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期间是我国利用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贷款最有成效的时期。自1980年我国恢复在世行的合法席位至1995年12月31日，世行共批准我国贷款项目162个，承诺金额231.30亿美元，其中“八五”期间通过的项目为76个，承诺金额136.84亿美元，约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9%。1993财政年度（1992年7月1日至1993年6月30日）世行对我国承诺的贷款总额为31.72亿美元，使我国第一次成为世行当年的最大受援国；1994、1995财政年度，世行对我国的贷款承诺额均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仍居世行各借款国之首。“八五”期间世行贷款中软贷款为43.15亿美元，硬贷款为93.69亿美元。

（一）

“八五”期间我国利用世行贷款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世行贷款涉及面广，重点支持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世行贷款覆盖了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和自治区，遍及农业、工业、能源、交通、教育、卫生、城建和环保等部门和几十个行业。具体分布为：农业部门项目总数为16个，承诺总金额为34.09亿美元，占“八五”期间世行总承诺金额的24.91%；能源部门项目总数为11个，承诺总金额为30.06亿美元，占“八五”期间世行总承诺金额的21.97%；交通部门项目总数为13个，承诺总金额为31.93亿美元，占“八五”期间世行总承诺金额的23.33%；工业、金融部门项目总数为6个，承诺总金额为8.54亿美元，占“八五”期间世行总承诺金额的6.25%；社会发展（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门项目总数为26个，承诺总金额为30.54亿美元，占“八五”期间世行总承诺金额的22.31%；技术援助和其他类型项目总数为4个，承诺总金额为1.68亿美元，占“八五”期间世行总承诺金额的1.23%。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世行贷款的部门分配基本上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和投资重点。

从项目的执行情况看，世行贷款项目对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执行世行贷款项目一般都达到质量优、效益高、信誉好。世行对中国项目进行的四次执行情况检查都表明，我国是利用世行贷款项目执行质量最好的借款国之一。国家造林、济青公路、红壤地区开发、黄土高原开发、塔里木农业灌溉等一大批项目均受到世行的好评。我国十分重视对世行贷款的债务管理，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我国外债管理政策，认真落实每个项目的还贷机制，使我国利用世行贷款始终保持良好的偿债信誉。按照世行的政策规定，借款国项目的执行情况直接影响世行对该国提供新贷款的规模，我国在1993～1995年三年期间贷款的大幅度增加也说明我国项目执行是成功的。

“八五”期间利用世行贷款的另一个特点是贷款条件趋于硬化。80年代世行贷款软硬比例大致为4∶6。在“八五”期间这一比例降为3∶7，其中1995财政年度几乎降到2∶8。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一些发达国家以中国直接外资流入额高，资信状况好为由，提出要大幅度削减对中国的软贷款数额。第二、受国际大形势变化的影响，发达国家对软贷款的捐助总额减少，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直接对我国获得世行软贷款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世行贷款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干扰，美国的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世行贷款业务。

“八五”期间利用世行贷款的第三个特点是贷款项目政策上要求更高，形式和侧重点发生变化。首先强调工业性项目的改革内容，要求进行股份制、公司化改造等，而且改革的目标往往定得很高，这也是部分工业项目执行受影响的原因之一。贷款形式上世行引入了联合融资、担保、单一货币等新业务内容。项目侧重点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对环保内容的重视上。除了要求每个项目要做环境影响评价外，对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直接投资项目也大大增加。“八五”期间供水和环境卫生以及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类项目共有15个，贷款额度为19.56亿美元，而80年代我国总共才有2个这类项目，贷款金额为2.25亿美元。这种变化是与世界上普遍对环保问题给予重视的大趋势分不开的，尤其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世界大会的召开，使得环境问题得到更高程度上的重视，国际上各种资金纷纷投向环保行业，世行作为多边发展机构当然不甘落后。此外，改善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条件也是这一期间世行业务的一个转变。80年代世行在中国主要做的是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项目，在90年代更多地是搞一些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条件、提高农村地区基本卫生医疗水平的内容。消除贫困与环境保护可以说是世行在90年代突出的两大业务重点。

（二）

根据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世行业务政策的变化，“八五”期间双方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首先，中方加强了与世行的政策对话，使世行的业务政策能够更好地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项目的设计能够适应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于世行90年代强调的改革、环保等政策重点，我们采取了求同存异、为我所用的态度。我们与世行方面共同总结了工业部门项目中比较突出的项目改革内容与我国宏观改革进程协调的经验教训，坚持世行贷款项目的政策性内容应以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支持我国改革计划的具体实施，不作不切实际的政策承诺。同时，我们通过利用世行贷款，积极学习改革与发展的国际经验。例如，通过一些电力项目的实施促进我国电价向长期边际成本靠拢；通过贷款和技术援助，直接支持我国的住房改革、财税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企业改革、以及经济法规的建立完善等。利用世行贷款对于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积极探索与世行在联合融资、单一货币等新业务方面的合作。1994年5月，我国在江苏扬州电厂项目上首次采用世行部分担保的联合融资方式，成功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资1.5亿美元，弥补了项目的资金缺口，开拓了我国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渠道。此后，我国又以较低的成本成功地进行了多笔联合融资，这些项目已成为世行介绍其联合融资担保业务的范例。为了优化贷款汇率风险管理，我们从沈阳工业项目开始试用单一货币贷款，为项目单位的外汇风险管理提供了灵活性。这些新的合作方式不仅提高了我国利用世行贷款的质量，而且拓宽了我国利用和管理外资的新路子。

“八五”期间我国利用世行贷款成效显著，这不仅体现在贷款的规模和实际效益上，而且体现在通过利用世行贷款，为我国各级部门培养了一支熟悉世行贷款业务、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的专业队伍，为今后我国更高水平地利用外资和进行广泛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