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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及主要观点
2019年的财政理论研究总体可分为十一个领域,即: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财政理论研究、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研究、宏观调控研究、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现代预算制度研究、现代税收制度研究、政府采购与购买服务研究、政府投融资与债务管理研究、财政治理现代化研究、大国财政与财经外交研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财政理论研究分别体现在其他十个领域,故不单设,而是放到其他十个领域里,作为构成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及主要观点
(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学好用好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推动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好财政工作,我们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运用这个大智慧去提高分析解决财政实际问题的能力。
楼继伟在《努力...
2019年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及主要观点
2019年的财政理论研究总体可分为十一个领域,即: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财政理论研究、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研究、宏观调控研究、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现代预算制度研究、现代税收制度研究、政府采购与购买服务研究、政府投融资与债务管理研究、财政治理现代化研究、大国财政与财经外交研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财政理论研究分别体现在其他十个领域,故不单设,而是放到其他十个领域里,作为构成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及主要观点
(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学好用好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推动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好财政工作,我们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运用这个大智慧去提高分析解决财政实际问题的能力。
楼继伟在《努力推动新时代财政理论创新》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联系紧密,财税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基本关系的变革影响深刻。新中国成立70年成就辉煌,财政居功至伟。认真研究70年财税发展和改革的目标和逻辑,可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更加全面认识财政。
刘尚希在《新中国70年发展的财政逻辑》中提出,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后期的发展是以前期的发展为条件的,我们不能割裂甚至是对立这两个阶段。新中国70年发展的财政逻辑演变主线是从集权、分权到治权。而治理的基本内涵是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多元共治,既要保障好人民的权利,又要约束好公权力。更深层的财政逻辑是公共风险逻辑,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的本质。
马海涛、白彦锋等在《新中国70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的演
变与发展》中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同时期三个阶段的财政体制,着重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五大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投融资与土地财政理论和现代财政理论。通过理清各个时期财政理论的贡献和不足,分析财政理论发展脉络并寻找我国财政体制的变革方向,最后结合大国财政理论和我国面临的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提出以包容性增长的思想,逐步构建起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现代财政制度,构建大国财政以提升我国在国际范围的财税话语权和影响力。
贾康在《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几项研究成果的梳理》中提出,对财政本质问题的分析研究“社会集中分配论”,是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并力图在理论研讨和财政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财政学基础理论认识。《从“国家分配论”到“社会集中分配论”》一文中,集中阐释了这一理论框架。文中总结梳理了“国家分配论”以及其余各种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如“共同需要论”“社会再生产前提论”“剩余价值分配论”的主要观点,结合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基本要求,向“社会集中分配论”的领域发展和拓展。
(二)财政史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童光辉在《返本开新:中国财政史研究与财政基础理论创新》中认为,重视历史研究是我国财政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许多理论流派在讨论财政本质问题时都会将理论诠释与历史考察结合起来,为理论体系的建构寻求历史经验的支撑。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歧:财政的公共性从何而来,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还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制度结构下的产物?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这样一个“非市场经济财政”来说,公共性是否构成其分配关系的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而对于财政公共性的理论诠释和历史考察至少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公私产权的分化与集体行动的逻辑”,二是“国家的双重属性与政治权力的批判”。这既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都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在“大历史”和“长时段”的宏观视野下总结中国历史经验与推动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值得深入挖掘。
敖涛、付志宇在《民国时期财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之辩》
中认为,民国财政学理论以及财政改革虽然是以现代化为指向的,但却最终演变成两个不同结果。民国政府在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财政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变革创新的改革措施,由此为财政学理论提供了现实土壤。民国财政理论在借鉴西方财政学并进行理论演化的过程中,丰富了财政学内容,也汲取了西方财政学的如民主、法制等现代化内涵,反过来又对财政实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针对财政改革所设计的现代化制度、机制在具体的实践运行中发生了严重变异,财政改革徒有其表,最终导致民国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直至崩溃,与民国财政理论的关系从交织走向分流。
陈锋在《近40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安定的学术环境,为新一代财政史学者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中国财政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新的研究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促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二是财政通史、断代财政史、专题史以及有关论文集的出版,空前活跃;三是财政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屡屡展现。而财政学与历史学对财政史研究的各自为政、一般历史研究及经济史研究对财政问题的漠视、选题重复和学术研究的不规范、不同历史时段研究的不平衡与相关财政问题研究的阙失等问题,也值得认真反思。
(三)财政治理理论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矢志初心七十载砥砺奋进创辉煌》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显著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财政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家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马洪范在《新中国70年财政和治理与理论变革》中认为,70年来,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此过程中财政为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系统回顾新中国70年财政治理实践和理论变革,对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可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科学、完善的制度保障。
张贻旺、全承相在《新时代财政监督功能定位转型的理论思考》中认为,新时代财政监督功能定位转型不仅从理论上根源于中国特色财政治理理念现代化,而且从实践上受制于宏观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还从方法论上取决于微观运行机制创新的水平。针对财政监督存在的外部监督约束松散化、内部监督协调形式化、治理创新滞后化、监督处置问责随意化等问题,在进一步理顺政府财政监督外部宏观体制关系基础上,科学构建政府财政监督内部微观监管机制关系,借助财政监管信息透明化、财政治理工具电子化、财政监督问责实质化的治理手段,努力实现财政监督的外部约束一体化、内部监管同步化、综合监督高效化的治理目标。
李宏在《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安全治理效应:理论逻辑、
实证检验与动态分析》中认为,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来看,公共财政源于市场失灵和公共需要的“公共性”,以及“社会安全治理”源于政府责任与非传统安全视角的“社会性”,使得两者无论是在内在逻辑层次,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上,都是密切关联且相辅相成的。基于公共财政与社会安全治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安全治理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动态分析,可以发现在所考察的1986—2016年,公共安全支出、公共教育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对于社会安全治理水平的变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动态变化过程也提供了更多信息。从发展态势上看,当前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安全治理效应,总体上正逐步趋于好转。因此,应当通过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和提高管理绩效来予以维持和改进。
林春、孙英杰在《纵向财政失衡与经济波动:理论与中国经验》中认为,财政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又是新时代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此,选择中国1994—201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来探讨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纵向财政失衡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并且在衰退期效果比繁荣期更为明显;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纵向财政失衡程度越高,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效果越大;中央财政依赖度的增加会平抑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给度的增加会放大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适当增加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平抑中国经济波动风险的重要启示。
(四)财政政策的理论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尚希、傅志华等人在《构建现代财政补贴体系理论研究》中认为,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看,财政补贴是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化解公共风险、规范和引导个体和集体行为的一种财政规则。从国内与国外关系看,补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国家战略与国际公平竞争的关系。就补贴而言,国际之间从来就没有绝对公平,维护国家利益是第一原则,各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有差异,导致补贴总量与补贴集中领域不同。处在全球经济循环的不同地位,中国的补贴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存在重大差别。构建现代财政补贴体系,要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优化市场与发展环境、完善财政治理功能入手:一方面,基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对现行补贴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为契机,对我国财政补贴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
