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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将要探讨的速度、结构、效益仅限于经济范畴,分别指经济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其中经济速度指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即经济增长),通常以总产值或增加值的增幅来表示。经济增长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前者侧重于从量上来考察,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在量上的变化,还反映经济运行在质上的变化,这个质就是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经济结构一般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及运动过程,它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单位、各种经济成份以及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及其内部质和量变动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合理,既包括各产业部门间在量上的按比例发展,也反映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相对均衡。经济效益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耗与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变化,也就是投入与产出、费用与效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而不是不问投入高低、消耗多少,只要有产出的“效果”。
一、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一般关系
从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关系来看,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定的速度对应一定的结构,产生一定的效益。反过来,一定的效益也反映着一定的速度和结构。但三者的作用又不可以是等量齐观的。速度是经济工作的前提,没有速度,也就无所谓合理的...
我们将要探讨的速度、结构、效益仅限于经济范畴,分别指经济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其中经济速度指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即经济增长),通常以总产值或增加值的增幅来表示。经济增长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前者侧重于从量上来考察,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在量上的变化,还反映经济运行在质上的变化,这个质就是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经济结构一般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及运动过程,它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单位、各种经济成份以及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及其内部质和量变动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合理,既包括各产业部门间在量上的按比例发展,也反映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相对均衡。经济效益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耗与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变化,也就是投入与产出、费用与效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而不是不问投入高低、消耗多少,只要有产出的“效果”。
一、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一般关系
从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关系来看,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定的速度对应一定的结构,产生一定的效益。反过来,一定的效益也反映着一定的速度和结构。但三者的作用又不可以是等量齐观的。速度是经济工作的前提,没有速度,也就无所谓合理的结构和增长的效益。结构在三者关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结构协调,速度才能持续,效益才能提高。即结构的优化是保持国民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健康,促进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保持经济结构的协调、合理和不断趋于优化,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效益是三者关系的中心环节,也是经济工作要追求的最终目标。速度是否适度,结构是否协调,最终要以效益的好坏来判断。因此,阐述三者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剖析速度与效益、结构与效益的关系。
从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来看,两者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效益总是同一定的速度相联系的,没有必要的速度,效益就无从谈起,但速度并不等同于效益,如果产品质量低劣,也就谈不上社会效益。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高速度、低效益并存也不乏其例。如前所述,效益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而速度通常用总产值指标(如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等)或增加值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来衡量。总产值由于包括了中间消耗,往往投入越多,消耗越高,速度就越快,客观上助长了一种盲目投入、追求产值的倾向。增加值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产出成果,但由于不能直接体现投入的大小,往往可能掩盖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也难于真实反映经济效益的变动情况。效益与速度有多种组合关系(速度有高、中、低之分,效益也有好、中、差之别),结构在速度与效益之间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一般而言,在结构协调均衡增长情况下,速度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而在非均衡增长情况下,速度与效益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则是背离的,不可能实现持久的稳定的增长,关键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没有一定的速度,就难于收到好的效益,但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导致大起大落,经济效益下降。在低速度阶段,尽管由于对短线的需求减少、结构性矛盾不太突出,但由于产出量小,部分生产能力出现闲置,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利用也不充分,导致单位产品成本加大,经济效益低下。随着生产增长速度的加快,就会出现增加和降低经济效益的两种作用: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相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容易发生长短线部门增长不平衡,使潜伏的结构性矛盾日渐显露,必然使部分长线产业部门或进一步扩张受阻,或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由于缺乏短线部门的支撑而放空,或由于需求不足而难以真正做到供需平衡,即缺乏必要的市场,生产出来即成为库存积压品,从而降低经济效益。适度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第一层次主要看供需双方的总量是否平衡;第二层次再看结构是否协调。当促使经济效益上升的作用大于促使经济效益降低的作用时,宏观上要采取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反之,则应适度收紧,使经济增长回落到合理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盲目追求高速度,其结果必然是低效益。在非均衡增长状态下,速度越快,长短线的缺口就越大,推动经济效益下降的因素将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而且这种非均衡增长状态下的高速度难于持久。随着结构性矛盾加剧所引发的物价上涨、“瓶颈”制约等问题的显现,国家必然采取“刹车”措施,而且,速度上得越急、越高,调整的频率就越多,力度就越强,对国民经济以及经济效益的伤害就越深。
