本身也成为推动我国预算治理深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王桦宇、宋以珍在《秩序、效能与法治:迈向更加规范有序的预算治理图景》中提出,在更加注重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时代.《预算法实施条例》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一是作为秩序规则充分细化了预算管理的具体规定,将《预算法》的原则和精神更加落到“实处、细处、深处”;二是作为效能指引精准匹配预算管理实际需要,注重预算治理的“规范有序”、公共财政的“节用裕民”以及财政效能“人民有感”;三是作为法治示范确认巩固财税体制改革成果,引导、促进并约束政府要“能用、会用、善用”财政资金,提升通过预算治理“理财治国”的能力与水平。在未来的预算管理中,预算法治化的规则要求会更加清晰明确并不断自我完善,进而提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治理的综合效能。
(二)财政预算制度研究
刘昆在《认真学习贯彻预算法实施条例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中指出,刚刚修订的预算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健全完善预算管理体制机制,符合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有利于全力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是我国预算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立法成果.为加快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提供了法治保障。
袁宁在《我国现代预算制度建设的目标和路径研究》中提出:建设现代预算制度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回溯预算制度从起源到形成再到成熟的历史进程,能够精准地把握现代预算制度的内涵和功能。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国家产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制度,是围绕如何取得财政收入、如何安排财政支出、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而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是对政府花钱行为的控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预算演化出了治理功能,并成为现代预算制度的灵魂。目前,我国现代预算制度建设初见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宏观环境、微观基础和预算制度三个层面建设现代预算制度。
孙硕、邓淑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预算收支分类体系研究》中认为,现代预算收支分类体系存在以下问题: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的内容覆盖不够全面、分类标准不统一;将部门预算支出划分为项目时采用的方法不合理;现行《预算法》规定的预算支出分类方式较为单一。这些问题影响了预算功能的有效发挥。建议规范、完善政府预算收入分类科目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设计;全面构建“以结果为基础的项目二发挥预算作为政策实施工具的作用;增加预算收支分类体系中的分类方式以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基础。
(三)预算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谢志华在《预算管理体制的本质与变革》中强调:现代国家是预算国家.预算国家必须要有国家预算,国家预算必须要进行预算管理,而预算管理体制的选择决定了国家预算管理的效率,从而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历史地看,预算管理体制分为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集权模式主要由单一制国家采用.分权模式主要由联邦制国家采用。然而,单一制国家的集权模式也经历了向分权模式的逐步转变,而联邦制国家的分权模式也逐步向集权的方向改变。演变的结果是,预算管理体制不在于形式上的集权或分权,而在于要清晰地划分各预算相关主体的事权,在事权明晰的基础上再配之相应的预算收支权力和责任,实现权责匹配。也就是说,预算管理体制中的权责匹配才是其本质属性。
麻睿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保障研究一以财政体制改革为视角》中从“财权、事权、财力三要素关系”的理论根源和“分税制”改革影响的现实根源两个层面全面阐释了造成基层社会治理财源紧张的原因,通过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充分论证了促进当前财政体制改革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建议。
(四)财政预算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研究
王军只、王晓菲在《中央部门预算规模、结构与差异性分析一基于2020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数据》中对中央部门的一般公共预算进行了梳理分析:2020年,中央部门预算收入总体呈现较高集中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体下降,重点保障民生领域,部门间支出结构呈现较大差异;根据中央提出的过“紧日子”要求.中央部门一般公用经费等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和非重点项目支出大幅压减.“三公”经费预算总体压减幅度达30%以上;预算绩效管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刘昶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考察》中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向量自
回归(PM\R)模型考察了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经济增长有负的显著影响,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显著性影响。因此,实践中应综合考虑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保持政府性基金预算适度规模的前提下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卓错化在《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考》中强调: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广.政策实施时间跨度长.基金收支资金总量大,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纳入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对于推动社保基金精算平衡.确保基金长期可持续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杨超、谢志华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衔接模式与选择》中基于政府“国有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两种不同身份属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衔接分为“营利导向”模式和“公共导向”模式,既不能适应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也无法满足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在探讨当前两种不同衔接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整合观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衔接模式内涵,并从明确预算支持的范围和规模、理顺预算间的交叉重置科目以及构建预算收支统筹调剂平台等方面构建基于整合观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衔接模式,并分析其适用性.不仅为妥善处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其他三本预算进行衔接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模式,也能够为我国当前预算体系的继续改革及完善提供相应的措施建议。
