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十五年来，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财务改革，成绩巨大，功不可没，没有这些方面的改革，不会有今天经济改革的成就；否定这些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的现有成就则无法说明。这是肯定无疑的。

但另一方面，从资金总量对比的宏观角度，或者说从资金宏观配置的角度来看，目前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着的却是一种畸形的格局。

二

财政越来越“相对贫困化”，岁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从1979年的26.7%降到1994年的11.9%，岁入加债务收入则从31.9%降到14.6%，1995年制订预算时，预计还要有所下降，债务依存度（债务占总支出的比重）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一步步发展到1994年的18.4%。同时，中央财政支配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赤字的弥补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

下面的一些数字可用来比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不仅行政国防文教卫生靠财政拨款，发展国有经济和支援农业的资金也主要来自财政。所以，财政在经济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规模，工资和价格水平的调整等，财政的态度对于如何安排均有决定的份量，50年代提出的“三平理论”，第一句就是“财政收支平衡是关键”。

改革开放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财政分配权的过份集中，从而它对经济的干预力量过强，不利于搞活经济，应作调整。极端的意见是：财政应该只是“吃饭财政”，要尽速从经济领域退出。要求财政从经济领域全部退出的主张不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不符合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很多人不赞同，现在实际发展的结果是：（1）财政对经济领域的投入，即建设性支出仍保持一定的比例，如1994年这部分支出为1585.42亿元，占支出总额的22.67%。比重虽然不低，但如果考虑到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这1500多亿，也仅仅是GDP的3.62%。（2）就“吃饭”财政来看，也捉襟见肘，极为拮据，如政府公务人员由财政支付的“档案”工薪不足以养廉；如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投入极其不足；如国防支出和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差距甚大；如各项开支标准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实际无法执行，等等。（3）更重要的是财政的日子如此窘迫，本身已无扩张和紧缩的余地，这就很难承担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本应承担的宏观调控任务。

有一种看法，财政并不穷，还有很大一块钱作为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是计划经济的范畴，按照当时的观念，凡政府各部门收取而未列入预算之内的和国有企事业留在本单位而未上缴预算的都算预算外。文革前预算外收入不到预算内收入的百分之十，财政部门管得也很严格。改革后，财权不断下放，观念却依然故我，按老概念的预算外资金，改革以来迅速增长，前两年，其收入的规模已逼近预算内收入的规模。要是把预算内和预算外加起来，财政收入水平倒也是不低的，然而，这样的思路不能成立。其一，预算外的观念早就应该改变了。比如，企业的留利就是企业的，财政管不了，更不应该管，叫个预算外有什么意义？还好，1993年已把预算外的范围作了调整。按调整后的口径，当年预算外收入只相当预算内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即使把它全部纳入预算内，也改变不了财政收入低水平的状况。其二，财政部门对预算外资金的控制极大地削弱了，就是那些的确属于财政性的预算外资金也往往成为财政政策的逆向和干扰力量。简言之，分散的财力不论如何多，也改变不了财政系统集中财力的窘困矛盾。

三

与财政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系统集中的财力，其增长速度令人刮目以视。以1979年国家银行贷款余额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之和为基数（那时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和众多的农村信用社），到1994年，国内信贷，包括各种金融机构的信贷，其总的余额增长20余倍，平均每年递增22.37%。同一期间，财政收入增长不到5倍，平均每年递增仅10.86%。

同期，GDP名义值增长到近11倍，平均每年递增17.30%；按不变价格计，平均每年递增9.67%。据此换算的平减指数为6.96%。以这个平减指数进行调整，信贷平均每年递增14.41%；财政平均每年只递增3.65%。相对于GDP的递增率，信贷的增速大大超过，而财政则大大落后。

如果从支持经济建设的角度看，1979年，财政的经济建设费支出为761.59亿元，各种贷款余额（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当年增长额192.03亿元，即前者为后者的4倍；而1994年，建设性财政支出总额，如前指出，为1585.42亿元，国内各种金融机构的各种贷款余额增长了7952.11亿元，倒转过来，后者反为前者的5倍。

如果把年度的财政收入额和信贷余额的增长额加以对比，1979年财政岁入为1068.0亿元，加债务收入为1273.9亿元。当年，信贷增长，如上指出为192.03亿元，与财政收入比，分别为18.0%和15.1%。1994年财政岁入5218.1亿元，加债务收入为6293.4亿元，而7952.11亿元的信贷增长额较这两个数都大。

有人说，市场经济中的银行力量就得大，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银行是万能垄断者。没有数量、没有与环境对比的概念推论没有什么价值。下面引一些国外最简单的数字可用以比较：

数字说明，没有一个国家的信用增长额超过同期财政岁入。其中日本的比值较高：美国在三十年间最高的五年平均值还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美国的银行事业不能说是不发达的。