从结构与效益的关系来看,总体上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合理的经济结构能够产生好的经济效益,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证实;从静态上看,合理的经济结构能有效发挥各个生产要素的效能,使其得到充分和合理的利用,能使各产业、部门、地区以及各生产环节之间形成一种合理分工、相互补充、促进、平衡协调的合力,有效地避免了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抵消作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避免因比例失调发生大的折腾,从而取得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较好经济效益;从动态上看,经济结构的不断趋于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往往具有相对性,并非固定不变,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对外依赖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以及技术进步程度、资源供给状态等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内容也有所不同。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体上将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趋于优化的演进过程,使各部门、各地区、各生产环节、各生产要素之间形成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协调运转,人、财、物等得到更充分和更有效的利用,相应的经济效益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随着经济运行某个部门、某个环节或某个生产要素经济效益的提高,都会相应地节省用于这些方面的时间、劳动力、资金、资源,使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于高级化。效益的提高,可增加科技进步的投入,从而提高技术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效益。改革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等,既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的好坏同时也是衡量经济结构是否协调、合理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在合理的经济结构下,高速度产生高效益,如果速度与效益发生偏离,即经济增长较快,而效益出现徘徊甚至下降的局面,那么与之对应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尽合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投入、低产出,无视效益,只顾总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首先,低效益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效益低下,尽管速度上去了。但净产出却无法相应地同步增加,技术水平也无法相应地提高,只能是复制“古董”,在低层次上进行扩大再生产。经济效益差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数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才能满足同样的需求。结果不仅多消耗了许多宝贵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只能疲于数量上的增加,无力进行技术上的改造提高。这反过来又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其次,低效益加剧了国民经济波动的负效应。国民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一定程度的波动总是难免的。但是在我国,由于企业靠外延、靠速度、靠涨价的粗放经营方式,以及财政收入靠经济发展速度的现有格局,条件宽松时,大家一齐上,日子都好过。一旦结构难以支撑,需要紧缩时,强行砍投资、压贷款、控货币,对经济的震动很大。速度下滑的同时,效益滑得更快,财政日子更难过。特别是在低效益下的高速度,需求的扩张往往大大超过有效供给的增加,加剧供需之间的矛盾。这使得该紧的时候紧不了;稍一放松,经济又急剧膨胀,无形中放大了经济波动的负效应,带来效益的损失。
再次,低效益浪费资源,加剧了资源稀缺和人口增长的矛盾。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国家,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十分有限,居于世界后列。目前我国人均耕地、草原的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人均森林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年径流量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许多重要矿产资源也有类似的情况。只管投入、不问产出的低效益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使我国本来就十分稀有的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浪费,给国民经济发展的未来投下了阴影。据测算,依我国现有的能源生产和能耗水平,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保持8~10%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末,能源供需差率将达20%以上。显然,这种高消耗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
总括而言,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高度统一就是发展,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所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
二、对影响速度、结构、效益三者关系协调发展的原因剖析
我国四十多年来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变动,有衔接、协调较好的时期,但总的看不协调的阶段居多。改革以来,尽管三者的衔接情况比改革前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总体上仍未摆脱“增长——失调——调整——再增长——再失调——再调整”的怪圈,增长高低起伏,经济效益在低水平上徘徊。影响我国速度、结构、效益三者衔接不紧密的主要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既有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更有体制不合理所带来的弊端。
从表层原因看,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是导致速度、结构、效益三者不衔接的直接动因。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速度、结构、效益三者关系比较协调的时期,往往是速度比较适当、投资比较适度、农业发展比较好的时期。相反,三者关系不协调时期,都是增长速度失当、投资规模失控、农业发展滞后的时期。从1958年的“大跃进”、1976年的“洋跃进”到1988年的经济过热,每次大起之后都伴生着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速度病”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一切以速度特别是以工业速度为中心,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盲目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和建设上的大规模,严重削弱农业的发展能力,特别是当高速度与显示地方领导政绩挂起钩来,这种不顾一切的扩张冲动意识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尽管地方的积极性从主观愿望而言无可指责,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必然欲速不达)。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影响到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衔接、协调:首先,一切以速度为转移,走高投入、低产出,粗放经营的路子,结果是生产与销售、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速度与效益明显脱节,大量资金以产成品形式沉淀或变成无效投资,而且超越客观实际、低效率的高速度也难于持久,大起必然导致大落,造成人、财、物等的极大浪费;其次,在价格体系尚未理顺,部门、地方、企业等的利益机制趋于强化的情况下,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很难避免本位主义和短视行为,进一步加剧结构的失衡状况。我国经济生活中屡见不鲜的重复布点、盲目引进、规模效益差、集中度低、技术进步作用甚微,结构不合理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后遗症”。
从深层次上分析,速度、结构、效益三者不衔接、不协调是我国经济体制不合理、不健全在经济生活中的集中反映。在传统的统收统支、统购统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可以动用政治、行政以及经济等一切手段,统一调拨使用有限的资金、资源,使高积累和大量资金的集中循环投入成为可能。在这种“供给制”色彩浓厚的体制下,各地普遍存在着不问结构的好坏、产出效率高低和盲目扩张冲动的“投资饥渴”现象,尤其在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民主和法制保证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结构失衡、效益低下现象就不可避免。