(五)预算改革与管理创新研究
许宏才在《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实施条例深入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中指出:条例修订只是迈出第一步,关键要抓好贯彻落实。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切实增强预算法治意识,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将条例的新规定、新要求进一步落实到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和监督全过程。加快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使预算管理改革各项工作在法治化轨道上加速推进,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王雍君在《以公共预算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强调,公共预算改革的三个关键方面,即应用良治原则改革预算程序与报告,促进预算全面性,以及在三级预算结构下追求关键性的财政成果,应作为一个整体框架,融入到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以深化公共预算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马洪范、罗姗在《我国参与式预算的发展困境与改革建议》中提出:自2005年温岭新河镇建立参与式预算制度以来.我国部分基层政府对参与式预算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探索和试点,取得一定的成效。参与式预算目前只在少数地方试行.未普遍推广。若要扩大参与式预算的应用范围、提高实践层次,需要有效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探索更高层级政府推行参与式预算的具体路径。
上官酒瑞在《参与式预算是全过程民主的实践形式》中认为:从简约主义看,财政问题可归结为“收钱”与“花钱”两方面,现代财政既要遵循法治原则,也要引入民主控制机制。尤其是,用好纳税人的“钱袋子”、实现有效财政开支,要坚持民主原则、嵌入民主机制,建立预算民主制度。而且,这样的民主机制应落实到公共财政预算的各方面、各环节、各流程,实现全过程民主。
(六)预算执行管理与创新研究
王振宇、司亚伟在《国库暂付款、支出结构与地方财政预算执行进度》中提出:地方政府国库暂付款(当期和前一期)规模越大,财政预算执行进度相对越慢;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结构中刚性支付占比与财政预算执行进度存在倒U型关系;人均GDP越高、人均可用财力和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越大的地区,财政预算执行进度相对较快,而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预算支出比重较高的地区,政府财政预算执行进度相对较慢,且变量在实证检验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研究表明,改善地方财政预算执行进度需要因地制宜.在规范国库资金管理、落实全面绩效预算等方面发力提效。
周宇宏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下国库现金管理机制的思考》中提出: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必然对国库现金管理提出新要求。只有加快改革,通过健全国库现金管理运行机制、加强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加强国库现金管理与债务管理配合、推进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制度改革,才能建立起与现代财政制度相适应的健全完备的国库现金管理机制。
李春阳、段国旭在《完善我国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政策建议》中提出:资金是国库管理之本,账户是资金运行之基。当前,建设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制度,深化国库现金管理改革,是创新国库资金运行管理体系、建立我国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尽快健全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迫切需要先行推进。
(七)预算监督管理创新研究
史耀斌在《一部具有时代性、开拓性、启发性的人大预算监督研究报告》中指出,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寓支持于监督之中,人大有关方面与政府相关部门就预算编报、预算执行、决算编报等开展一系列沟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政府及其部门认真研究采纳,不断改进完善预算决算编报、规范预算收支行为、深化预算改革、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更好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保障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徐玉德、刘迪在《财会监督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提出:财会监督是对单位经济业务活动的全方位监督,是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环节和重要抓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必须增强全局意识,健全制度规范和监督体系、建立部门协同监督联动机制、加大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等.推进新时代财会监督出新招、见实效。
卢真、莫松奇在《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下我国预算监督机制的优化》中依据已有文献从预算监督的基础、主体、客体、方式、手段以及流程等方面梳理我国预算监督机制。结合新《预算法实施条例》,分析其新变化对我国预算监督机制的优化,包括夯实预算监
督基础、丰富预算监督主体、扩大预算监督客体、转化预算监督方式及强化预算监督流程等。
姜爱华、杨琼在《部门预算改革以来中国特色预算审计监督变迁与走向》中以关键词提取算法和隐含狄利克雷分布主题模型为研究方法,运用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技术,对2000—2018年度共计19份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探究部门预算改革以来我国预算审计监督的重点、特点,分析预算审计监督的变迁逻辑及其彰显的中国特色。研究发现:部门预算改革以来我国预算审计监督经历了制约性监督、警示性监督、保障性监督和效能性监督四个阶段,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分析结果表明,预算审计监督在追责问责力度、问题语义表述、审计问题语言标准化方面有待改进。
陈治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强化的实践路径》中提出:在我国当前面临经济下行、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同时叠加疫情防控因素的复杂社会形势下,如何管好国家“钱袋子二使其既能支撑国家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又能确保财政收支可持续运行,成为依法履行预算审查监督职能的各级人大机关亟待解决的课题。有必要通过实施疫情防控保障资金的专项审查监督,强化财政保障与预算约束并举的联动审查监督,推进赤字规模、政策绩效与财政可持续有机整合的系统化审查监督,以及转危为机深化预算改革的法治化审查监督,提升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效能,促进预算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八)预算绩效管理创新研究