吕炜、靳继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国财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建设的再认识》中认为,40年的改革进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仅有效发挥了以“政”领“财”,为实现国家改革战略提供根本保障的基础作用,而且积极履行因“财”施“政”,根据改革需求优化财政结构,提升财政效率,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在总结40年财政改革实践的经验、逻辑和特征的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本质、功能和规律进行深化认识和理论归纳,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规律的基本认识、明确新时代我国财政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的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基本方向,都是非常重要的。
卢洪友、潘星宇在《建国以来生态环境财政理论及制度变迁》中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生态环境财政理论与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碎片化到逐步规范化的演变历程。从理论演进脉络看,中国生态环境财政理论主要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及方式展开,经历了从政府到市场、再由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演变历程。从制度演进脉络看,主要围绕财政收入、支出、转移支付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展开,经历了从财政制度体系中几乎看不到“生态环境因素”,到持续扩大“生态环境因素”在财政制度体系中的作用范围和力度的渐进式演变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地位的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财政理论和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总体上看,适应新时代的生态环境财政理论体系与制度体系尚未形成,实现生态环境财政治理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
崔亚飞、周荣等在《行为财政学视角下的税收遵从研究——理论拓展、方法创新与影响因素》中认为,税收遵从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税收治理问题,但传统的经济学视角下税收遵从理论无法解释诸多“税收遵从之谜”。行为财政学的兴起促进了税收遵从研究范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为理论上开始将经济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研究方法上由数理统计分析转向自然实验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探索性研究。税收遵从理论的整合和实证方法的创新,极大地提升了税收遵从模型的解释力。
朱军、李健强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理论综述与展望》中认为,一般而言,货币政策调节通货膨胀水平,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产出水平。然而经济系统中各种扭曲、摩擦的存在可能会弱化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和功能,甚至扭转作用的方向。但基本的经济原理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是相互作用的,两者共同决定着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物价水平。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自然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结合近年来关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反思,以及所采用研究方法的演进,研究从IS—LM模型的总量调节框架、政策主体的博弈视角、规则协调的DSGE框架等方面,综述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研究脉络。
尹铭显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与历史实践》中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各国赤字货币化的内容、形式和规模不断丰富扩大,但各国的政策效果迥异。研究通过梳理世界经济历史中主要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与实践,根据其政策措施、特点,解析不同政策效果的原因。
二、财政经济运行态势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杨灿明、孙群力在《中国居民财富分布及差距分解——基于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调查的数据分析》中指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净财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5和0.61;财富构成对财富差距的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居民财富差距主要由家庭房产所导致,其对财富差距的贡献超过了70%;财富差距的城乡分解、地区分解以及行业分解表明,我国的
财富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内部、地区内部和行业内部,它们对财富差距的贡献度均超过了80%;Shapley值的分解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对财富差距的影响较大。研究认为,通过遏制房价上涨、健全财产税体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有效缩小居民财富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朱之鑫在《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中认为,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侧重于“势”,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形”的多,讲“势”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势”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
于春海在《中国宏观经济:内部结构分化与外部风险增加》中认为,2019年前三季度,面临内部结构调整和矛盾释放、外部世界经济和贸易下行、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并没有消失,更值得关注的是宏观经济下行期中出现了诸多结构分化迹象。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内部结构分化和外部风险增加,我国需要做出积极应对。
张纲在《宏观经济监测分析框架的重塑》中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一轮技术革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名词层出不穷。制造业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逐步深化,跨越产业边界的业态融合进程正在加快,基于GDP的传统分析方法很难准确把握经济运行的“形”与“势”,需要对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和方法进行重塑。
韩洋洋在《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及分析》中认为,宏观经济是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通过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可以对国民经济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她选取1999—2018年共20年的数据,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开始进入缓速增长阶段的结论。
杨继生在《宏观经济渐进式变革的动态识别与评价》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环境和调控机制一直处于变革和完善的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环境都表现出渐进式变迁的动态特性。同时,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呈现出多样化和组合化的特征。
(二)财政形势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郭庆旺在《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中指出,具有持续针对性、成本降低性、长期持久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会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不仅财政赤字规模在未来三四年内会扩大,而且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化程度会有所削弱。为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同时又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必须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
王轶群在《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收入结构与居民消
费动态关系分析》中基于历史数据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探究财政支出结构、收入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升、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提升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能够明显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中前期呈波动上升态势,后期呈平稳态势。
(三)中美贸易关系研究及主要观点
吕江林、申屠廉盛在《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的宏观经济效应一基于两国DSGE模型分析》中认为,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或者贸易战加码,若中国不反制,在中短期会导致中国产出和贸易盈余等宏观经济指标明显恶化,而美国相应指标明显改善;若中国基本对等反制,会在中短期里使中国产出和贸易盈余等指标得到一定提升,而美国相应指标呈现恶化;无论中国是否反制,中国居民的消费和福利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的恶化,反制还会恶化更多一些;如果中国不反制,美国居民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也会出现一定的恶化,而如果中国基本对等反制,则美国居民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会更加恶化。中国应坚决反对贸易战,若美国执意发动和升级贸易战,中国应坚决予以对等反制以迫使美国停止贸易战。
邵传华在《谈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及影响》中认为,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战已持续了一年半,举世瞩目。经过两国政府十多轮艰难谈判,至今悬而未决。此前,恐无人预计得到,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谈判如此之艰难,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如此之大。2019年10月,中美贸易代表团再次在华盛顿磋商,双方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似乎取得一些进展,但前景依然不明朗,世界充满期待。这场中美贸易战首先由美国挑起。我们十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但美方过于自信地主动挑衅,我们又不得不打,不得不面对。
熊鹭在《中美贸易差额中的税制因素》中认为,中美贸易现状及贸易摩擦中,美方主要运用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关税三种税收手段,并且美国的现行税制设计是造成其与中国、日本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对外商品贸易持续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几点建议:中国应积极应对反倾销税,积极应对美国反补贴和反倾销立法中的矛盾问题,推动美国立足本国税制进行改革,切实改善中美贸易。
三、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庞明川在《新中国70年宏观调控的转型、创新与基本经验》中认为,新中国70年宏观调控先后经历了从“计划管理”到“综合平衡”,再到“宏观调控”“总量调控”“总量+结构”调控,以及从“需求结构调整”到“需求+供给”的结构性调控五次大规模实践转型,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总量+结构”“需求+供给”的理论范式,为发展宏观调控理论贡献了中国经验和智慧。在这一过程中,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思想作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结构调整思想一
