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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发展论坛”第四次会议于1995年2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外汇储备、外资和外债的动态,并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宏观调控问题。
一、中国的外汇储备
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国家外汇储备有了非常大的增加。到1994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516亿美元,比1993年底的212亿美元增加了304亿美元。储备的增加在国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议。
对外汇储备的总额增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外汇储备增加,与去年外资流入有直接关系。其理由有二:(1)据海关统计,去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只有50多亿美元,考虑到国际收支中的非贸易项目和对外债的还本付息,进出口经常项目就不会有顺差甚至是有逆差。因此,就整个经常项目来说,不可能有200~300亿美元的盈余。(2)去年,国内利率水平比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高出很多,因而导致大量外资流入国内套取利差。由此可以认为,外汇储备增加是由外资流入引起的。
另一种看法认为:外汇储备增加是由中国贸易结汇数量增加引起的,而不是大量外资流入引起的。我们赞成这种观点。理由主要有五:(1)外汇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发展论坛”第四次会议于1995年2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外汇储备、外资和外债的动态,并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宏观调控问题。
一、中国的外汇储备
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国家外汇储备有了非常大的增加。到1994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516亿美元,比1993年底的212亿美元增加了304亿美元。储备的增加在国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议。
对外汇储备的总额增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外汇储备增加,与去年外资流入有直接关系。其理由有二:(1)据海关统计,去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只有50多亿美元,考虑到国际收支中的非贸易项目和对外债的还本付息,进出口经常项目就不会有顺差甚至是有逆差。因此,就整个经常项目来说,不可能有200~300亿美元的盈余。(2)去年,国内利率水平比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高出很多,因而导致大量外资流入国内套取利差。由此可以认为,外汇储备增加是由外资流入引起的。
另一种看法认为:外汇储备增加是由中国贸易结汇数量增加引起的,而不是大量外资流入引起的。我们赞成这种观点。理由主要有五:(1)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外汇市场购入而形成的。上海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是各指定银行结售汇的余额,而只有企业向银行的售汇大于企业从银行的购汇,才会有正的结汇余额,中国外汇市场才有较充足的资金供给。去年中国汇率并轨刺激了国内企业出口,使得中国一般贸易的顺差大大高于前几年。这部分外汇通过结汇渠道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其总额达100亿美元。(2)外汇市场供给还来自非贸易顺差(不考虑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如旅游、航空、保险等。这些项目的外汇结汇达几十亿美元。而三次企业与外债还本付息,按规定是不结汇的,这部分外汇没有进入结售汇体系之内,对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供求不起很大的作用。(3)外国资本进入,增加了外汇储备。去年,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吸收了大量外汇,另外,外商投资企业在外汇调剂市场上是卖超,即它们的外汇供给大于对外汇的需求。这两部分外汇最终流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被中央银行购入而形成了外汇储备。但从数量上说,通过资本项目增加的外汇只占整个外汇储备增量的1/4到1/3。(4)外汇体制改革以及货币政策对储备增加起了最直接的作用。去年,由于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出口企业出口以后自愿且及时地收回外汇并调回国内结汇,以获取人民币资金。另外,由于人民币资金比较紧,受到贷款规模等各方面的限制,企业在购买时,其用汇量不大。在外汇体制改革中,作为改革核心内容的结售汇制度执行的比较好。结汇要求很严,使得该结的外汇都通过银行间市场进入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5)短期因素。汇率并轨政策在1993年便在酝酿,很多关注这一动态的企业对并轨后的汇率有贬值预期,因此,它们将本应在当年结算的外汇推迟到1994年来进行,以获取利益。据估算,这部分推迟结算的外汇大约有30亿美元左右。另一因素是,我们对现汇帐户管理比较严格,对一些不符合保留现汇帐户条件的帐户实行了“只能出,不能进”的政策,规定持有这种帐户的企业在使用外汇时,必须首先使用其帐上的外汇。因此,这部分企业进口时,实际上没有到银行购汇,而是动用了它们银行现汇帐户的余额。这种情况,从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存款余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的现象中可以看得出来。
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所以有两种分歧很大的观点,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所依据的统计资料不同。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由外资流入造成所依据的主要是国际收支的统计。这种统计范围很广,不仅包括现金交易,而且包括实物交易。但是,外汇储备增加只与现金交易有关。第二,在中国现行体制和现金管理政策下,即使是现金交易,也并不一定都影响外汇储备。例如,我们对三资企业实行可保留其现汇帐户的特殊政策,其进出口所使用的外汇直接在其现汇帐户上体现,并不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现,也不在外汇市场上反映。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增加,主要只是与国内企业的外汇收支活动中的现金交易有直接的关系。