曹敏、王艺斐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能提升财政支出效率吗?一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多期DID分析》中以全国30个省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首先利用DEA的BCC模型测算2000—2018年各省的财政支出效率,然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考察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8年我国财政支出效率不断提升;经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回归及稳健性检验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的实施确实能够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王雍君在《预算绩效评价:为何“既要评价更要分析"?》中提出:绩效评价关注判断成败得失,绩效分析关注揭示事实真相。两者都提供支持绩效改进的信息、,但信息类型不同。无论机构或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如何,在评价结束后均应随即展开绩效分析,以弄清某些重要的事实真相,帮助总结和复制经验或确认改进绩效的明智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多数绩效评价都是独立进行的过程,并未伴随三类最重要的绩效分析:趋势分析、归因分析和贡献分析。
文杰、蒲泓锦在《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研究报告一基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视角》中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四川省2011—2017年各地级市环保财政支出的效率值,从而对环保专项资金的绩效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四川省环保财政支出效率总体不高,全省均值基本在0.5上下,存在较大改善空间。而不同城市的效率差异也十分明显,出现两极分化,有较多城市存在环保财政支出效率低下情形。进一步将省会城市成都与同属国家九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武汉的环保财政投入绩效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显示除西安以外各城市的财政环保投入与产出均达到有效配置,成都的环保投入产出超效率值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环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稳步提局O
(九)预算公开管理创新研究
朱俊立、朱洁在《完善省级预算信息公开制度护航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中提出,完善与新条例相匹配的预算信息公开制度是保障其实效的重要举措,而省一级政府是落实新条例的主导力量.应及时形成系统化的省级预算信息公开配套制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明确预算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及其细化程度;设计包括公开的主体、时间和渠道的系统化预算信息公开实现过程;完善预算信息公开的反馈与约束机制;完善预算信息公开的配套技术。
李红芹、翟军在《开放政府数据背景下中美预算公开比较与评价》中认为:开放政府数据是数字政府治理的必由之路。美国作为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的领跑者,其预算透明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4年发布的数据法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预算公开的发展,研究通过提出开放政府数据背景下的预算公开评价标准,对中美两国预算公开的法律规定和公开平台效果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根据美国预算公开的经验提出对中国的建议,进而提高中国预算公开的整体水平。
陈叶兰、潘艳婷在《湖南省县级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研究》中认为:经费保障水平、信息公开配套建设、财政自给率、人均税收和城镇化水平对湖南省县级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为人均税收;城乡收入差距对湖南省县级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加强预算信息公开经费保障,完善预算信息公开相关配套建设,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强化纳税人意识,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提高县级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水平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政府债务管理创新与风险应对研究
(一)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创新
白景明在《财政赤字功能新认识及适度化路径探讨》中提出,我国财政赤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我国发生财政赤字的大部分年份都是经济和财政收入高增长期;二是我国的财政赤字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调控功能;三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财政赤字明显转型。原有的改革思路和发展模式将更加激烈地撞击现行财政制度安排,有促使财政赤字持续增长的态势。未来我国赤字将呈长期化趋势,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管控赤字:一是优化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定位;二是在预算编制环节明确列示赤字资金流向;三是加强支出宏观预测。
朱军、杨志伟在《技术效率差异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非均衡分布》中提出:技术效率差异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非均衡分布;技术效率在不同地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技术效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会随距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而变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建议继续通过创新提高整体技术效率水平,加强各地区技术效率的“互学互鉴”以提升债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对地方政府实行差别化的激励与约束政策。
陈露、崔兵在《刚性兑付视域下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机理与治理》中基于2012-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四类债务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现膨胀趋势,债务结构非最优化配置,由此可能弓I发系统性风险的经验事实。运用刚性兑付理论,探究刚性兑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所存在的单向传导机制、双向影响机制和无限循环博弈过程等三种机制。从刚性兑付视角提出遏制地方债务膨胀问题的治理措施,包括:合理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政府定位;强化信息披露,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建立刚性兑付到弹性兑付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健全地方政府融资体系。
