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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意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我国传统的观点,解释不清我国的现实状况。这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通货膨胀对各个阶层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发生影响,一部分阶层得益,一部分阶层受损。本文仅从货币发行角度探索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的几个问题。
一、通货膨胀加剧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
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之间是什么关系?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或是我国传统的观点都认为,通货膨胀可使财政分配在价值量上增加,财政会变得宽裕,可是我国现实并不是这样。近几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财政收入并没有变得很宽裕。虽然名义财政收入有较大增长,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财政收入增长并不快,有些年份甚至是下降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由1985年的19.8%下降至1994年的11.6%(不包括债务收入),9年间年均下降近1个百分点。美国俄亥俄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温·沙雷1994年发...
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意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我国传统的观点,解释不清我国的现实状况。这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通货膨胀对各个阶层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发生影响,一部分阶层得益,一部分阶层受损。本文仅从货币发行角度探索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的几个问题。
一、通货膨胀加剧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
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之间是什么关系?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或是我国传统的观点都认为,通货膨胀可使财政分配在价值量上增加,财政会变得宽裕,可是我国现实并不是这样。近几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财政收入并没有变得很宽裕。虽然名义财政收入有较大增长,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财政收入增长并不快,有些年份甚至是下降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由1985年的19.8%下降至1994年的11.6%(不包括债务收入),9年间年均下降近1个百分点。美国俄亥俄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温·沙雷199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当代中国的通货膨胀:影响及控制》的论文,文中在论述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关系时,根据中国1961~1992年的统计资料,“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t值为-2.9”,然后得出结论:“通货膨胀加剧了中国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他的分析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征收累进税增加政府实际收入,同时减轻政府债务的实际负担,从而可能鼓励政府活动的相对扩大。“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之所以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非累进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控制下的城乡企业的产销差价……就通货膨胀在债权和债务人之间转移财富而言,在中国并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给政府带来好处。”沙雷教授的这三点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近15年的统计资料,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减指数(即全面反映通货膨胀率的指数)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虽然不一定成正比例缩减,但趋势是一致的(详见表1)。1984年以前,主要是改革统收统支的财税管理体制,实行利改税,扩大了企业的财政自主权,增加企业留利,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下降。1985年以后,GDP平减指数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变动关系甚为明显。1985~1989年,GDP平减指数年均为8.1%,财政收入比重由19.8%降为16.7%,年均变动率0.6个百分点,1990~1994年GDP平减指数上升为10%,财政收入比重由15.9%降为11.6%,年均变动率上升为0.7个百分点。统计数据表明,通货膨胀是加剧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因素之一。我国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近10年来,税收体系的累退性十分明显,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长低于名义GDP增长,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骤然下降,由1985年的22.8%降至1993年的12.3%。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虽然增值税与营业税等主要税种将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但由于多种原因,包括其他税种的影响,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继续下降至14.4%。尤其是税收收入常常低于通货膨胀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一些年份的税收收入实际上是负增长。为了稳定物价,政府对某些关系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价格及公共设施服务收费实行控制,使一些企业利润率下降,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不仅所得税骤然下降,财政亏损补贴负担也加重。这是为抑制通货膨胀而使财政收入不能与经济同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对外贸易的扩大,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税收政策和征管中的多种原因,外贸进出口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税收增长,全部进出口环节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85年的3.26%下降到1994年的1.36%。许多资料说明,外贸顺差和国外资本项目增长导致外汇储备激增,是近两年我国货币过多发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外贸扩大并没有促进收入的相应增长,反而使其财政贡献率下降,这也是通货膨胀加剧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不可忽视的因素。从税制改革的方向看,要逐步实现由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向“收入型增值税”转变,才能比较好地克服税收体系的累退性问题。