起,构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思想渊源,而坚持党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断增强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自信,坚持在改革与发展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构成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总体格局是要在总结与完善上述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围绕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并服务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宋瑞礼在《新形势下中国宏观调控取向与对策研究》中认为,中国经济面临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局面,宏观调控将遇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和产出缺口并存等诸多新挑战。准确研判经济走势是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前提。为此,该文在对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趋势严谨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出了未来三种可能性较大的周期波动情景,并探讨了不同情景下宏观调控的取向和应对举措。最后,还对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宏观调控成效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尤为注重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探索性提出应对严重外部冲击的“双积极”宏观调控新取向、致力于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创新刺激”宏观调控新思路和以提高宏观调控操作适应性应对经济走势不确定性的新主张,这对于搞好新形势下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苏剑、陈明在《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体系及其应用》中认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创新。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基础,可以分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三个部分,其中需求管理主要包括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型创新、需求侧改革,供给管理主要包括要素价格政策、财政政策、供给型创新、供给侧改革,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
(二)财政政策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指出,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与往年相比,2019年财政政策取向依然是积极的,但政策力度和重点有所不同,集中体现为“加力”和“提效”。“加力”主要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支出力度,着重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以引导企业预期和增强市场信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效”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着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三大攻坚战、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农”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刘尚希在《管理公共风险,财政政策的新思路》中认为,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有新的表述,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要大力提质增效,而2018年的表述是“要加力提效”。同时,会议特别强调要保障重点领域的支出,特别是对基层的工资、运转和基本民生,也就是“三保”要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曾晓安在《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方向与财政政策》中指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一个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为收入分配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此为指引,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
杨良初在《进一步完善当前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中认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把握是做好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前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下,应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预见性、有效性更强的财政宏观调控对策,以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目标。
王良虎、马雅恬等人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中认为,财政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其调节的中介作用有所不同。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施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且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连贯性;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发现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非线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存在受经济发展水平作用的门槛效应,在门槛值的左右表现出财政政策的差异性政策效应。因此,实施财政政策时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且应进一步通过推进财政政策体系建设、加强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措施为产业结构调整做好助推力。
陈创练、郑挺国等人在《时变乘数效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中认为,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研究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该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三)政策搭配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确保务实高效全面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中指出,2019年7月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了财政部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推进落实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为增强社保基金可持续性,进一步夯实养老保障制度基础,2019年全面推开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10%国有股权,划转至社保基金会和地方相关承接主
体,并作为财务投资者,依照规定享有收益归属权。
赵全厚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财政金融政策》中认为,财政和金融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更是财政金融政策综合施策的向心力。可以说,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状况是否改善是检验财政金融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试金石。
袁富华、张平在《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相互关系的视角》中认为,随着工业化转向城市化以及服务和消费主导发展格局的形成,从需求支出端升级看待供给端优化,从服务业高端化和效率补偿看待经济发展,是城市化阶段发展理念重塑的核心。与这种新的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国的供给端也将发生变化,核心趋势是从产品供给为中心转向要素升级为中心。以需求支出端的升级促进供给端的升级,在福利提升与效率改进的动态平衡中谋求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必由之路。为此,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应该立足于结构服务化的现实,以促进要素升级和知识生产配置为首要任务,充分重视政策设计的结构性、综合性和前瞻性。
张龙、刘金全在《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研究:共识、分歧与展望》中认为,不同阶段不同政策目标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不同,合理构建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意义重大。通过对货币政策的“单一型”规则与“混合型”规则选择、货币政策的“降杠杆”与“稳杠杆”权衡等问题进行文献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存在混合型规则、预期管理、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等调控共识,但也存在评价指标单一、缺乏微观主体预期、经济政策交互效应考虑不足等问题,应将货币政策调控评价指标、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经济政策交互效应等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和分析重点。
(四)宏观调控对关键性产业的影响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全力支持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财政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支持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邹加怡在《聚焦支小支农主业增强担保放大效应更好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发展》中指出,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美经贸磋商波折起伏、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发展,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聚焦主业、降费让利”决策部署。
和占琼、彭嘉茜等人在《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房地产板块羊群效应的影响研究》中认为,防止房地产泡沫和股市危机是我国目前防范金融风险任务的重要方面。羊群效应作为房地产泡沫和股市危机的导火索,尤其值得关注。近年来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下羊群效应有何表现呢?研究以A股市场房地产
板块为例,采用CSAD模型和马尔科夫转换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地产板块羊群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调控政策使房地产板块从显著的羊群效应转为负羊群效应。高斯马尔可夫区制检验发现,羊群效应的变化是不对称的,且不同政策的效应并不相同。
张恒、陈敏在《我国财政政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逻辑与行动》中认为,气候变化不仅导致气温的升高,极端气候增加,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社会经济成本大幅上升,甚至导致地球生物生存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越来越急迫,然而,减缓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属性,国际间尽管在持续努力协调,但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协定。就目前来看,国家单边行动的逻辑是合理的次优选择。因此,我国运用财政政策大力支持发展低碳经济,为全人类作出积极的贡献,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行动选择。
四、财政体制、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姜长青在《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变迁研究》中认为,中国的财政逐渐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转型。与财政转型相适应,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变迁也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二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央与地方分成制为主的财政体制;三是改革开放初期至1993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四是1994年开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其改革与完善。财政体制70年变迁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中央政府是中国财政体制70年变迁的主导力量,服务国家中心工作是财政体制变迁的主线,财权与事权相一致是财政体制变迁的原则,法治建设是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保障,统筹兼顾是财政体制变迁的成功做法。