无论如何，我们的金融事业是过分突出了，以致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了独木撑天的局面。甚至在我们的党政文件和理论论述中也多所反映。如往往在讨论金融问题中提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思路和措施；如在论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时往往把目光只集中在金融领域等等，似乎金融和宏观调控天生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最近象是觉察到了这种偏颇，当谈到适当从紧的贷币政策时，也配上适当从紧的财政政策这么一句话，但内容却使人有些空泛之感。

自从30年代宏观经济理论行时以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都是双木——财政和信贷——撑天，侧重点虽然交替有所变化，但双木撑天的格局一直不变。独木撑天，局面倒是容易使人“春风得意”，可是众目睽睽，聚焦于一身，就是本来不应由你承担的任务也要硬摊在你的肩上，那就高兴不起来了。比如，安定团结贷款，从银行经营准则上是很难论证的。可是现在只有你有钱，任务不压在你的身上压在谁的身上？于是，金融近些年，地位倒是越来越高，作用确是越来越大，不过矛盾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勉强为之，虽可维持于一时，但扭曲变形，会种下种种病根。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已日益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

四

再看看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资金紧”的呼声一直是极其强烈的。

“一五”时期，商业流动资金靠银行贷款，工业流动资金却有70～80%是自有的。现在国有企业的日常流动资金则几乎全靠银行贷款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建、扩建、更新改造，过去主要是财政拨款，现在拨款只占极小部分。1994年的统计，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11000多亿元，其中，预算内投资555.8亿，占4.9%；国内贷款2877.4亿，占25.3%；利用外资1183.3亿，占10.4%；自筹投资5519.7亿，占48.6%；其他投资1218.3亿，占10.8%。表面看，自筹近50%，颇为合理，但人所共知，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挤占流动资金等途径占用银行贷款。所以“资金紧”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办什么事都得靠贷款：基本建设靠贷款，更新改造靠贷款，日常经营靠贷款，甚至有的企业发工资、交税款、付利息也要靠贷款。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国有经济发展的角度，不少同志指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缺更新改造投资。当今，企业只有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潮流中，及时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生产出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产品，才有立足之地。否则，不只参与不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我国进口总额已超过万亿人民币而且今后还会增长的情况下，就是国内市场也保不住。道理本不复杂，而且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一开口就是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问题在于不论是认识方面还是行动方面都不落实。在闭关锁国的氛围之中，建一座工厂，这座工厂就象是万古长青的；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也象是万古长青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的升级换代，专业技术人员自然会有所考虑，领导层面也常提到应对这样的问题加以重视。但缺乏国际比较和激烈竞争，除极少的产品和产业外，现实的压力不大。总的来说思想上并不认真重视。实际的规章制度也有明显的反映。按那时的财务管理体制，企业除纳税外，利润全部上缴，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如果想更新改造和试制新产品，还要申请专门拨款。要是摆在市场经济中，不让有折旧和未分配利润的积累，不认为从工厂一经建设、现有产品一经投产即必须时时考虑技术更新、产品更新，这无异置企业于死地。应该说，这本质上是生产力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其实，在改革开放前这一矛盾已然明显；改革开放后让国有企业立即到市场经济中去锻炼，矛盾焉能不突出到首位？

不只缺更改资金，也缺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就各个企业说，往往需要扩建；从整体说，需要新建。基本建设投资过去由财政拨款——国有经济由财政投资，道理堂堂正正，没有问题，不料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拨改贷”，说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不多，理论上大概留下一个笑话。现在已往回改，这很好，给企业解除了一道人为的、全无必要的负担。但财政的投资能力在推行拨改贷时就越来越小。形势迫使人们突破了银行不能从事长期信贷的错误理论束缚，迅速开办了长期信贷业务。如果没有这一决策，这些年的建设成就不能想象。

再是缺流动资金。在综合部门中，一直关心流动资金的当然首属银行。财政则变化较大：在1952—1978的27年间，每年有关流动资金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28%。但波幅极大，最高为15.7%，最低为3.3%，颇有不是看客观需要，而是收支宽松时多给点，紧巴时少给点的味道。不过，那时财政有结余，实际是信贷基金，60年代初大幅度降低银行利润上缴的比例也实质是增补信贷基金的措施，等等。这说明财政总还得把流动资金问题放在自己的考虑之内，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财政天天叫紧，银行却讲“存贷两旺”，于是流动资金的供给，顺理成章，请银行一家承担。现在看来银行揽下的这个包袱是过沉了。按理说，我们搞计划经济，重大问题都要讲计划，但在流动资金这个问题上却最不讲计划。比如，一个几亿元、几十亿元的项目，论证中找不到流动资金如何解决的内容，并不罕见。真的上了马，银行就得供给。而且更严重的是，流动资金这个口袋事实上是一个无底的口袋。银行注入这个口袋的资金无疑要用以补充流动资金，但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益则出入极大。而且通过这个口袋用来弥补基建和更改资金的缺口，可说是轻车熟路；这些年的安定团结贷款也是记入这一贷款科目。在大发展之中，整个国有经济这种大敞口的需求，甚至连扭亏无望的企业也要支持，金融的实力再大也难以承担。