二、关于适度外汇储备水平问题
一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增长会引起货币投放增多,而且,持有外汇存在着机会成本。中国外汇储备虽然已达516亿美元,但我们认为,这一水平是基本合适的。判断中国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否合适,主要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进口量和对外债务水平。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一国的外汇储备应是该国年进口量的1/4或1/3,同时,应是其外债余额的10~20%。按去年进口量为1157亿美元,外债规模将近1000亿美元计算,中国有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水平是适度的。(2)外汇市场的成熟程度。中国汇率机制虽已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显然还不成熟,还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能自动地调节外汇供求。为了应付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意外的供求变化,我们手中必须掌握一定的外汇。(3)经济开放度。到去年为止,中国出口占GDP比重达到23.3%,进口占GDP的比重达22.2%,就是说,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种状况,要求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应付国内外形势的变化。(4)经济的灵活性。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经济的灵活性还不大,企业还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信息而做灵活的调整。这也要求国家掌握一定量的外汇储备。(5)国家对贸易和资本项目的管制程度。一般的经验是,对贸易和资本项目管制越严,所需外汇储备越少。中国在贸易和资本项目方面正在逐步放松管制,已经很难依赖行政控制来保证整个对外收支的平衡,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汇的行政控制将会受到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讲,外汇储备要多点为好。(6)中国正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我们还将更多地引进国外资本来加快国内经济发展。为保持和维持本国的经济形象,我们还得留有“信用储备”。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水平是不高的,即便增加到600亿美元,也应认为是适当的。我们千万要防止出现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乱用外汇进口的现象。
三、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很多。由于人民银行直接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在当年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外汇占款要占90%左右。自然地,人们普遍关注外汇体制改革、外汇储备增加与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外汇储备增加,将使得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增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货币供应总量是否增加,要看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总体状况。统计资料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之前,货币供应增长较大;进入四季度后,货币供应量略有下降。全年来看,现金M0的供应量增加了24.3%,基本实现了原定的增长20~25%的目标;广义货币(M2)则增长了34.4%。总体说来,去年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是适当的。这样,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只是意味着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发生了变化,1994年之前,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主要通过财政透支和对专业银行再贷款的渠道投放出去,去年则侧重于外汇占款。针对这一特殊因素,人民银行对其他货币投放渠道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它收回了相当规模的再贷款,削减了部分专项贷款,开办了各个金融机构的特种人民币的存款等。也就是说,人民银行针对外汇储备增加的状况,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冲销”措施。这样,虽然外汇占款增加,但货币供应总量还是基本控制住了。因此,可以说,外汇储备增加,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供应,对于去年通货膨胀的责任,并不象粗看起来的那么大。
但是,外汇储备增加对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不只通过货币供应一条途径。更细致的分析,要看外汇储备的增加究竟主要归因于资本项目还是归因于经常项目。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假如中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没有顺差,甚至出现逆差的话,那么,中国的总储蓄与总投资就应该基本平衡,从而,人民币汇率也就没有很大升值的余地。如果经常项目存在顺差,便意味着中国的储蓄与投资是不平衡的,而且是储蓄大于投资。这种状况表现在商品市场上,就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从而成为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的来源之一。如果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资本项目盈余,情况也基本相同。而且,外资的进入,还可能产生替代国内储蓄的负作用。应当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在经常项目出现盈余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使得人民币汇率感受到一定的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应当采取“冲销”政策,即把在外汇市场投放出去的货币收回来。紧缩、甚至收回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是一种有效的措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能从事有效的公开市场业务,使得其“冲销”政策的效果打了一定的折扣。