龚浩、任致伟在《新中国7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逻辑主线与核心问题》中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统收统支”、“包干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形成与完善、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要求下“分税制”深度调整等四个阶段。贯穿这四个阶段的逻辑主线是:财政体制改革是推动整体改革的突破口,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财政体制改革要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目的。下一步,要坚定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落实财税法治化改革措施,以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吕冰洋在《“顾炎武方案”与央地关系构建:寓活力于秩序》中认为,秩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核心概念,中国央地关系深受郡县制传统的影响,郡县制传统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和建立国家秩序,但对国家治理也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在央地关系处理中,信息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地方政府规模和数量,决定着活力与秩序这一矛盾的转化方向;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方案的本质,是在处理央地关系问题上同时兼顾活力与秩序的探索。借鉴顾炎武思想,研究提出“寓活力于秩序”的央地关系改革方案,即赋予县级单位更多行政和财政自主
权,强调分权和活力,在县级以上单位实行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强调集权和秩序,形成“哑铃式分权结构”,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路径。
储德银、邵娇等人在《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中,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发达与欠发达两个地区规模报酬递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无论是从全国层面抑或分地区均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研究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进一步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通过直接作用渠道显著降低或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大小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即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直接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欠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亦可通过对财政纵向失衡的正向激励间接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郭玮在《创新落实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中认为,乡镇财政作为我国公共财政体系中的基础环节,是实现乡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乡镇财政还存在与政府权责不相适应的情况,制约了乡镇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此,应从推动事权财权统一、加强乡镇预算管理、改善乡镇财政服务保障、防范乡镇财政运行风险四个方面着手,不断调整优化乡镇财政运行机制,提升运行效能。
谢贞发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的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综述与展望》中认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科学的财政体制安排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基于此,立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角度,按照学术史规律和改革进程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后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从国际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演进及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进展、财政分权改革负效应、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以财政体制的四大基本要素(财政层级、政府间事权划分、政府间收入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为着眼点,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立足点,提出了未来值得研究的主要问题,以期更好地推进这一方向上的研究。
刘勇政、贾俊雪等人在《地方财政治理: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中认为,构建权责清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地方财政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提高地方税收自主权和增加转移支付规模作为两种地方财政治理方式存在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剖析了这两种地方财政治理方式对地方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政府收支行为进而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改革提高了地方税收自主权和转移支付规模,即同时践行了这两种治理方式;作为一种“授人以渔”的财政治理方式,地方税收自主权的提高可遏制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成本转嫁行为,提高地方自有财力水平、遏制地方支出扩张,故显著增强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作为一种“授人以鱼”的财政治理方式,转移支付规模增加则具有相反影响——这一负向激励效应起到主导作用,导致省直管县改革显著削弱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利于地方财政治理改善。这对于当前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调整具有良好启示。
(二)事权与支出责任、财力相适应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汪义达在《积极稳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指出,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财政部门要深刻认识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和贯彻落实好相关政策。
杨志勇在《加快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认为,我国正在加快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构建现代化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其三大主要内容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来,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无论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整体部署,在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还是在政府收入体系的划分上,或者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上,都有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马海涛在《构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中认为,财政乃国之命脉,民生之本。宋代苏辙曾说过:“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我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十分重视财政的作用,像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等,都把财政改革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和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对实现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王泽彩在《关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问题的再思考》中认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构建科学、规范、高效政府间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性、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贯彻落实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的深度延展,为2020年前基本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指明了方向。
岳红举、王雪蕊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化路径》中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划分既承载了财政分权的逻辑,也事关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既需要财权与财力等财税体制要素的匹配,又需要克服转轨时期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事权动态化难题。研究发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概括性、原则性、灵活性不但源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渐进性,而且源于对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地位的认知探索。因此,制度化路径应纳入现代财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协调配合的治理体系,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及标准法律化、突出省级政府的财政统筹协调职能、综合运用政策先行与法律跟进的法治化策略,实现财政权、责、利配置的规范化和确定化。
五、预算改革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预算改革的总体研究与主要观点
楼继伟在《基于国情背景认识财政预算有关问题》中指出,我国国情存在特殊性,引发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思考,我国财政总收支是否就是四本预算的简单相加,宏观税负究竟多高,赤字的水平如何衡量,这些概念和口径背后,又反映了哪些中长期问题和体制性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深刻理解国情背景的基础上才能回答。
赵福昌在《新中国成立70年预算改革的治理逻辑》中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国家治理转型,财政形塑国家治理要素和结构。新中国70年预算改革的演进体现着重要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为由一元主体通过放权让利形塑多维治理主体过程中对收入权和支出权的规范约束,最终通过权责内洽形成由外部控制变为内部自我约束的现代治理机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阶段,与国家财政相适应的“预算治理”,着力综合平衡中的调控,但中微观层面由于权责界定不清晰而缺位,进而影响各个主体积极性发挥;二是市场经济阶段,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部门预算治理,着力在制度、流程完善形塑治理主体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主体行为控制,着力强化外部控制,预算合规性安全性大幅提升,但由于缺乏权责内洽机制存在部门、地方利益最大化和风险责任向中央积累的倾向;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段,与现代财政相适应的预算治理,着力通过主体权责内洽基础上的利益平衡机制实现激励相容。
王雍君、李兆宜在《规划预算改革的国际镜鉴与中国对策》中认为,规划预算是将规划作为财政资源配置基本单元的预算体制,旨在引导预算中的各利益相关方从关注投入转向关注支出的结果。全球范围内的预算改革经验表明,从投入预算向严格意义上的绩效预算转变通常需要经历规划预算的过渡,以此创建一个由规划、子规划和活动组成的预算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背景下,我国应充分汲取其他国家预算改革的经验,以规划作为整合政策、资源和绩效信息的基本单元,将传统的投入预算改造为规划预算,着力提升相关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从准确陈述规划目标、科学设计规划结构、加强计量规划绩效、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等改革要点入手,分步推进规划预算改革,逐步将现行部门预算中二分法的“项目预算”和“基本预算”整合为统一的规划预算体制,在该体制下对资本支出和经常支出进行统一筹划。
白彦锋、王心昱在《欧盟与意大利的财政预算之争》中认为,意大利与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之间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关注的焦点。迫于国内压力,意大利希望背靠欧盟“大树好乘凉”,在自身社保等问题上“狮子大张口”,扩大意大利财政赤字以“吃欧盟的大锅饭”;而欧盟则希望凭借《稳定与增长公约》,迫使意大利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坚守欧盟底线,向别的成员国“立威”,以此推动欧盟这条“大船”继续破浪前行。研究首先从失业率、人均GDP、政府债务和银行业危机四个方面综合分析了意大利目前的经济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意大利新政府进行财政改革的原因,最后针对意大利财政预算案需要欧盟批准的缘由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欧盟与意大利同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将使“预算之争”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双方不可避免的让步。此外,意大利“预算之争”亦折射出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矛盾。