改革以来,我国对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的传统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在所有制的变革上,纠正了原来生产关系急于升级的错误做法,鼓励和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发展,以优惠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形成了多元化、多成份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国家与地方、企业的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放水养鱼”、“放权让利”等重大改革举措,大大增强了地方、企业的活力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此外,在财政、金融、投资等领域以及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对于增强各微观主体的效益意识、减少生产经营中的盲目性、改善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关系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新旧体制并存,一方面,旧体制的弊端根深蒂固,盲目争投资、上项目、追产值速度的扩张冲动意识仍很强烈,在改革已进行了十多年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方法及调控手段上仍保留着很深的传统体制痕迹;另一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建立、健全,各种矛盾、摩擦接连不断,宏观调控也缺乏有效手段,导致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不衔接、不配套,整体上仍未步入协调循环的轨道。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建设有时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市场发育不充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总体人口素质比较低;城乡差别很大;等等。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超越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过去几次大的折腾,主观上想快,企望早点摆脱贫困和落后,赶上和超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结果适得其反,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一是欲速不达,延缓了发展速度;二是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三是由于追求高速度,以积累挤消费,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改善,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些教训是深刻的。
此外,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教条出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脱离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变革生产关系,忽视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一度否认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造成经济领域的极大混乱。
(二)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不协调,难于及时对经济运行中重数量扩张、轻结构、效益改善的现象进行及时有效的调节。宏观调控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运转的重要一环。改革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手段明显弱化:一方面,传统的以直接行政调控为主的体系已大为削弱。目前,90%左右的生产资料价格、85%以上的农产品价格和95%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进行调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财政拨款仅占4%左右,行政手段覆盖的领域、作用的范围已大为缩小;另一方面,以经济杠杆调节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还不够灵活、充分,在地方、企业利益不断趋于强化的同时,中央宏观调控显得力不从心。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在一些领域甚至处于失控的状态,因而难于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数量扩张、轻结构、效益改善的现象进行及时、有效的调节,甚至出现调控效应相互抵消或逆调节的现象。以财政、金融调控为例,实行“拨改贷”以来,金融调控对总量、结构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日趋扩大,到目前为止,工业流动资金的9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中近1/3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如包括自筹中很大一块也来自银行,则比重还要高),各方面对银行的依附性大为增强。但在改革以来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没有实行分离,大量贷款通过多种途径流向价高利厚的加工工业,甚至违反政策用于炒房地产、股票,背离了调控的初衷。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目的在于调动地方培植和拓宽财源的积极性,但由于改革的不配套,在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的同时,其所承担的事权却未能相应削减,统支的格局依旧。这种“大政府、小财政”的格局,使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处境日渐艰难,直接削弱了其所承担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能力。同时,由于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局部利益的追求,使各地不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布置产业,而是纷纷争上“短、平、快”的加工工业项目,出现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和城乡工业产业结构“双重同构化”现象。
(三)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价格信号导向不利于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价不合理状态由来已久,改革以来尽管多次提高了基础产品、基础设施的价格,但由于过去两者的差价过大以及加工产品价格不断上扬形成的“比价复归”的抵消作用,使得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价格偏低的状况仍无大的改观,造成这些行为的盈利水平大大低于一般加工工业。以资金利税率为例,煤炭采选业出现全行业亏损,生产越多,亏损越严重,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的资金利税率也仅在10%左右,而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医药工业、橡胶制品业等制造业的利税率分别高达33%—1.7倍。在目前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市场调节比重日趋扩大的情况下,扭曲的价格信号强化了对产业结构的逆导作用,加上财政包干、企业承包等造成的利益刚性,驱使地方企业大上一般性加工工业,最终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和经济效益的低下。从表面上看,地方、企业投资向加工工业倾斜的逐利动机有利于提高中观、微观主体的效益,但这种效益的提高是以加剧结构的失衡为代价的,难于持久,最终不仅危害了宏观经济效益,而且也损害了微观的长远效益,得不偿失。
(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全落到实处,总体上仍缺乏改善结构、提高效益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经过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以及承包、租赁、股份制等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比改革前有所增强,但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一,企业抓效益的意识还不强烈,生产上重外延扩大再生产,攀比产值,搞短期行为,遇到困难时“等、靠、要”,依赖政府救济,忽视强化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分配上,明显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的甚至“虚盈实亏”,大量利润以少提折旧、多摊成本等方式被个人侵蚀;其二,企业只生不死,生产要素难于流动重组。企业的生生死死、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现象,然而在目前企业产权尚不明晰、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思想观念陈旧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企业破产法》却难以付诸实施,以至于历史包袱越背越重,年年“搞活”,年年难活,企业亏损面逐年扩大,甚至出现好坏企业争资金、争能源、原材料、以坏挤好的逆淘汰现象。资产存量调整受阻,在经济扩张阶段,加剧了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的失衡状态,而在经济收缩阶段,则固化了结构的失调状态,潜伏着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结构失调。同时,由于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也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五)投资体制改革不彻底,投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缺位,是导致投资膨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投资主体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向国家、集体、个人多元化方向发展,投资渠道由过去财政统一天下逐渐演化为财政、信贷、自筹资金“三足鼎立”的局面,利用外资的份额也逐步提高,投资体制改革朝市场调节的方向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投资决策、投资效益风险责任制,下放的投资审批权被层层截留,领导政绩、本位主义等诸多因素仍直接干扰着投资的立项与投向,“长官意识”工程、“条子”工程屡见不鲜。结果,一方面,无责任约束的投资增长就成为地方追求产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饥渴”,每次经济出现过热,都是以投资的过快增长为起点;另一方面,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项目投产之日,就是设备闲置之时,不仅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加剧了短线制约的矛盾。目前我国一些重要加工工业产品的利用率大都在70%以下,彩电、冰箱、吸尘器等的利用率更低,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就是前几年盲目投资、重复引进的“后遗症”。再次,由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超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和企业承包等短期目标范围,加之比价的不合理,各方面缺乏投资的积极性,而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往往成为各方面投资的“热点”。