还应看到,外汇占款增加,可能成为造成国内资金紧张的一个原因。虽然冲销取得某些效果,但在政府赤字无法缩减,企业对资金需求又非常大的情况下,这种收回资金的办法将会加剧国内资金需求的紧张局面。另外,我们还须知道:外汇储备的增加究竟是一次性的还是连续性的。如果它是暂时的,中央银行应该大量地使用冲销办法收回资金。例如,中央银行可以采用外汇掉期方式,即对商业银行临时性资金需要提供本币,特别是在农副产品收购或现金货币投放集中季节,各外汇指定银行可以将其持有的外汇头寸与人民银行作掉期操作。这既有利于对整个社会临时性资金需要提供支持,而且可以保证这笔资金渡过临时性高峰期后能被收回;而且,它还有指导远期汇率水平的作用。如果外汇储备增加是持续性的,则应当考虑其他对策。毫无疑问,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首先分析中国的国际收支帐户。这是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银行基础货币结构的改变,意味着中国货币供应的渠道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过去,货币供应的机制,基本上是从中央银行到专业银行,再由专业银行分配到全社会;而去年的情况,则是从中央银行到外汇持有者,再由外汇持有者到全社会。事实上,如果人民银行开展以国债市场为基础的公开市场操作,情况也大致相仿。这种转变的意义是深刻的。它使得人民银行必须放弃传统的以控制现金和信贷规模为主的货币调控机制,而去寻求一种更为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机制。
四、中国的外债
从1979年开始,中国以各种形式利用外债的规模在逐步扩大。1993年底,中国外债余额已达835.7亿美元,当时被列入世界五大债务国之一;到1994年底,外债总额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
中国外债规模迅速扩大,主要有以下原因:(1)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对利用外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整个基础产业,包括能源、交通、电力等等,需要引进外资和利用外债来加快建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到去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超过了20万家,协议利用外资余额已达260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余额700多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借用了很多商业贷款,在借用的商业贷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中方金融机构和企业担保取得的,1993年,此类贷款比1992年增长了35.7%。(2)补偿贸易中以现汇偿还的部分增加很快。(3)中国国际融资租赁的增长速度较快,特别是飞机等大型设备的融资租赁,在近年来有较大的增长。(4)新的金融工具的使用,包括中期票据、项目融资、可转换债券,还有一些是在境外发行的中国股票,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外资规模。(5)日元升值造成中国还债负担加重。中国外债从货币结构上看,主要是美元、日元、港币和马克,其中日元占外债余额的27%强。1993年日元升值16.5%,就使中国外债余额增加了35亿美元。(6)其他原因。有一些项目在设立时的可行性研究与实际执行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结果造成债务展期,同时还借新债,加重了外债负担;另一方面,有些单位违反规定,擅自借外债,也是导致外债规模增加的因素。
从规模来看,中国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结构来看,官方优惠贷款、国际性金融机构租赁和外商企业投资增长得比较快。例如,1993年,官方优惠贷款比1992年增长了27%,国际金融租赁增长了29%,商业贷款实际上增长了17%。1994年,这几个方面的增长也是比较快的。
今后,中国还将积极慎重地适度增加外债的规模,继续利用外资和各种形式的贷款,同时也要加强对外资和外债的管理。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加强立法工作,使管理有法可依。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外债管理的法律文件只有7个,但这些年来,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规定已不太适应。所以,逐步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将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2)实行外债余额管理,改变目前的指标管理。余额管理,实际上就是要求借款单位在一定额度内“多还多借,少还少借,不还不借”,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外债规模,保证对外信誉。过去几年,我们已在一些单位进行了试点,今年打算全面推开。(3)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借款,要逐渐纳入规模管理的轨道。(4)积极开展项目融资这种新型的引引进外资形式。所谓项目融资,实际上是无追索权或只具有半追索权的融资,它不需要中方提供任何担保,而是由项目来承担债务的风险。开展这种融资,可以减少国家对外债务的风险。(5)把“窗口发债”制度逐渐变成“信用等级”制度。1989年国务院颁发了加强对外商业贷款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国内的十大窗口可以对外发行债券。若干年来,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单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逐渐提高,筹资活动难以开展;同时,有些新的发展很快、信誉很好的机构强烈要求到境外发行债券。实际上,1993年,已经有很多单位突破了1989年的规定,开始在境外发行债券。这说明,原有的管理办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今后将主要依赖发债标准控制,还将推行信用评级制度;只有经过国际评级机构评定,并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才可以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债。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对筹资成本进行监督和控制。