(二)预算编制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郭海在《财政预算透明——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中认为,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公众对政府财政管理方面的信息公开的需求也日益上升。财政预算管理在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研究展望了财政预算透明研究的前景和方向,认为新技术如何应用和推动财政透明度决定因素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财政透明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对治理腐败的影响、对提高政府运作效率的影响以及对公民满意度的研究等方面或可作为财政预算透明度影响研究的突破方向。
徐志勇在《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偏离度分析——以江西省为例》中认为,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的财政预算偏离过大的局面,研究以江西省近6年财政收支数据为例,描述分析了江西省的财政预算偏离情况,并进一步从预算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政策因素及外部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预算偏离的成因,最后提出降低预算偏离度的相关建议。
(三)预算执行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陈欣欣、郭洪涛在《对预算执行率指标的反思》中认为,预算执行率指标在绩效评价中的导向作用,片面推崇预算执行率易促使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导致绩效评价专家依据该指标轻率作出错误评价,进一步扭曲和强化预算单位对评价结果的盲目追求,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财政资金浪费。此外,应区分项目类型,针对非建安工程类项目与建安工程类项目,分别采取废止或改进预算执行率指标的建议。
王丽在《我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问题探析》中认为,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使得我国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持续扩大,财力聚集,地方国库库存现金高位运行的问题逐渐凸显。这些新的变化,给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提出了新课题。研究分析了我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现状,指出了现在面临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库资金分散、资金利用效率低、准确预测地方国库现金流量存在难度等问题,进而提出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管理模式、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规范货币市场等相关政策建议。
刘振海、张芳在《国库库存与货币供给关系分析》中认为,随着国库库存规模不断扩大,库款波动与货币供应量关系日
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及监管当局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认为国库库存变动与货币供应量存在相关性,在对我国国库库存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研究中发现两者存在反向变动关系。
(四)预算监督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罗敏在《创新型预算审查监督视域下人大代表参与预算监督之困境与优化》中认为,预算监督关涉财政制度的运行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新时代预算监督新形势对发挥预算监督主体参与作用的人大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算审查监督机制不断创新,但人大代表在其中的参与成效还不尽人意。究其根本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人大代表参与预算监督主观动力羸弱,监督意识以及自信心不强,客观上人大代表专业能力不高以及创新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鉴于此,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提升强化人大代表参与预算审查监督的能力和意识,另一方面切实完善人大代表参与预算监督的创新型制度机制,使得人大代表参与预算审查监督从程序性向实质性迈进。
刘东在《我国预算监督的现状及其问题分析》中从民众参与、人大监督、财政透明三个角度探讨我国财政预算监督的理论和现状。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了人大监督及民众参与在我国的预算监督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人大代表的背景进行梳理,从源头上分析了人大监督效率低下的现实原因;同时,通过对财政透明度及其评价指标、历年得分的分析,阐述了当前我国财政透明度建设所取得成绩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五)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石英华在《解析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逻辑》中认为,地方的改革实践是推进我国预算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不同区域经历着不尽相同的改革发展之路。很多领域的改革遵循渐进式的路径,地方在中央倡导下开展改革试点,或自发地先行先试,积极进行改革创新探索。
苟燕楠在《预算绩效管理的中国道路》中认为,中国的预算管理在过去20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面向绩效的新发展正在推开。研究考虑到独特的治理模式和文化传统,中国的预算绩效管理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形成自己的高效模式。
鲁清纺、王全印等人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运用比较分析法阐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实现了绩效管理理念、机制再造、聚力增效与绩效管理路径闭合等创新。从行政管理制度设计、预算实施过程以及绩效信息的使用等方面对我国全面实现预算绩效与管理提出了建议:整合预算管理与行政管理、明晰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管理的民主化、理性化,行政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强化部门使命、预算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及绩效计量之间的相关性;可靠、可用的绩效信息系统建立与维持;预算绩效结果由消极使用应转变到积极使用。
六、税制改革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税制改革总体思路和方案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王乔、黄瑶妮在《减税降费: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认为,减税降费与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是契合的,正在助推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竞争优势巩固。今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进一步打牢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更要防范风险、补齐发展短板。为此,从财政的可持续性、税制改革和税收法定等方面持续用力,能有效促进形成更具活力的微观市场主体,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
陈少强、覃凤琴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税收治理逻辑》中认为,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税收治理作用逐步显现,但期间仍存在治理的“越位”和“错位”现象,结果导致税收治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税收治理作用正式走向前台,并在新时代全面发挥作用。展望未来,伴随着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应该逐步上升,税收治理无论是在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还是在统筹国内国际等方面的作用也应逐步“强起来”。
许文、李立在《税制改革的渐进性、约束性与选择性》中根据1994年后的税改过程分析了我国税制改革的渐进性,提出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税收征管、税收法定、减税降费和财政体制等方面的约束性,并基于新时期的税制改革目标,对税制结构优化、税制内容设计、税制改革推进、宏观税负稳定和税收征管改革等改革选择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姚轩鸽、杨溪在《减税降费背景下税制改革相关问题研究》中认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税制改革是加速转型社会文明进程的“枢纽关节点”,也是加速转型社会文明进程成本相对较低的改革“突破口”。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推进优良税制改革,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首先亟待创新税制改革理念,不断深化对税收内涵与本质、税制结构,以及社会创建税制之终极目的,征税的最高、根本与重要道德原则体系的科学认知。其次必须重视和发挥“四个机制”建设的作用,即发挥纳税人涉税意愿表达机制、税权“闭环式”监督制衡机制、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与税收互信机制建设的作用。同时必须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降费”方面挖潜并加快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型节奏,尽快推动预算透明改革的重大突破。
(二)增值税改革研究及主要观点
周大琳在《“减税降负”下的增值税改革问题探究》中认为,优化增值税改革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而我国也在不断地完善增值税,强化增值税对企业以及社会发展的效果。研究主要分析了推进增值税改革的重要性,探讨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减税降负”下的增值税改革问题的模式。
马明、毛晨旭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增值税问题探究》中基于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相关增值税税收规定的分析,指出我国部分具体环节增值税税收政策尚不明确、增值税核算在实务中合规风险和操作难度偏高、增值税税基扩大使商业银行税收负担加重、税收优惠政策影响资管行业税负均衡。税务机关应适时明确相关税收政策,为商
业银行业务发展提供支持;商业银行应合理设计增值税税负的负担机制,并利用自身优势和现有税收政策提高资管产品竞争力。
刘显成在《增值税率的调整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中以对比“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出发,就增值税降低至13%对制造业的影响,尤其是建筑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影响的预期以及建议。
(三)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及主要观点
李阳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探析》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过去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律条例已经不适应于现实的状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公平公正的需求使得对于个人所得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向着更加公平,更加有利于社会收入调节的方向发展,国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专项扣除项目等措施来更好的保护低收入者,促进社会公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马骁、范维等人在《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与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收入及城镇化水平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影响愈发凸显。研究表明,现阶段居民收入仍是影响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关键因素,城镇化率的小幅提升会引起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及城镇化率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阶段性差异。
郝春虹、王荔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变动的税收归宿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基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5个数量标准的4次调整,利用投入产出理论方法,构建“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并对劳动要素个人所得税的各部门实际平均税率、各部门实际有效税率和实际税收归宿下的居民税负水平进行测算。研究使用MT指数方法,测算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标准变化下税收归宿的收入分配效应,确认政府减税行为的受益群体分布,以准确判断税收政策效果。
(四)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及主要观点
黄阳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实施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分析》中认为,我国重新修正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最早是在2008年初开始施行,该税法的实施是我国对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尤其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很大。2018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法做了全面的变革,并开始实施,研究从中小企业方面,探讨了在实行新税法后对其的正面影响。