二、通货膨胀的铸币收益与转移
通货膨胀无异于政府征税。西方学者是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前面的分析说明,通货膨胀没有对财政收入带来实际好处。那么,政府哪个部门得到了通货膨胀税的好处,这需要从货币发行角度进行分析。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最终都要由货币超量发行来诱发。货币发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正常货币需求;另一种是超过经济规模扩大的需求而发行的货币。前一种情况不会引起物价波动,后一种则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也就是说,过多的货币拉动物价的波动,造成货币相对购买力降低,使货币贬值。货币是政府发行的,不管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是政府扩大了货币投入。在货币贬值中,发行货币的政府得到了好处。一些经济学家用定量方法估算了通货膨胀的铸币收益。世界银行专家伯特·霍夫曼和夏希德·尤苏夫曾估算了中国1984~1992年的铸币收益,他们认为:“中国由于预算部门和金融部门界定不清,因此政府得以充分利用中央银行的准财政活动和各专业银行的近似财政活动。整个80年代所获的铸币收益很高。”铸币收益用当年货币发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百分比来估算。正如货币发行分为两类一样,他们把铸币收益也分为两块,一块是由于货币超经济发行使货币贬值的称之为货币的通货膨胀税,估算方法是用前一年的货币流通量乘以当年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不是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而是用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另一块是实际货币增长收益,由整个铸币收益减去通货膨胀税估算。如果加上中央银行系统的储备,包括各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超额储备存款等,铸币收益更大。
1985~1992年,仅是从现金发行的通货膨胀税的收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0.5~1.2%,8年间算术平均为0.83%。这个数字,与同期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低幅度差不多。若按储备货币收益估计,则储备货币的通货膨胀税收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1~2.7%之间。1986~1992年,7年算术平均达1.9%,比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幅度高得多。近几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货币的通货膨胀税收益要比前几年多。
我国的货币发行,由国务院授权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按世界银行口径),货币发行是对政府的负债,加上公共部门的存款和各专业银行上缴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储备金等,构成中央银行的全部负债。中国人民银行将这笔钱再贷给各专业银行或直接贷给企业,以及财政净借款,构成其全部资产。发行货币是国家的财政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受国务院授权,进行发行货币的准财政活动。银行发行了货币,在通货膨胀中获得的铸币收益,虽然增加了其对国家的负债,但同时也增加了其再贷款的能力,扩大了产权,得到了好处。
财政在通货膨胀中能否增加收入,得到好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财政向银行扩大借款,加大透支,也就是银行把一部分或全部的超经济发行的货币,让渡给财政,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另一种是财政通过增加银行税收收入和上缴利润来获得。从我国实际情况分析,1992年前,我国财政净借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与货币的通货膨胀税收益相近,财政赤字最严重的是1986年和1992年,也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年份。也就是说,银行超经济发行货币中的收益全部被财政部门占用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财政透支推动了通货膨胀,政府用通货膨胀弥补了财政赤字。1993年以后,国家决定不准财政向银行透支,财政赤字靠发行债券解决,通货膨胀的货币收益全存在银行,扩大其贷款能力。不准财政向银行透支后,财政从银行得到的营业税和上缴利润有所增加,但财政从银行得到的好处远少于前几年向银行的透支额。
本来,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改革是同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改革相配套进行的,由各类金融机构成为国债的主要认购主体,中央银行通过吞吐国债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现在,公开市场业务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而推迟实施,政府不得不以相对提高国债利率来吸引居民认购。这样一来,财政的债息负担骤然扩大。近几年,我国财政的债务规模增加很快。虽然债务比例还不太大,但增势极猛。1994年财政的国内外债务收入比1993年增加了59%,1995年仅国内债务收入部分又比上年增加了50%,财政似将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不良循环圈中。据有关学者预测,如按此势头发展下去,到2000年财政年发债规模将达到8000亿元以上,债务依存度将达到100%以上,担忧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一种轨迹,国家的财政赤字由过去向银行透支转向了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而国家发行的货币收益由冲抵财政赤字转为增加银行贷款的资产,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能力增强。当然,近几年我国银行贷款的呆帐、死帐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使银行资金流动受阻,迫使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这也是货币超量发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暂不在这里讨论。这样,一个老问题又重新显露在我们面前,财政赤字是冲抵银行的通货膨胀税收益,还是由发行国债弥补?其中,哪一种方法对经济健康运行更有利些呢?我们认为,确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三、财政赤字可允许冲抵国家货币通货膨胀税的收益