何芳、谭敏在《经济发展关联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中通过构建地方债务与经济发展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围绕“压力一状态一响应”三个子系统间的匹配度,梳理风险形成机理,据此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模型,并运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评估。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低发展低债务阶段,但高压力低响应可能使这些地区向低发展高债务转移,风险有扩大趋势;不同地区呈现出的风险不同,西部举债压力过高、债务积累量大,导致静态和动态债务规模风险“双高二东北地区则因偿债能力偏低的同时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而产生“双高”风险,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高,债务风险相对较低。
李一花、阎保华在《地方政府债务绩效与债务风险的实证研究》中提出:无论是总体债务绩效还是细分的债务绩效均具有降低债务风险的作用,但考虑纵向财政关系时发现,在纵向财政缺口较大时,仅通过提高债务绩效并不能控制债务风险。根据实证结论认为,发挥债务绩效降低债务风险的作用.不能局限在债务绩效本身,需要将债务绩效管理与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官员政绩考核等体制机制改革协同。
张平、王楠在《PPP视阈下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分布测度与防范对策》中通过空间计量研究发现,PPP项目总金额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显著正效应最明显,PPP项目执行数占总项目比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显著负效应最明显,大多数省份与邻近省份之间呈现高一高、低一低、高一低和低一高四种不同的空间聚集效应。因此,防范PPP诱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需要加强高风险省份监控.严防其隐性债务风险外溢;加强各地有序有别的PPP项目甄别,建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监控平台;加大省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合作。
何涌、陈梦颖在《基于QCA的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为例》中基于湖南省下辖各州市的数据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整合分析。提炼了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5项影响因素,包括体制层面的财政分权、官员晋升激励,政策层面的土地财政和城镇化以及管理层面的预算软约束。研究发现.这5个影响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只有组合式的模式才能影响湖南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无论是地方政府债务高风险还是地方政府债务低风险,都由政府体制层面、政策层面和管理层面共同作用,产生影响。
(二)政府债务管理改革研究
刘尚希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本质与防范》中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小的判断,关键是要看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才是防范债务风险的关键。其中,积累人力资本,通过公共服务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这对地方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无疑更重要。
铁瑛、何欢浪在《银行管制放松、财政开源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从收入侧的角度探究了表现为城商行大量设立的银行管制放松所带来的财政开源,并对金融发展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基准研究结论表明,银行管制放松所带来的城商行发展通过激发结构性竞争显著抑制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管制放松的债务抑制作用在经济“僵尸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会表现的更强,并且这一结论在财政开源需求更大的城市会进一步增强.银行管制放松表现出了显著的开源效应。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金融业结构性深化改革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
李淑芳、熊傲然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及防范化解》中提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主要源于技术、意识和制度三个方面。通过建立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仲裁法庭清理地方隐性债务、探索政府债务重组等方式化解存量债务风险,通过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响应系统、建立政府财政信息共享系统、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加强干部教育、完善财政制度等方式防范新增债务风险。同时,警惕次生风险,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操作性方案。
杜亚斌、郭子荷在《财政透明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基于200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与地方人均债务额和债务率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的拐点出现在财政透明度取值为41—44之间。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提升财政信息公开的水平和质量,强化公众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督,从而有效控制政府债务规模扩张,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陈小亮、谭涵予在《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的再检验》中提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在2014年前后始终不显著,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在2014年之前显著为正.2014年之后则不再显著。近年来中央对转移支付结构的优化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已经收到了成效,有助于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对于基建投资规模较大的地区而言,专项转移支付仍然会带动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扩张。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重点防范专项转移支付可能引发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夏诗园、郑联盛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一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中提出:地方债务治理存在法制框架不健全、治理规制不到位、政府职能难定位以及政绩评估“增长化”等痛点。同时,地方债务治理面临中央与地方权力责任不匹配、财税结构不合理、预算软约束难落实以及地方“权力自治”与“责任自治”难平衡等制约。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水平是完善地方债务治理的关键,需立足现代治理、树立法治权威、厘清权责关系、规范官员考核和健全监督机制,以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地方政府债务的应用管理研究