梁俊娇、贾昱晞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认为,我国近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万众创新,制定了包括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所得税税率、对研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根据2009—2016年沪深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显著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加计扣除优惠方式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间接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性更强,对东部地区企业的
创新激励性更强,对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创新激励性更强。该文认为我国应该放宽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的适用条件,积极引导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为主的间接优惠政策发挥作用,并且针对不同企业特征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邓明在《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与资本结构》中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估算了三类中国地级市层面的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7年,地级市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后视性有效平均税率和前视性有效平均税率均有所上升,有效边际税率在2003年之前不断下降,但在2004年有个比较显著的上升趋势,之后又有所降低。企业所得税后视性有效平均税率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前视性有效平均税率和有效边际税率越高则企业的债务融资比率越高。此外,基于分组样本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并不会根据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动来调整企业资本结构,但非国有企业则会根据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的变动来调整其资本结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外资企业的资本结构变动对企业所得税前视性有效税率更为敏感。
(五)消费税改革研究及主要观点
许光建、苏泠然在《消费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中认为,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税制也做出了多次调整,由单一目标模式转为多目标平衡模式。作为重要税种之一的消费税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引导消费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公平,其发展过程中的多次调整,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观念的更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消费税作为中国主要税种之一,承载了筹集财政收入、引导消费结构优化、传递健康生活理念、保护生态环境等重要责任。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背景之下,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任务日益紧迫。作为重要税种之一的消费税更应充分发挥其多项功能,促进经济更好发展。
刘小春、黎瑶在《消费税提高了消费者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吗?》中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消费税对消费者资源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消费者表示不会因为消费税而减少对应税消费品的消费;消费者的文化程度,月均收入水平,居住或工作地,是否知晓小汽车、摩托车、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消费税以及消费偏好对消费者减少应税消费品消费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年龄,是否知晓汽油、柴油、鞭炮、焰火消费税以及所属消费者类型对消费者减少应税消费品消费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的性别、婚姻及职业状况,对消费税的了解情况,最喜欢的购物方式及支付方式对消费者减少应税消费品消费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大消费税制度宣传力度,将其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实施零售环节征收,有利于消费者资源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唐婷在《对消费税改革的思索》中认为,消费税是我国流转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划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十九大提出的深化税制改革与健全我国
地方税体系的要求,明确消费税的三大功能定位的前提下,探讨消费税改革的路径,提出将消费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税基共享,通过诸多方面的消费税改革推进与整体税制的整合。
(六)房地产税改革研究及主要观点
李长生在《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家庭住房需求的影响》中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家庭住房需求的影响。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发现:房地产税开征预期与家庭住房需求之间呈负显著相关关系,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处于城市化率水平较高地区的家庭住房需求抑制效果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具有不同特征(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有/无少儿)的家庭住房需求抑制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房地产税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其对不同特征、不同城市化率水平地区的家庭住房需求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周凌云、任宛竹在《英国住宅性房地产税制度介绍及经验借鉴》中认为,英国住宅性房地产税在房产保有环节征收,属于典型的地方税种。研究分析了英国住宅性房地产税的政策背景,以及包含纳税义务人、房产估值办法、价值等级及税率、减免政策、空置住宅等在内的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坚持税收法定、合理设置价值等级、加强房地产税收针对性和导向性、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权限等方面总结了可供我国房地产税改革借鉴的经验。
肖立晟、袁野在《从各国房地产税政策中探寻中国模式》中认为,房地产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征收的一种财产税。研究对美国、德国、巴西和印度的现行房地产税政策进行了梳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房屋评估、税率确定、减免税政策、央地权责以及征缴制度等几个方面,就我国房地产税政策的安排提出了相关建议。
七、政府采购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政府采购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程心雨、姜爱华在《国际采购规则关于政府采购程序向“前”延伸的启示》中认为,纵观最新一轮的国际采购规则修订,政府采购的全过程管理方向越来越明显,其中在政府采购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通过采购意向公开、采购需求市场咨询等方式将采购过程管理向前延伸,大大提高了采购的科学性和供应商的响应能力等,值得我们借鉴。
李振泽、王鑫在《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作用》中认为,政府采购作为市场经济的风向标和指挥棒,理应主动担当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引导与调控作用,引领社会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由于《政府采购法》中政策功能定位落后,没有明确服务国家意志的国家属性及其社会属性,对新旧动能转换支持乏力。研究从政府采购国内外发展史入手,阐述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三重属性,即国家属性、社会属性和市场属性,明确实现政府意志和发展方向作为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根本属性,进而提出了从修改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评价体系等一系列实现包括积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在内的政府战略和意志的建议和对策。
郭成龙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优化的方向》中认为,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完善政府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采购制度法律体系,规范监管执法,净化和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公平参与权利,切实增强市场主体信心,从而激发市场和经济活力。近年来,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化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为深刻转变政府职能,应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更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赵早早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购买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服务研究:模式演进与未来发展》中认为,中国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始于21世纪初期,经过多年实践,地方政府财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第三方机构纳入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研究以历史视角并结合长期观察和参与地方实践,总结出四类主要的预算绩效评价模式,分别是初期模式、单一代理模式、多元代理模式和合作共治模式,并指出未来应该更多地探索和完善“合作共治模式”,促进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与第三方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王妮丽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困境与突破》中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动机在于利用市场化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有效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为了建设和谐社区,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便成为基层政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基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目的在理论上也是为了更高效地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对个案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区需求识别,以及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这可以理解为欠发达地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为推广政府购买这一形式采取的积极干预手段,符合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大趋势。但是,与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关,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偏好而非社区居民的需求偏好,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也远未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加上第三方评估的缺失,政府购买这种技术形式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即政府购买并没有很好地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出现的上述问题,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政府的治理能力均有一定关系,但是从政策层面以及管理技术、方法层面看,突破这一困境仍然是可能的。
陈惠玲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与思考》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要求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严格控制,新增大量的社会事务工作超出原有工作人员的负荷,“活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有效解决了部分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实践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刘志辉、杨书文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公共性论纲》中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逆民营化现象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公共性流失问题都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