五、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3年底,全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达618.7亿美元,1994年增加额的初步统计为337亿美元。据估计,到1995年上半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将突破1000亿美元。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130亿美元;1986~1990年每年为200多亿美元;1981~1985年,发达国家每年只吸收35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1.目前中国外商的直接投资,是否已经成为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有些学者的观点,如果将这个规模按照1∶1的国内配套资金比率计算,那么,在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13000多亿元之中,由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的份额是相当可观的。进而有人认为:中国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50~250亿美元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这些意见是很重要的,它们提出了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中“合理控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这样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这个规模究竟应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恐怕还要深入地研究,很难做出明确且有说服力的结论。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只有60~90%形成固定资产,国内配套资金,实际上也有60%是原来的资产存量和不动产,并不存在全面的与外商直接投资1:1的资金配套比率。据统计,与外商投资有联带关系的所有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占6.3%,因此,说外商投资成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恐怕为时过早。当然,我们不是说外商直接投资越多越好,适当的外商投资规模,要全面考虑国内投资膨胀极限和吸收外资的能力,而吸收外资的能力又取决于政府、企业的管理能力,取决于国内产品、劳动力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状况,以及影响产品生产的各种因素,如能源、交通设施的状况等。所有这些,恐怕要建立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才有说服力。
2.投资结构升级和产业政策导向问题。这也是与国民经济关系较为密切的。目前,沿海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内地与中西部招商引资比较困难。沿海地区的战略是实现投资结构升级。前几年,沿海地区吸收的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中港台投资所占比重达70%。按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理想前景应当是,沿海地区通过吸收外资,通过投资结构升级,发育起中高技术产业,以与周边地区,包括邻近不发达国家形成一体化分工体系:一方面与某些国家和地区形成水平分工;另一方面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垂直分工。现在,由于国内产业布局和效率的制约,以及某些地方基础设施、技能资本不完善,投资结构的升级比较困难。要实现这一战略,需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并对社会资金分配导向的政策进行调整。
3.1993年,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逆差达100多亿美元,因而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1994年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外资流入,形成外汇储备,使得这一年人民币的汇率相对稳定。这对于当前控制通货膨胀很有重要意义。但也应该看到,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贬值达50%以上,对出口贸易有很大的推动。然而,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1994年底,出口换汇成本已经与汇率持平,就是说,1995年中国出口贸易已经没有汇率优势。如果对通货膨胀控制不力,如果外汇储备继续增加,1995年人民币被高估的局面将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贸易将面临很大压力。出口有了困难,对国民经济也有不利影响。
六、在国外发行股票筹集外资问题。
中国引进外资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引入外商来国内直接投资;二是吸引国外的间接投资,其形式主要是借债,包括借用国外商业银行的贷款,到国外资本市场发行债券。1991年之前,上述引进外资的形式在中国都已经存在,但在国外发行股权来筹资的方式尚未使用过。1991年,我们开始使用这种新的形式。到去年底,对外发行股票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并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目前,中国利用发行股票来筹集外资,主要存在五种形式:(1)1991年底,中国开辟了境内企业在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市场,俗称B股市场。1991年11月上海电真空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对海外投资者发行股票。(2)1993年7月,青岛啤酒厂在香港市场上成功发行了股票,揭开了中国企业直接到海外发行股票的序幕;同年,中国又有9家公司在香港市场上发行了股票。(3)1993年,中国企业直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于是又有了N股。(4)中国的A股市场,在规定上是不允许外资介入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外资实际上已通过间接途径参与了中国A股市场的交易。(5)最近,一部分国外资金通过在中国购买企业的方式流入中国,而且发展得相当迅速。目前,这些资金还保持着持有中国企业股权的形式。但是,一旦时机成熟,这些股权可能象正规的股票那样在海外上市。此外,海外进入的股权公司在过去两年发展得也相当迅速。