三、正确处理速度、结构、效益三者关系的思考
我国四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正确处理好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必须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实践证明,速度是否适当,是影响经济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速度过低,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容易带来大量社会问题;速度过高,超出资源和市场的承受力,容易引发经济的不稳定。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既要摒弃片面攀高求快的思想行为,又要争取可能达到的速度,关键是把握好增长的度。
90年代我国面临国内外还债高峰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发展不足以及扩大就业等多重压力,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十分必要,但经济增长同时也受客观条件约束。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认为确定适度经济增长率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与当时资金、资源、市场、技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相适应,经济增长的快慢将主要取决于当时诸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和国内外市场的容量。(2)能带动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在原有结构和技术基础上的简单数量扩张。(3)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保持速度和效益增长的一致性。(4)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避免以牺牲未来和长远发展为代价,获取超越客观实际的短期速度。
从90年代经济增长前景来看,总体上仍可望支撑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从有利因素方面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二是对外开放和合作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将源源不断地给中国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三是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具备支撑经济保持一个较快增长速度的物质基础,宏观调控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四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国际环境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加快复苏,也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障碍性因素,主要是:在新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前,以追求速度和数量为中心、以高投入和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经营模式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观,这不仅将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不利于经济的长期较快增长;二是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仍很突出,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仍需得到大力加强,各种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三是通货膨胀的现实压力和企业改革中面临的新难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宏观管理需要趋利避害,逐步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从上述经济增长要求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分析,依据经济模型的初步测算,我们认为,整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率宜保持在8——10%为宜。低于8%,则不利于经济潜力的发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缩小同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差距;高于10%,则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难以支撑,市场约束的压力加大,高增长难以为继,也不利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这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快速增长,到下世纪中叶,我国就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应当指出的是,适度经济增长率是指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一般规律,由于受经济周期规律、制度变革、资源技术条件以及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也可能高于或低于这一适度增长区间。但只要不是长期偏离,仍可以视为基本正常。
(二)努力实现结构的合理化。
这是实现速度和效益两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基础。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各产业间合理的发展比例,一定时期重点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支撑政策,也关系到全国地区经济的布局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的重要工作。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结构协调能带来好的效益,结构失调则高增长难于持久,效益也难以改善。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并没有出现日本经济起飞时速度与效益比翼齐飞的盛况,而是呈现“高经济增长,低经济效益”的格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结构并没有随经济高增长而相应地优化,而是出现低度化和不协调。每一次经济增长出现大的起伏,经济效益发生大幅度滑落,其背后都潜伏着严重的结构失调现象。显然,调整、均衡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高度化,是摆脱高速低效、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和较快增长的关键一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既要遵循调整的基本原则,把握好合理经济结构内涵等定性方面的因素,更要确立和把握各项结构比例调控的具体数量界线,增强调控的可操作性。
1.优化经济结构的基本原则。概括而言,优化结构必须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中央与地方以及国内与国外市场等重大关系。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步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消费需求继续由温饱向小康型过渡;投资需求也相应地较多转向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支柱工业;新的主导产品将不断扩大其市场占有度;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城市化的速度将明显加快;随着我国经济运行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我国产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加快,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依据。具体说来,主要应注意掌握以下原则:(1)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出发点,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加快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2)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着眼于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大市场,在国家统筹规划的指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合理布局、发挥优势,打破部门侵害和地区封锁。(3)立足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4)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积极引导和必要的干预。(5)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