不是单纯以效率为中心的市场行为,公共性应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考量的重要因素。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的根源首先在于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恒常价值,当代公共行政更加注重寻求公共性的回归与重塑;其次,公共性是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演进的必然追求;最后,社会组织是具有公共性的组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是复合型的公共性,是行政公共性与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交叠与融合,它包含了主体、价值与目标公共性三个层面。复合型公共性的保障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增益社会组织公共性、强化社会组织信念与使命、全面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统筹政府购买服务的效率与公共性和行政人员对公共性的价值选择。
八、政府投融资与政府债务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政府投融资发展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立峰在《平稳好稳投资和防风险的关系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稳定健康发展》中认为,近年来,在地方政府融资新旧模式的切换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对投资的稳定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限制性法规和政策文件出台,强调政府行为规范和债务风险防控。研究对于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完善地方债(市政债)的发行体制、促进政府融资平台转型与发展、促进政府项目资产证券化发展等。
李升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方式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认为,政府在面临融资方式的不同选择时,存在着融资方式的选择性偏好。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投融资方式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首先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融资方式的供求关系及融资方式的优劣性,接着研究各种融资方式的债务风险产生机制。从现实角度,考察了地方政府选择各种融资方式的实际情况及其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进一步通过实证回归的方式,论证地方政府在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进行融资方式优序安排的内在逻辑性。结论表明,在考察期内,城投债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城投债的有效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控制债务风险;在满足地方政府融资需求方面,PPP与地方发债具有同等功效,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联性;由于地方债券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是当前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重要渠道;由于在当前政策上已剥离了融资功能,城投债在举借债务时并未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其唯一的考虑因素。
(二)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营的研究及主要观点
王丽丽在《试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管理困境与对策》中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来说,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地方政府融资,并把得到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融资平台公司的精英形式仅仅是融资以及代建,进行偿债的时候仅仅借助融资,简单来说就是借新还旧。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管理和项目的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加强财务管理,才能够避免产生债务风险。
王保伟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的财务问题及对策》
中认为,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于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建设应运而生,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后期,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纷纷成立各种类型的平台公司。随着平台公司的迅速发展,也出现了许多财务问题,并形成了平台公司的风险池和向政府端蔓延的渠道。
(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及主要观点
邹加怡在《规范协同创新推动PPP事业高质量发展》中指出,PPP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具体举措,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竞争、全生命周期管理、风险分担、按效付费等,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丰富多样化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姜爱华、郭子珩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PPP模式偏好——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中认为,经过2015—2017年的高速发展,PPP实践中呈现出的地方政府变相举债问题逐步凸显。利用分摊法估算得到315个地级政府2013年债务率截面数据,对历年各地PPP规模差异分别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发现:2018年初财政部项目库清理完成后,高负债地区仍在总体上拥有更高的PPP规模;若将被清理项目补回数据库,2015年、2016年两年间高、低负债地区PPP规模差异显著加大。结合近年地方债和PPP监管政策变化,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PPP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变相举债行为,而这种行为的显著性与监管政策力度有关。因此,未来应从伪PPP项目识别、排查处置和长期防范角度去防范PPP可能引致的债务风险。
胡长改、杨德磊等人在《政府-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利益相关者价值网络研究》中认为,政府-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参与主体众多且利益与信息交流错综复杂,参建各方对该模式的价值创造认知模糊是导致现阶段PPP模式泛化与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明晰PPP模式带来的项目增值效应,从全局角度明确参与主体在PPP项目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系统分析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该模式中的价值获取能力,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网络(SVN)模型,构建PPP项目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信息-协调关系综合网络,结合SVN与传统项目模式对比,对PPP项目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获取能力及其不确定性风险进行综合评判,为PPP模式项目前景战略制定和参与决策提供新视角。
王雪青、赵敏在《政府和社会资本间信任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中认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对PPP项目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角色内行为和角色外行为对PPP项目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角色内行为和角色外行为在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与PPP项目绩效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PPP情境下不同维度信任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也为PPP项目实践中面临的绩效低下问题提供了管理建议。
黄爱平在《基于ISM模型的地下综合管廊PPP项目融资风险管理研究》中认为,PPP模式可以解决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政府融资问题和运营过程中的管理经验缺乏问题,能有
效撬动地下综合管廊快速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地下基础公共设施。分析识别地下综合管廊利用PPP模式可能产生的融资风险,将这些风险因子进行比较,建立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通过ISM模型进行层次分析,利用MICMAC进行关联强度分析,得到影响城市地下综合管廊PPP项目融资风险的主要因素,并针对主要风险提出意见。
黎毅、邢伟健在“中国PPP基金”投资现状反思与优化研究一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中认为,中国PPP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引导基金,一方面需要从内在把握好政策定位和市场化运作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明确外在的“引导和规范”关系,积极参与PPP项目管理和PPP市场监督。该文通过研究投资现状发现,中国PPP基金偏向投资发达地区、交通行业和低风险项目,普遍采用“基金份额投资”和“投贷联动”模式;且在项目投资中未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注重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而忽视自身的政策定位,产生投资领域失衡、充当财务投资人、协助社会资本方出表等问题,未来需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投资决策机制,进而提高投资效率,形成以战略投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模式。
(四)政府债务研究及主要观点
邓淑莲、刘潋滟在《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间博弈视角》中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从提升财政透明度的视角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问题成为重要选项。研究结果表明,提升财政透明度是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力辅助手段,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地方政府会迫于压力从多个角度规范地方债的风险管理,削减违规举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和强化发债过程管控,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地方财政的运行步入更加健康的轨道。
陈放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监管研究》中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高涨严重影响中国金融体制的安全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带来顺周期性风险。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顺周期性风险的形成机理,研究地方政府债务产生顺周期的传导机制,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监管的对策措施。
马恩涛、吕函坪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空间关联性研究》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作为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其相互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之间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财政收入汲取率、财政自给率以及财政收入稳定率与负债率呈正相关,而GDP增长率和城镇化率与负债率呈负相关。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同时对中央政府实行省域间的政府债务区域差异政策和监督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庆君、闵晓莹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杠杆:刺激还是抑制》中认为,财政分权对企业杠杆存在直接的刺激效应,同时财政分权又通过地方政府债务这个中介变量对企业杠杆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企业杠杆的影响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提高对非国有企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业杠杆具有更加明显的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企业杠杆的影响也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企业规模越小,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的挤出效应越明显。这对于揭示中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的内在动因,为中国供给侧改革、结构性去杠杆与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孙烨、韩哲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开始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地区以及金融业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风险点。因此,我国政府应在对地方政府债务强化监管、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引导市场化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五)政府专项债券研究及主要观点
