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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财政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交往日趋活跃。1998年,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财政金融事务和全球及地区经济合作,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多边、双边国际会议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结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有针对性地组织出国考察、培训,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取得一批新的成果;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财政、金融界重要人士相继访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财金领域的友好合作。
一、出席多边、双边国际会议
1998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参加的多边、双边国际会议主要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22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马尼拉框架”会议、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1次会议和首次中英财金对话会议。
(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是1993年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提议召开的,自1994年起,APEC财长会议开始运作并每年召开一次。1998年5月,第五次APEC财长会议在加拿大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APEC成员的财长、副财长及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情况及其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联...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财政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交往日趋活跃。1998年,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财政金融事务和全球及地区经济合作,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多边、双边国际会议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结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有针对性地组织出国考察、培训,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取得一批新的成果;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财政、金融界重要人士相继访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财金领域的友好合作。
一、出席多边、双边国际会议
1998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参加的多边、双边国际会议主要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22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马尼拉框架”会议、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1次会议和首次中英财金对话会议。
(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是1993年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提议召开的,自1994年起,APEC财长会议开始运作并每年召开一次。1998年5月,第五次APEC财长会议在加拿大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APEC成员的财长、副财长及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情况及其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为促进地区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应加强地区金融合作,加强区域金融监测。声明对有效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成员和一些重返国际资本市场的成员表示赞赏。
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并强调了提高金融风险意识,注意风险防范,加强本国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能力建设的重要性。项怀诚指出,为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更多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监管方面的人才。
(二)22集团财政部长会议。22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是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委托,邀请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中国香港、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波兰、俄罗斯、南非、泰国、英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1998年4月16日,22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一次会议,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明康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经济的融合和全球化使经济发展具有优势,但也带来新的危险,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对于各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至关重要。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增加各国政府透明度和强化信息披露,强化金融体系和市场机制,在危机发生时让政府和私人部门适当分担责任等工作。
1998年10月5日,22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增加了荷兰、瑞典、比利时、瑞士等4个成员。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会并主持了前半部分会议。克林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呼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使之更快地对危机进行反应,迎接下一世纪的挑战。会议听取了第一次会议设立的三个工作组提交的报告,对三个报告及工作组的工作情况表示肯定。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强调,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实行稳健的国内政策,以减少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声明表示,将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取得更多的共识。
(三)“马尼拉框架”会议。“马尼拉框架”会议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为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由马来西亚,菲律宾提议召开的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财政及中央银行的副手级会议,因第一次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并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框架而得名。参加“马尼拉框架”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中国、中国香港、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美国。“马尼拉框架”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区域监控机制,作为对全球监控行为的补充;加强经济与技术合作,强化国内金融体系与监管能力;采取措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能力;建立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双边区域合作金融安排,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补充。
1998年3月,第二次“马尼拉框架”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财政部部长助理金立群率领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亚洲经济形势作了分析,重点对韩国、泰国、印尼三国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评估,会议还听取了日本代表介绍日本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最新方案。
1998年11月,第三次“马尼拉框架”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领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就区域经济金融形势监控,资本的有序流动和国际金融体制框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强调,为应付区域经济更为严峻的挑战,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应继续实施结构调整和改革,工业化国家应继续为内需引导的经济增长保持和创造有利的条件。
金立群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表示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问题,金立群强调应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作用,并指出应对短期资本的流动加强有效的监管,在促进国际资本回流的同时保证资本流动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四)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月访问美国时,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商定设立的。联委会是中美两国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展开对话,加强合作的一个高层次的综合性论坛,定期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由两国财政部长共同主持。
1998年5月,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1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和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及国际财经问题。国内问题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结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及住房制度改革、金融部门的改革及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金融部门的技术援助。国际问题包括: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投资流向、外汇储备、债务和汇率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对策、国际间的财金合作、国际执法等。会议讨论的内容广泛,气氛融洽,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五)中英财金对话会议。中英财金对话是英国前财政大臣克拉克1997年3月访华时首先提议的。1998年9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时,双方在共同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注意到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结构的相互依存性正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将加强两国的财金对话机制,就战略性的经济和金融问题进行交流,并促进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性讨论,以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