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是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财政赤字都不允许向银行透支,以约束财政无限制地扩大支出规模,防止诱发通货膨胀。解决财政困难,一是增加收入,二是紧缩支出,即开源节流。这是平衡财政收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积极对策。但从我国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经济增长要保持较快的速度,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在短时期内不可能避免,且又在高位上波动。通货膨胀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压力,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大;而高位通货膨胀又给国家带来较多的货币通货膨胀税收益。我认为,国家把银行进行的准财政活动,在超量发行货币中获得的货币通货膨胀税收益用于冲抵财政赤字,比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或者说用国债筹资建设要更经济、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财政发行国债的筹资成本太高,财政和企业难以承受。目前,我国的国债主要向居民发行,国债利率比同期银行利率要高18.4%,即高2个百分点。本来,我国居民手中的现金绝大部分存入银行,发行国债后,居民从银行取出现金来购买国债,即所谓储蓄搬家。发行1000亿元的国债,每年需多付20亿元利息。如果加上保值补贴利息,数额将更大。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储蓄利率攀比,这在过去几年已有经验教训。在国外,不少国家发行债券不是向居民发行,而是由商业银行在储蓄存款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国债,利率较低。这笔资金由国家用于政策性投资,国债筹资成本比我国低得多。
我国的国债收入主要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即政策性投资,而这些产业大多数盈利水平很低,甚至是亏损的,国债利率再加上政策性银行的手续费,投资项目接受政策性银行的正常贷款利率一般高达16%,是非财政贴息或其他优惠措施。这些基础产业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贷款利率的,不少项目贷了以后,利息也支付不出,最终还是由财政或是银行负担。仅以中国建设银行承担的债券贷款为例,该行自1987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发行和代理发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债券累计达700亿元,但发债容易还债难。建设银行发行债券有三种方式,一是由该行自行发行的债券,贷款回收率为46%;二是代中央级企业发行的债券,延期偿还和用银行资金垫付的占58%;三是代地方级企业发行的债券,到期后真正由企业归还的债券本息竟然不到20%。建设银行自行发行债券的回收率好些,代地方发行的最差。当然,这里也有建设银行决策失误的问题。应该说,建设银行代理发行债券的行业一般是利润率较高的竞争性产业,不完全是低盈利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如果是主要投向微利或政策性亏损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则其偿债能力更低了。虽然财政没有向银行透支,可是银行代发行债券被套上了沉重的包袱。目前银行与企业债务链的困扰,这也是一个因素。
第二,财政投资对通货膨胀拉动并不大。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但其拉动程度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拨款所占份额很低,且逐年下降。1994年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2%,比1990年的8.7%又降低了5个百分点。从绝对金额来看,1994年为529.6亿元,比1992年的560亿元还少31亿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其实际投资至少下降30~40%。可以说,“八五”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不是财政投资的因素。因为,目前我国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财政的建设职能已越来越弱化。当然,这不是说,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不会对通货膨胀发生影响,非建设性财政支出膨胀也是加剧社会供求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要缩小财政赤字规模,除了增加财政收入外,更重要的是要下决心压缩财政支出,尤其是紧缩行政性开支。
第三,财政赤字冲抵国家发行货币收益的利弊。在前面,我们引用了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铸币收益的估算。虽然估算并不十分精确,只是一个大致收益,但它可以用于国家扩大建设规模,也可以由银行扩大贷款能力,以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应由国家从全社会资金平衡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来综合权衡,而不应由财政和银行来掌握。我认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财政支出名义规模又需相应扩大,这时财政为筹措建设资金而向银行透支,冲抵一部分货币通货膨胀税收益,可以说是在高位通货膨胀条件下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现实的权宜对策。其优点,一是有利于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国家向居民发行国债是国家的负债,且要承受较高利率,而利用国家发行货币的通货膨胀收益,冲抵财政部分赤字,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对国家来说,用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好,只是减少收益,不增加债务。二是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理论认为,财政透支迫使银行多发行货币,使货币贬值。但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财政透支只是冲抵银行对国家的负债。准确地说,不是财政向银行透支,而是国家动用在银行因通货膨胀所增加的货币资产,以解决财政困难。只要银行不超额发放贷款,就不会因贷款规模的扩大而引起需求扩张。实际上是把银行的贷款转移由财政支配,解决财政支出的矛盾。三是有利于限制银行超量发放贷款。财政不向银行透支而向居民发行债券,则银行就能利用增加的货币多发放贷款,从而推动需求扩张。前几年,银行贷款的扩大,企业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搞基本建设或技术改造,是造成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财政赤字冲抵银行货币收益的做法,也有其弊病,主要是财政的无偿性,不利于压缩财政开支;政策性投资项目的低利率,对企业节约投资的压力较小,容易把向银行透支作为扩大财政投资的渠道,使财政投资失控。但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财政赤字允许冲抵国家货币通货膨胀税收益,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当然,财政赤字冲抵数额必须有限度。这就必须严格控制财政向银行透支数量。一般来说,其透支额不能超过货币通货膨胀税的收益量,最大不能超过储备货币通货膨胀税收益量。具体数量界限,可根据上年的通货膨胀率或计划期的通货膨胀率乘以货币流通量或储备货币量来确定。国家在年度计划综合平衡时,据此控制财政透支额。
(《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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