吴锋在《PPP和专项债结合:基础、约束和方向》中认为,2014年以来,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国务院提出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并为地方政府打开了两扇合法合规的“前门”:PPP模式和地方政府债券。自此,两者便相生相伴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选项中。
袁彦娟、程肖宁在《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快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工具。但受发行规模总体有限、定价机制尚不完善、信息披露仍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展面临挑战。因此,应充分利用债务限额,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加快债券市场法制建设等手段,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尹冰在《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问题的探析及建议》中认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是以项目为基础发行的市政收益债,对于保障土地储备融资需求、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2017年以来,我国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风险防控逐渐受到关注。研究通过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政策背景、现行制度及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实践中现存的管理体制、制度设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审慎选择土地储备项目、完善专项债信息披露规则、构建专项收益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加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九、财政治理现代化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财政法治化研究及主要观点
刘昆在《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全面推进财政法治建设》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明确要求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樊丽明、石绍宾在《论中国特色的预算民主与法治》中认
为,民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预算民主是政府预算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提高预算约束、实现财政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保证,应体现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和决算全过程中。预算法治是政府预算内在要求,是现代政府预算产生和存在的基本标志,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基本准则和要求。
(二)财政数字化研究及主要观点
吕雯在《用区块链技术助力数字财政发展》中认为,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主要基于相对单一的基础业务流程系统,虽然支持无纸化、信息化操作,但财政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不足。随着财政管理数字化趋势渐行渐近以及新兴技术的层出不穷和愈加成熟,如何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效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能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流程,明晰财政资金使用流程上各主体单位的责任,减少重复审核和确认,提高业务审批的智能化水平和效率,形成预算主体画像并实现资金全过程的绩效管理,进而使财政部门服务社会更加人性化、智能化、高效化。
杜辉在《信息化对财政支农绩效影响的空间溢出与门限效应研究》中基于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方法测算区域财政支农绩效,以及采用熵值法对区域信息化水平进行衡量。基于此,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最后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信息化与财政支农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财政支农绩效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信息化对区域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和门限效应。政府应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发挥其对财政支农绩效的促进作用,加强各地区在财政支农和信息化建设中的区域合作,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赵长宝在《大数据对财政信息化的影响》中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覆盖财政经济活动的数据量日益庞大,以电子数据为代表的信息资源大集中正逐渐成为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态势。财政被各种信息包围着,积极探索和创新大数据时代财政方式方法,应对海量信息给财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大数据时代财政信息化思维的新模式,是摆在财政人员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十、大国财政与财经外交研究及主要观点
(一)大国财政研究及主要观点
傅志华、李成威在《从大国财政看中美“贸易战”》中认为,美式大国财政服务于美国战略,扮演着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全球利益分配和主导全球贸易的职能。美国发动“贸易战”正是美大国财政战略的体现,体现为剑指“中国制造2025”,为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化解风险;大国财政特别重视风险监控,不惜手段化解本国风险;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强化对中国市场和要素的控制;打乱中国的全球战略,使之屈从于美国大国财政规则。应对“贸易战”,不能局限于贸易领域,而是要有大国财政思维,用中国式大国财政予以化解。
马海涛、陈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大国财政研究》中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背景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
国梦与各国梦共同实现的愿景下,大国财政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大国财政建设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崛起的总体战略,夯实财政硬实力,提升财政软实力。建设大国财政是中国面对外部新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要树立大国理念和全球意识、安全意识;要把财经政策设计放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统筹考虑;要立足国内治理能力的提升,构建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根据制度演进的次序有效地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升国家财政治理水平;要立足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阶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国际责任,踊跃投身国际财经治理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许正中、蒋震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中的中国大国财政担当》中认为,网络空间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新的空间,我国在世界治理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也悄然发生变化,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商场”。人类正在告别工业社会跨向智信社会的门槛,社会经济活动更加趋向于流动性、全天候,大数据治理无疑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加强大数据信息平台治理合作机制建设,规范各国合作架构,全面提升合作的预期性、延续性和协调性成为大国交锋的关键和竞合的主战场。网络空间丰富了全球公共物品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其治理本身也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内容,我国必须构建大国财政的发展理念,掌握制度规则的主动权,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份额,谋求更多话语权。
(二)财经合作(外交)研究及主要观点
张晓林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税收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出路》中认为,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沿线国家的直接税、间接税和关税结构在不断优化,超额累进税制逐步明确以及税率在不断下降,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税收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征管、情报互换以及通过关税协调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各
国的税制差异较大、税收制度法治化程度不高、税收征管能力有限等问题的存在,加大了合作的成本和阻力。因此,中国应该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税收体系现代化建设,打造税收国际合作范例以及强化税收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张巍、魏仲瑜在《新时期国际税收征管竞合关系研究》中认为,我国税务部门应贯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执行“合理保护税源”与“科学涵养税源”并重的对内建设方针,遵循“深化合作、应对竞争”的对外发展策略,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中国行动计划,不断提高自身征管能力建设,推动建立科学合理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
王伟域在《“一带一路”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策略》中分析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为研究视角,结合当前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如提升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拓宽涉税争端问题解决途径、完善国际税收管理机制、建立国际税收综合服务体系、深化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等,希望为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建设提供参考。
张文春在《属地税制、数字化税收与国际税收新秩序——当前国际税收发展的三大问题》中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重新审视自己的税收政策。跨国公司利用国别税制的差异和错配的避税行为导致了各国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反思,国际税收制度的重塑成为了全球的焦点。美国《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公司税制的属人原则转变为属地原则。在转向属地原则税制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本国税基,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反避税;面对新工业革命时代商业模式的变化,数字化给税收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多边方式和单边方式解决数字化的税收问题导致了数字化的税收困境;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税收领域的国际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税收秩序,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发挥关键作用。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供稿,张鹏执笔)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
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论文遴选
由中国财政杂志社牵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税博物馆协作开展的财政理论与工作研究文章遴选今年进入第二届。经多家财税、财经专业核心期刊选送,专家、学者严格评选,分别选出10篇理论研究论文、15篇工作研究论文,在此予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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