2.合理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从当前我国实际出发,合理的经济结构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2)各经济部门之间及其内部各层次间的顺畅循环,既包括一、二、三产业间,农、轻、重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等大的比例关系的协调,也体现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制造工业之间,农业内部的农林牧渔业之间等的衔接。(3)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结构失调除了因指导思想、经济体制等因素导致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外,加工工业中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重复引进、规模不经济、技术退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的惊人浪费等导致的资源使用的低效状态,也是影响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采取资源倾斜,截长补短的方式虽然可在一定时期实现低水平上的结构平衡,但难于持久。因此,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为主向粗放与集约并重方向转换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应是合理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要求。(4)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5)地区布局合理化,既发挥各地优势,又促进整体效益的提高。
3.优化结构的量化目标。结构优化的数量界线,实际上是各种比例关系的合理。根据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中各种可能因素的综合分析,在今年几年内,主要比例关系宜大体保持以下数量界限才比较合理:
(1)工业增长快于农业增长,两者的增长率之比以保持在3:1左右为宜。一方面,目前我国工业化的水平比较低,工业发展的潜力很大。1993年,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8%,既低于1990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75.5%的水平,更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9%的水平,只略超过低收入国家平均53.7%的水平。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以工业增长为主要推动力的阶段上,人民生活要从温饱达到小康,人均收入将从低水平逐步提高到下中等水平,生活消费和生产建设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将大大增加,产业结构将加快转换升级。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工业将继续以快于农业的速度增长,工业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但工业的加快发展需要农业的稳定增长来支持,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农业有一个基本的增长速度,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增长比例大体协调。从历史数据看,1979~1993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5%,工业与农业的增长率之比平均为2.2∶1。由于改革开放前几年,农业发展带有超常发展的因素。在正常条件下,90年代农业增长率可能保持3—4%左右,工业与农业的增长率之比以保持在3∶1左右为宜。按此计算,到200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75%左右,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重工业增长略快于轻工业的增长,两者之比以略大于1为宜。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变畸重生产结构和偿还人民生活欠帐的需要,一度采取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政策。经过几年调整后,重工业与轻工业生产基本保持同步增长。1985~1993年,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5.4%,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7%,两者增长率之比为1∶1.08
从发展趋势看,90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转换将出现重型化的趋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储蓄倾向将继续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中可用于投资部分将有所扩大,城乡居民对住房交通和通讯工具等重型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增加;迅速发展的加工工业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将提出更大的需求。顺应这个趋势,重工业发展将快于轻工业的发展。当然,在重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受吃、穿、用等消费需求继续增长和轻纺产品出口需求的带动,我国的轻工业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综合考虑重工业化的历史趋势和轻重工业各自发展的前景,今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率之比以略大于1为宜。
(3)第三产业增长快于整个经济增长,两者之比以保持1.25:1左右为宜,逐步使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提高到40%左右。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长期滞后,而且呈“粗放型”,传统的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比重大,而为生产和科技发展服务的新兴产业比重小。就传统的第三产业来说,也是在低水平、低层次上求发展,综合服务功能差。1979—1993年,第三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比为1.12∶1,199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若根据三产普查资料推算,为33.1%),与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50%左右的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目前深化改革要求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发展也必然要求运输邮电、科技教育等部门有较快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增长的契机正在到来。随着改革的进展,第三产业将从过去“福利型”的不收费或低价转为正常收费标准,增加值将有所提高。因此,今后第三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比应保持在1.25:1为宜。到200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35%左右。
(4)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略低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比保持在1∶1.3左右为宜。在9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将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格局,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将超前于消费的增长。从历史情况看,1979—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5%,略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9.3%的水平。其中1986—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实际增长6.2%,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的水平低3.2个百分点。随着城乡居民结余货币的增多,一方面转向银行储蓄,每年新增的储蓄存款由1978年的70.4亿元迅速增加到1993年的3658亿元。目前居民从银行得到的存款利息已突破1000亿元,如没有特殊情况,储蓄存款将会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居民购买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行为也方兴未艾,这些资金都将投向生产和建设领域。此外,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居民用于旅游、教育等非物质商品的支出也将增加。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将呈现低于经济增长的趋势,两者比率以保持1∶1.3左右为宜。