李力、温来成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中构建了包含普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双违约”、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估计研究发现:普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风险冲击是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二者均会带来产出衰退和违约风险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攀升,加大两类企业的债务风险;而基于动态准备金调控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则能有效抑制企业债务规模,并降低两类企业的违约率,同时也会引起实体经济的小幅紧缩。“双支柱”的调控效果优于单一政策工具,且区分普通企业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能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孙睿、葛扬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与应对》中运用改进后的KMV模型对我国各省市未来三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研究结果发现:一是我国东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小,可持续性较好,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可持续性较差;二是在可支配比例25%的情况下,仅凭借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收入作为偿还债务的唯一来源,我国东北和中西部的部分省份会发生债务违约;三是在加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我国各省份不再有债务违约的风险,债务可持续性良好。
张雪莹、王聪聪在《政府债务、货币政策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一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中提出:不同政府债务规模及不同的财政政策债务反应系数的情况下,面对货币政策冲击,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路径及其波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别。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府债务规模以及财政政策反应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的影响。
七、大国财政与对外财经关系研究
(一)大国财政的政策创新研究
何代欣在《大国财政政策之路:导向、模式与策略》中提出: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定位于更好发挥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当前,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作为后发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财政政策的导向、模式和策略愈发清晰,挑战亦进一步上升。面对国内外风险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未来提升财政政策有效性需要更加关注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通过搭建高效的财政政策执行与传导机制,解决政策效力可能降低和政策间协调困难等现实问题。
林小玲、陈明在《出口退税、财政补贴能否提高企业出口强度?一基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中提出:出口退税显著激励企业货物出口强度,而财政补贴显著激励企业服务出口强度;出口退税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货物出口激励效应比非加工贸易企业显著,财政补贴对非加工贸易企业的服务出口激励效应更显著;出口退税、财政补贴对自贸区企业的出口激励效应小于非自贸区企业;出口退税、财政补贴对东部企业、涉外企业的出口激励效应较大,私有企业次之.国有企业不显著甚至负效应;出口退税降低企业负债融资,而财政补贴增加企业股权融资,缓解出口的融资约束。
孙志娜在《非互惠的零关税待遇是否促进了受惠国的出口多样化一基于中美对非洲贸易政策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美国零关税待遇分为AGOA-GSP和AGOA-服装两个条款,中国零关税待遇(FOCAC)在遵循WTO规则、受惠商品范围、受惠国家标准、原产地标准及政策有效期方面均优于AGOA-GSP,但在原产地标准灵活度和政策优惠力度方面低于AGOA-服装。整体上.FOCAC和AGOA服装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AGOA-GSP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层面,FOCAC对受惠国制造业、矿业和农业的出口多样化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AGOA的两个条款对受惠国三个细分行业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均不显著;区域层面,三类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仅在部分区域发挥效果。
(二)国际财经关系的创新研究
王秋红、李雅在《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中提出:美国加征关税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区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关税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同样显著;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抑制了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美国人口总数的增加促进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区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则存在异质性;美国居民储蓄率的提高以及出口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提高都抑制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美国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不符合美国的进口需求。
韩晶、孙雅雯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关税水平与贸易政策选择一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考察》中提出:一国(地区)相对于中国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对我国的关税;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高的国家(地区).其价值链地位提升对降低对我国关税的显著性更强,对价值链参与和地位较低的国家(地区).其价值链参与对关税的边际效应更大;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价值链地位对关税的影响显著,且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边际效应更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关税对两者的“敏感性”较低;未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价值链参与和地位对关税的影响不显著,但已签署协定国家(地区)的价值链地位提升对降低关税有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也印证了以上结论。