1998年11月,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团赴英国伦敦出席中英财金对话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团由财政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英方代表团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金融监管局组成。与会双方就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国际金融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新闻公报。公报阐述了双方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所采取的措施、中英之间金融部门进行技术合作的计划和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观点。公报强调了中英进行财金对话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公报决定,下一次中英财金对话会议于今后一年半内在中国举行。
二、持待外国代表团
1998年,财政部共接待了12个来华访问的外国高级代表团。这些代表团访华期间,与财政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荷兰财政大臣扎尔姆访华期间,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举行了工作会谈。项怀诚向客人介绍了中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田水利、交通、邮电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国内有效需求,以迅速带动经济增长,扎尔姆大臣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面临危机形势下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认为中国在亚洲其他一些国家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对稳定亚洲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对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
越南财政部部长阮生雄一行访华期间,与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举行了工作会谈。金立群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财税改革情况。阮生雄表示,越南也在进行改革,但比中国慢了10年,有许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希望中国财政部派专家到越南讲课,向更多的越南同事传授经验。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祝宪和越南财政部办公厅主任范士铭代表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部会谈备忘录》。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会见并宴请了阮生雄一行,阮生雄邀请项怀诚部长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越南,项怀诚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澳门财政司司长艾卫立一行访华期间,与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举行了工作会谈。李延龄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后财政部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变化情况。艾卫立一行还与财政部预算司就各自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政策、预算编制、以及近年来的财政收支况状交换了意见。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会见并宴请了艾卫立一行。
三、组团出国考察、培训,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1998年,财政部共组织出国考察团组18个,举办境外培训班17期,召开国际研讨会6个,围绕财政体制、税收政策、农业财政政策、财政监督、会计管理、社会保障等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和研讨。
(一)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率团对韩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考察,重点了解了两国的农业和农业财政政策。通过实地考察,代表团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积极支持和保护农业。韩国和以色列工业化程度很高,经济发达,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但两国都很重视农业,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农业发展。中国农业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弱质低效产业,现代化程度很低,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从财政部门来说,就是要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抓住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重点支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更快发展。
2.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并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韩国、以色列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尤其是以色列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农业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关键的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并根据实际需要,做到因地制宜。中国的农业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远低于这两个国家,更应重视农业科技的开发、推广与应用。应将农业科技作为财政支农的重中之重来抓,积极安排资金,帮助推广先进实用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技能,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3.必须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韩国、以色列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支持采取综合措施对国土进行治理,防止水土流失和环境恶化,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是农业大国,水土流失现象非常严重,部分地区严重缺水,维持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提高节水灌溉技术,具有战略意义。为此,应切实支持大江大河流域的天然林营造和保护工程,维持生态平衡,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4.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韩国、以色列十分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帮助提高农民的积累能力和农业投入能力,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促进了农业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目前还比较低,有些地方的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非农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二)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率团对巴西的财政监督管理工作进行了考察,重点了解了巴西的财政管理体系、财政部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考察团认为,中国与巴西同属发展中国家,尽管两国体制不同,但巴西在财政监督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仍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1.加强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监督。从巴西的经验看,预算从编制、通过到执行,体现出全过程的严密审核、跟踪监控和检查核证的特点,有效地确保了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和财政资金的安全、完整与效益。借鉴巴西的做法,应加强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监督。重点应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按照公共财政和投资预算管理要求改革预算科目,在调查、探索、总结和借鉴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把预算科目细化到预算单位的具体资金项目,改变现行预算科目过于笼统的局面,减少随意性;二是结合“零基预算”和政府采购制度的逐步推行,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步规范,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定额标准,据以测算和安排支出金额,增强科学性;三是在预算编制的每一个环节制定明确具体的操作规程或办法,再按法定程序报经审核或审议,增强规范性。
2.加强财政监督应重视发挥财政监督机构及其派驻机构的作用。财政部门设置财政监督机构及其派驻机构强化财政监督,是巴西及市场经济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有效方式。因此,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既要依靠财政部门各业务机构的力量,又要发挥财政监督机构及其派驻机构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管理与监督并重,制度建设与检查核证并举,维护财政法令的统一和权威,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保障财政运行,这应当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原则。
3.有效的监督是保护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结合中国国情,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指导、管理和监督:第一,通过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制定产业政策、公布投资方向和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引导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从信贷和财政上不予支持;第二,通过制定、完善财务制度并加强执行监督,指导和促进国有企业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收支行为;第三,通过对会计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促使国有企业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依法建账,依法核算,真实、准确地反映生产经营成果;第四,通过对国有企业投资收益分配的监督,维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第五,通过法律法规并加强执法监督,制约侵犯国有企业权益的行为,惩治不正当竞争,促进企业遵纪守法,合法经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财政部副部长高强率团对智利、阿根廷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三点建议:
1.个人账户应实账运行。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虽引入了个人账户模式,但同智利、阿根廷的个人账户相比有较大差异。参照智利、阿根廷的成功做法,一是要用个人缴费建立个人账户,企业缴费建立统筹基金;二是个人账户要建立实账,从小账户起步,量力而行,随着个人缴费的不断增加,逐步扩大个人账户规模。
2.规范资本市场,控制投资方向。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养老金投资获得较大收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有必要借鉴智利、阿根廷两国的做法,一是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建立及规范运行;二是必须由政府制定统一的投资政策;三是在保证大部分养老金购买国家债券的情况下,研究其他投资方式,在条件成熟时,拓宽投资领域,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
3.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问题是各级政府固有的职责,国家财政是社保资金平衡的最后保证。在社保制度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尽可能地把财政负担降为最低。在社保资金收支管理方式上,应注重加强社保资金收支的规范化管理,努力降低管理成本。鉴此,应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将社会保障收入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利用规范方式,有效地筹集社保资金,以满足日趋扩大的社保资金支出的需要。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崔君刚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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