(5)投资增长应略快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在33%左右为宜。1982—199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为1.4∶1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达30.8%,略低于日本经济发展较快时期(1960—1980)投资率33%水平。但这一时期,恰逢我国两次经济调整,投资率也有较大的波动,如1982、1983、1989、1990各年,分别为32—32.7%,1993年高达39.7%。今后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落实,利用外资的规模可能继续扩大。同时,居民消费正处于向高层次过渡而需要积累的过程,这一时期储蓄率比较高。因此,固定资产投资率应控制在33%左右为宜,重点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此外,在资金安排上,应将新投资项目需要的铺底流动资金留足。
(6)对外贸易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两者之比应保持1.5:1左右为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1979—1993年,按美元计算的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6.2%,其中出口额年均增长16.3%;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两者增长率之比为1.74∶1,其中出口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为1.75∶1。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既面临挑战,又充满机遇,总的来看,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仍然较大,但由于外贸基数比80年代大得多,势必影响增长速度。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保持在1.5∶1甚至更高些是可能的。到2000年,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将由目前的2.3%提高到4%左右。
(7)财政收入增长应高于经济增长率,两者应保持在1.1:1为宜,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提高到2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1979—1993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6%,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6%,两者之比为1∶1.47。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为1993年的16.2%。其主要原因是,作为财政税收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活力不强,而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财税体制尚未建立,财政收入不但难以随着社会财富增长而增长,许多政策性因素还影响财政减收。这种状况,不利于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今后要力争财政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随着新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财政收入增长率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努力争取达到1.1∶1的水平。
(8)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两者之比应控制在2:1左右,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应保持在2:1以下。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制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79—1993年,货币流通量年均增长24.8%,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为2.7∶1;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9.4%,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为2.09∶1。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金结算的使用范围扩大,如农村从过去以队为基础的支票转帐和实物分配为主的结算方式,转向以农户为单位的现金结算方式;城乡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增加,也增加了现金结算;企业、机关、团体对现金管理偏松等。今后,这些因素对货币发行的影响将逐步减弱,不象改革初期那样变化很大。企业以债券、股票形式,向社会集资的数量也将增多,减少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因此,我国货币流通量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比应保持在2∶1左右,贷款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比保持在2∶1以下,较为合理。
(9)通货膨胀率应低于经济增长率,力争使每年的物价涨幅不超过6%。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扩大,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物价水平也有较大提高。1979—1993年,零售物价总水平年均上涨6.4%,低于经济9.3%的增长率,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其中也有物价涨幅超出经济增长率的年份,往往伴生了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今后应注意避免这种状态,力争使物价涨幅低于经济增长率3—5个百分点。
此外,还应注意劳动就业问题,合理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量和流向,妥善安置城镇失业人员,力争使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
从上述原则、目标及调控数量界线等的要求出发,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下阶段结构调整的重点:一是“补短”,要通过多种途径,切实加大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的平衡、协调发展;二是以技术进步为核心,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加快用先进技术装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国内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认真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三是努力推进产业地区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逐步形成“统筹兼顾、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格局。
(三)大力提高经济效益,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实现速度、结构、效益三者协调运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效益的高低是衡量经济运行正常与否的晴雨表。四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凡是效益较好的时期,经济就能持续快速增长,结构就可以保持比较协调,反之经济增长就不稳定,结构就容易失衡。搞好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关系,关键是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一靠科技,二靠管理,两个轮子一起转。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机制。就依靠科技而言,主要是要树立科技进步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的大思路,抓紧制定技术创新规划,并围绕产业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把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优势组织起来联合攻关;与此同时,要抓紧技术人才的培养、技术市场的培育、技术法规的建设,多方位地解决技术进步慢和技术产业化、商品化程度低的问题。就管理而言,要重点加强宏观管理,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形成必要的约束监督机制,防止经济活动出现严重失误;要深化企业改革,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注意正确处理好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关系,使之在统一、协调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定量的角度而言,要力争在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4—5%,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升到40%左右。具体而言,当前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一是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减少积压浪费;二是加快技术改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三是努力降低消耗,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四是改善内部经营管理,积极扭亏为盈。