人们常讲，财政的放权让利给国有企业留下多少多少亿元。这是事实。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企业在更新改造和补充流动资金方面的需要？这里先要算一算，通过基金、认购国债等各种方式财政又征收回去多少；不是财政而是其他有权有势的部门通过摊派又拿走多少。剩下的够不够用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用以保持隐性失业状态而支付的实质性的失业救济金，用以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解决职工住宅，用以保证公费医疗和其他最必要的劳动保护开支，等等。如此算下来，可以真正用在“自我发展”方面的还能有多少剩余恐怕不会有乐观的回答。

当然，也有一个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颇有效益而且手中有钱。然而这个相当部分中的相当部分的决策人或者他们的婆婆们，被杂七杂八的说客搅昏了头脑，或投资于房地产，或搞各种投机炒作，以及诸如此类，资金套死，送掉了企业的大好形势。这应该说，只能怨自己，但如果作总体分析，也应估计到改革过程中发生这类问题的一定概率。

简单说来，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财政注入资金的大渠道现在变成了涓涓细流；市场经济中企业部门拥有大量未分配利润，对我们来说，还是将来的目标；最为现实的象是只留下了一条路——依靠融资。

进一步的问题是，得心应手的融资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从专业银行借，从政策银行借，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海外银团借，通过财政、金融、经贸等部门取得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等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还有外国政府的贷款，或利率低，或有优惠条件，自应争取利用。至于各种商业性贷款，都要求按期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无论是新建、是扩建、是更新改造，一上来就穿上这件紧身衣是极不轻松的。改革开放以来，“负债经营”是一个很行时的词儿。经常看到借钱上项目没过几年本利就已还清的报道。应该说，的确有这样的项目，决策对头，负债经营有利。但并非任何项目都可走这个路子。还有的报道计算就有问题：把利税和折旧总额与本息总额简单对比就下判断。殊不知，税是要上交财政的；利润有必须由它保证的多方面开支，并非都能用于还本付息；折旧如果全都拿来还债，也就没有了更新改造的自我资金来源。所以听来的本息业已偿清往往并非事实，——借款单位实际上还在背着并不轻松的债务营运。特别是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从整体上说，主要靠借债上项目是不成立的。至于流动资金全靠贷款，利息负担也不得了。企业很有意见：“全厂上下，辛苦一年，都是给银行干了”。矛盾极尖锐。

理想的一个融资形式应是直接融资中的股票发行。股票作为投资的对象，长期投资者对它的期望主要不在于短期的收入，而在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增值，在于公司资产增值后的配股等收益。因而对于办实业来说，解决开业资本和大宗追加长期投资，发行股票是最为适宜的。改革前我们这里没有股票；改革后最初的股票或是变相的职工福利，或是不规范的集资；当一二级股市逐步建立之后，在“投资”和“投机”这两个必然扭结在一起的功能之中，活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所以，广大公众并不把股票投资看作与银行储蓄，与购买公债有同等选择价值的对象。

国有企业资金紧和单靠银行间接融资一条道的矛盾已翻转过来制约着金融改革。如商业银行化改革所碰到的不良债权这个关键难题已经议论很久了。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不只还不了本，进而还付不了息。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迫使银行不得不用发放新贷款的手段支持债务人向自己付息，那将是一种有可能引发金融震荡的恶性循环。

五

财政的力量越来越弱，国有企业被资金紧箍得喘不过气来，金融也日益迫切体验到难以独木撑天。这种格局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经济中，不讲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就是经济运行比较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别人没有的，不见得是不好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格局下的日子不太好过。它不仅扭曲了经济游戏规则，并且也为不良行为提供了温床。因而说这种格局是畸形的，并非言过其实。事实上，人们早已从不同角度对于如何扭转这一畸形格局进行着探索。