刘凯在《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一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中提出: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崔琨、施建淮在《关税冲击下的中间品贸易、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与福利分析》中提出:在各国福利损失中,相较于最终品,国内中间品通胀扭曲具有更大权重;在外国加征中间品或最终品进口关税条件下,相较于稳定其他通胀指标.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可以有效降低自身经济波动.最小化本国福利损失;外国对不同类型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虽然能够提升其相应类型产品的产出和就业,但会导致显著的消费恶化和福利下降。因此从经济层面看,外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是短视的.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在关税冲击下本国应更加关注国内中间品通胀的稳定,对等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只能部分缓解本国经济波动.平等协商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赵晓涛、邱斌在《关税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一基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中提出:关税水平下降主要导致企业的贸易扩展边际增长,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则主要导致企业的集约边际增长。具体来说,关税水平下降得较多的行业,企业的扩展边际增加较多,但相应的集约边际反而增长较少,从而导致总出口减少;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得较多的行业,对美出口的集约边际增加较多,而相应的扩展边际增长较少,从而导致对美总出口增加。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出口质量。
周泽红、陈若芳在《保护关税制度批判视域下的中美贸易摩擦:本质、走向及应对》中提出:恩格斯关于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论述和制度本质的批判分析,对于今天我们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从而研判未来走向和提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意义。恩格斯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和群体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保护关税制度是打着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幌子掩盖阶级剥削本质的制度,旨在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性质上说是保守、反动的。当下,美国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及霸权地位而挑起的贸易争端再一次印证了恩格斯这一宝贵思想的科学性。
张晨欣在《马克思主义关税理论视角下中美贸易战本质分析》的出发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的相关内容对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来加以解释与剖析,提出美国政府以中美贸易逆差、不公平贸易行为等为由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多次加征大规模关税的问题与霸权逻辑。
八、数字财政创新与发展研究
王志刚、赵斌在《数字财政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提出:相比于传统财政理论和实践.数字财政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公共产品供求关系、政府治理机制、事权与支出责任、财政价值创造、政府收支治理六个方面呈现许多新的特点。数字财政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系统性思维和手段,针对当前数字财政建设缺乏统筹考虑和协同推进.数字财政建设应处理好政府之间、财政大数据建设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之间、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共性或标准化与个性或差异化之间、财政业务基础与信息技术之间、数字财政建设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政府治理水平和所处阶段之间的关系。
樊轶霞、徐昊在《财政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机理与经验启示》中提出:财政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理体现在消费、生产、市场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等方面。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有必要从供给、需求两侧入手,关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及数字化能力提升。具体思路包括:推动应用场景建设,培育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推动公共消费数字化升级;以全价值链理念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加强财税金融政策协同,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科学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周卫华在《现代财政治理视角的政府会计信息系统研究》中以公共风险理论为基础,沿着“国家治理一财政治理一政府会计”的逻辑路径,以服务现代财政治理为基本视角,以大会计视角重新定位政府会计的概念、功能与目标.提出现代财政治理目标下的政府大会计观.提出政府大会计信息系统的概念,最后初步构建政府大会计信息系统的整合框架。
成丹在《数字赋能:助力财政治理能力全面提升》中提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领域,打造数字财政是提高财政治理能力、走向现代财政的必由之路。数字财政是以财政大数据价值为基础、财政大数据应用为支撑,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实现优化收支结构、提高效率以及促进公平目标。
赵斌、陈成天在《数字财政:转型制约因素与全面数字化对策》中提出:数字财政正在且将继续深度影响财政理论与实践,甚至将重构或重塑财政相关业务和基础理论。财政的数字化转型将带来财政服务和满足公共需要能力的显著提升,既强化对公众偏好和需求的了解、甄别和反馈,又能扩充财力、提高资金使用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并延伸到宏观层面的财政政策的完善。财政数字化不能就财政而言财政,应置于更加广阔的政府、经济、社会数字化浪潮之中,实现四者的对接统一、互促互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供稿)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论文遴选
由中国财政杂志社牵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税博物馆协作开展的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文章遴选今年进入第三届。经多家财税、财经专业核心期刊选送.专家、学者严格评选,分别选出12篇理论研究论文、11篇工作研究论文,连同入围复选论文一并在本卷予以推荐。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