(四)深化科技、教育改革。
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是靠利用新技术和提高教育水平实现的,并要求人们终身学习,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世界。目前我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科技教育队伍,他们蕴藏着巨大潜力。今后要在深化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科技要与生产相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和出口创汇的贡献率。在资金分配上,除了国家继续增加科技经费用于扩大基础教育事业、基础科学研究,以及高精尖技术攻关的组织和资助以外,绝大多数科技开发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商业化的管理模式。通过有偿转让、保护专利、实施奖励等办法,推动全社会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热潮。在农村应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科技普及网络。在教育方面,各级政府要大力办好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发展由居民家庭部分或全部承担费用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大胆鼓励各种社会办学形式。要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提高师资水平,稳定教师队伍。要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
(五)建立一个宏观能管好、微观能搞活的经济运行机制。
这是从根本上保证速度、结构、效益三者关系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就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发展。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资源的配置主要以市场为基础来进行,而市场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将对经济的有序增长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也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就必须借助于宏观调控的力量(包括运用经济政策、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认真搞好事前的适应性调整,避免经济增长发生大起大落。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灵活、高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现实看,宏观能管好,就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校正各种经济杠杆的信号作用,切实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微观能搞活,就要求加快国有企业为主的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革进程,切实使之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机制。与此相适应,要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发展,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金融体制等配套改革,为微观搞活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
(六)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继续深化和完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
这是最终实现速度、结构、效益三者协调统一的根本保障。从当前来看,关键要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改善结构、提高效益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和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当前,要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使企业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个中心环节,理顺产权关系,减轻企业社会负担,使企业逐渐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生搬硬套,搞一刀切,而必须依据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区别情况,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同时企业改革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难度很大,必须综合配套搞好投资、金融、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改革。与此同时,要深化农业改革,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要在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逐步在农民自愿自主的基础上,鼓励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和农产品流通体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农业的基础作用。
2.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为各经济主体开展公平竞争、实现其结构优化升级和效益改善提高创造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政府转变职能,关键是要解决“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错位现象。首先,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要创造条件继续全面开放市场,更多地运用价格、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实现对企业的间接引导与调控。要把产供销、人财物等各项决策自主权真正落实到企业,让企业面向市场,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其次,政府要在搞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的基础上,强化服务和监督意识,变被动、滞后服务为主动、超前服务。再次,要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可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财政预算拨款以及社会捐款、职工收入的一定比例等多渠道、多途径,建立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统筹基金制度,将目前国有企业承担的富余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开支从企业中游离出来,逐步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卸掉国有企业过重的经济负担。
3.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益。一是要深化价格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消除失真的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误导。二是要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同时,鼓励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兼并,大胆引进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适者生存,勇于淘汰一批产品无销路、经营管理不善、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促使其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朝着有利于存量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的方向转移。三是尽快形成包括商品市场,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以及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市场等在内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城乡紧密结合,国内与国外市场相互衔接。在利用国外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增强适应性,提高竞争力,灵活利用政策保护措施,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
(邱晓华、万东华执笔)
(《经济改革与发展》1995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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