先从微观基础看，一般说来，企业要发展，资金“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市场经济国家有时苦于缺少投资机会，我们这里十年、八年恐怕不会大量出现这种资金“松”得难过的矛盾。要发展，从银行借钱也顺理成章，不负债的观念不会再成为自我设置的桎梏。问题的核心在于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自有资金。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历史传统对自有资本金和借入资金的搭配有不同的要求。不遵守搭配比例要求，自有资本金的比例过低，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自然难以避免，“自我发展”也就成了空话。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当然首先寄希望于国有企业的总体改革。“九五”计划建议要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真正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极其正确的决策。在资金方面，就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也有了一些安排。是否还可作如下一些考虑：（1）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自有资本金比例的增大，不可能靠国家财政的大量注入，也不可能要求进一步减税让利，但必须加快实现公平税负，改变国有经济大大超出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负担财税的现状。（2）在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和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中，切实清理实质是以政府权威从国有企业以各种名目征集的那些本不应征集的预算外资金，使企业真正能把这部分资金保持在自己手里。（3）大力培育能发挥投资功能的直接融资市场，吸引广大公众把部分储蓄转向直接投资，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拓宽汇集股份资本的渠道。（4）更重要的，有关部门应研究制定充实国有企业自有资本金的五年、十年规划——有具体数量指标和有落实可能的措施的规划。这也许已经或正在研究、规划，应唤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对于财政，有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极其重视赤字和公债发行而不怎么关心财政收入占GDP或GNP的比重。其实只要这个比值继续下滑，无论如何撙节开支，赤字和发债就是不可避免的。“九五”计划建议把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列入其中至为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增加财政收入以及何时可以阻止这一比值的继续下滑并进而使之回升。1995年财政收入的形势不坏，似乎预示着近期停止下滑的可能。但也有预测，这一比值的低谷还要持续几年。对此必须作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凭主观愿望决策。只要方向明确，剖析和测算有根据并坚定地组织其实现，从下滑到回升的拐点是早出现一两年还是晚出现一两年，无关大局，至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具体途径似很难设想出奇妙的招数。（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主要的途径是利润上缴，而保证财政收入水平的还有那时的价格制度，税不占主要地位。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税在财政收入中则独挑大梁，是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然而那些年我们总宣传轻税是优越性。把这样的观念绝对化，对于现在建立纳税意识，不只在群众中，也在干部中，仍然是颇大的阻力。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2）1994年的税制改革对保证财政收入有关键意义，现在从立法上继续使之改善、完善极为必要。（3）把减免税收作为推进改革开放措施的阶段已经过去，除限定的领域之外，逐步取消税收减免的方针已定。只要公平税负真正贯彻，税收就可以有大幅度的增长。（4）税收征管是方针政策赖以落实的最后环节。这一环节不加强，一切都是空的。这涉及税务部门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人员的补充和素质的提高，更涉及廉政建设——不只是税务部门，而是涉及所有经济部门的廉政建设。（5）预算外资金也是一个问题。但它包含的范围一定要慎重推敲。的确应该重新纳入财政的必须收权；的确应该财政监管的必须强化监管。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轻率地扩大范围和操之过急。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金融大发展是题中之义。其所以单兵突出，是财政收入下滑和国有企业资金紧张衬托出来的。财政状况改善，会使金融解脱本来不应承揽下来的财政负担；国有企业资金状况改善，银行才能按照金融企业的经营准则开展业务，自主发展。也就是说，财政和企业财务改善了，金融的发展会更大、更健康。所以，要扭转资金宏观配置格局现有的不合理状况，从金融角度，首先必须把重构微观基础，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国有企业资金状况改善作为决策思考的起点；同时在配合改善财政的进程中提高财政金融在共同实施宏观调控中的协调水平。解决不好这两方面的问题，金融就不会给自己开拓出必要的回旋余地。至于金融自身在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形式如何建设和开拓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要求；如金融事业的迅速发展之中怎样使之尽速规范化。灵活和规范是金融领域中的一对矛盾。失去了灵活性，金融将不成其为金融；没有规范的约束，投机炒作将会极大地抵消金融的积极作用并造成危害。

“九五”计划建议中还有许多建议有利于资金宏观配置格局的合理调整，建设和改革一直快速地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则是支持合理调整的经济基础。

六

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资金宏观配置形成当前这样的格局，应该说，是始料之所不及。分别各个领域的一项项具体改革措施，虽然有些是缺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而想当然地作出决断，但大多是从改革出发，针对当时的客观要求而采取的。问题是，就具体时间、条件、地点来说是合理的，对改革也的确起了积极作用。但积累起来却形成了不合理的结果，这个结果对进一步的改革竟成了必须排除的窒碍。如果说“交学费”，这也是一笔学费——没有考虑（或就当时条件难以充分考虑）长远效应的自觉行为包含着不自觉的一面。

现有的这个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其逐步形成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积累，要调整到比较合理的状态显然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有前车之鉴，使我们认识到对此必须做出长期的规划，并在今后分别处理财政、金融、国有企业资金时，时时注意把它们放在相互联系的总体配置格局的背景之下进行考虑，而且不只考虑当前，也考虑长远效应。这就是说，格局的形成虽然是不自觉的，但向合理格局的调整则必须是也有可能是自觉的过程。

（《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