从1991年底到1994年底,中国共有58家企业发行了B股,总额达24亿美元(包括首次发行及配股);共有15家企业发行了H股,共筹资179亿港币,约合23亿美元;有2家企业发行了N股,筹资9.58亿美元。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在海外发行股票,共筹得57亿美元资金,约合人民币500亿元。应该指出的是,通过发行股票而吸引的外资真正转化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的数量是相当小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企业在国外筹集到的资金,主要被用来在国外购买新的机器设备和材料,不大可能有较大的余额转化为人民币。另外,这些资金如果要在国内使用的话,其项目的展开也需要时间。
总之,中国运用发行股票的形式来筹集外资,近年来已经有了进展,而且今后将有进一步发展。国家的宏观管理应当对此给予一定的关注。根据国外的经验,用股票筹资有三种模式:(1)直接允许外资进入国内市场,购买国内企业的股票,或者允许国外的机构到国内建立共同基金,然后投资到国内的股票市场。(2)建立一种GDR市场。目前,这种形式在世界上比较流行。它的基本形式和程序是:一家国内企业首先在国内发行股票,然后,在国内股票的基础上,拿出一部分到海外发行。其显著特点是:在国内和国外所发行的股票彼此间是可以对流的。(3)建立一种分割的市场,如中国目前建立的A股、B股市场,这两种股票虽然都是对同一企业的要求权,但彼此之间互不对流。
中国目前采用第三种模式,其主要原因:首先,中国股票市场很脆弱,不可能立即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如果让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股票市场,我们将失去对这个市场的控制。其次,把B股和A股分开,尽可能减少二者的互相干扰。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一家公司在国内外发行A、B两种股票,而且这两个市场可以对流的话,那么,在B股市场的交易必然会影响到国内市场,这对中国这种新开发的市场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另外,我们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贯彻这一政策,也需要将两个市场分开。第三,客观地说,对于GDR的观念,我们在技术上,知识上,都缺乏准备。
在讨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时,很多专家学者指出:第二种模式可能是比较规范的模式。因为,把A股和B股分开,道理上很难讲得通,在实际上也很难做得到的。当一家公司同时发行A、B两种股票时,虽然可以分开两个市场的交易,但是,由于这两个市场所依据的信息是一致的,两个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是相互影响的。另外,市场的整体也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B股、N股还是H股,都必然受到A股市场的影响。目前,B股和H股市场的低迷,一个重要原因是A股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最后,人为地将两个市场分开,也不可能消除外资与国内资金相互流动的影响。因为,外资的流入,或多或少都会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目前这种影响还不显著。
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反思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模式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客观地形成了国内外市场相分离的模式,随意改变它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去发展第二种模式。目前,B股市场、H股市场都处于一种停顿状态,主要是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国际市场的影响:整个国际证券市场由于美国去年的利率提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而“新兴市场”则由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正处于低迷状态。因此,大量本该流入到新兴市场的资金,现在都处于观望甚至撤退状态。中国是个新兴市场,当然免不了受到这些影响。二是由于过去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法律纠纷,使中国公司的信誉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上看法的不乐观,也造成外资处于观望状态。现在大势对中国不看好,国内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时,国外的投资银行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很多投资银行已经削减了对中国的业务。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更应该坚持我们的政策不变,当然,无论是借外债还是发股票,都要更加谨慎从事。我们至少要让外国投资者感觉到,在中国发展业务的机会是始终存在着的。
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冷静考虑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问题。在这个战略研究中;我们特别放开眼界,注意观察目前各国主要证券市场的动向。我们发现,整个世界的证券市场也正处于一种重新组合时期,各家都在调整其战略。纽约证券市场由于受到来自国内的“全国自动报价系统”的挑战,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持其龙头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到纽约上市,发行ADR;通过市场的国际化来扩大其市场份额。东京证交所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交易所,但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它就一直处于恢复状态。欧洲各国把国内各小规模的交易所合并成一个国家交易所,在欧共体中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从它的趋势来看,可能会形成一个以伦敦为首的欧洲证券交易中心。亚太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等地,要做的工作就是自己从一个完全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变为更广泛的区域性中心,都想在整个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证券市场,尤其是上海的证券市场究竟如何发展,显然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现在,上海正处于一种努力维持自己的全国中心的地位,以及积极与其他的国际间区域中心相竞争的状态,在未来几年内,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整理)
(《财贸经济》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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