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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4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财政部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财政、金融界的友好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一、积极筹办和参加双边、多边国际会议
(一)召开中断6年之久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1994年1月21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本特森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月访美时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商定设立的。委员会作为两国在经济问题上相互交流与合作的中心,旨在协调和监督两国经济关系有序地发展。自1980年至1987年,委员会在两国财长的共同主持下轮流在华盛顿和北京召开了七次会议,后由美方单方面中断。第八次会议是在美方提议下恢复召开的。
会上,中美双方本着坦诚、友好、合作的精神对两国经济、贸易及经济改革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许多共识,也达成了一些谅解。双方还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最惠国待遇以及中美知识产权、劳改产品和市场准入的3个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及多边开发机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财长本特森。在第...
1994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财政部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财政、金融界的友好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一、积极筹办和参加双边、多边国际会议
(一)召开中断6年之久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1994年1月21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本特森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月访美时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商定设立的。委员会作为两国在经济问题上相互交流与合作的中心,旨在协调和监督两国经济关系有序地发展。自1980年至1987年,委员会在两国财长的共同主持下轮流在华盛顿和北京召开了七次会议,后由美方单方面中断。第八次会议是在美方提议下恢复召开的。
会上,中美双方本着坦诚、友好、合作的精神对两国经济、贸易及经济改革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许多共识,也达成了一些谅解。双方还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最惠国待遇以及中美知识产权、劳改产品和市场准入的3个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及多边开发机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财长本特森。在第八次联委会全体会议期间,中方代表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谷永江,美方代表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商务部副部长罗斯克福、财政部部长助理福尔和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局局长李盛智分别作了专题发言。会议发表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联合声明”。
会后,中美两国财长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缩小两国经济合作关系中存在的分歧,开拓广阔的经济合作前景,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次财长会议。1994年3月18日至19日,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副部长刘积斌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次财长会议。这次会议是1993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提议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7个成员及智利财长与会。会议就宏观经济增长战略、境外融资、国内资本市场开发等问题交流了经验和看法,讨论并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联合声明”。
应会议东道主、美国财长本特森邀请,刘仲藜部长就中国在为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刘部长提出,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优先考虑,以解决基础设施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刘部长列举了中国近年来在铁路、公路、港口、电信和发电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投资单位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财政拨款和利用外资等多种渠道;投资主体由过去主要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集体、个人和外商等多元化的主体。关于金融改革和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问题,刘部长指出,中国在金融体制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资本市场的开发,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及其开放程度,还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刘部长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重视,尤其是对关于开放资本市场的看法得到许多成员的共鸣,反映出中国声音的份量。
会议期间,刘仲藜部长分别会见了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长和香港布政司。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官员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带来强大的推动作用,表示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并对美国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十分关心。
(三)筹办“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国际会议。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委托,在亚洲开发银行和美国新兴市场合营公司的赞助下,财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1994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国际会议。应邀与会的外方代表有来自欧、美和亚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政界、实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层人士和专家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50人,中方代表有国务院有关部委、部分省市、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交通和通信部门大型企业的领导和专家60余人。
会议着重就我国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选择、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发展交通和通信的投资政策和融资方式以及有关国际和区域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56位中外方代表作了专题发言,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
二、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1994年,我国的财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财政、金融界高层人士纷纷来华访问,了解我国的经济形势和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情况,探讨与我加强往来和扩大合作的途径。
1994年,财政部共接待来访的外国高级代表团10个,130余人。他们是:美国财政部部长本特森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以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为主席的美国JP摩根公司国际理事会全体成员;美国雷曼兄弟证券公司常务董事兼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先生;美国美林集团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谭利先生;美国CS第一波士顿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汉纳西先生;毛里求斯财政部长希达南率领的毛里求斯财政、银行代表团;挪威财政部国务秘书欧恩率领的挪威代表团;以色列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考夫曼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中国财政部和有关省市政府热情友好的接待,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美国财政部长本特森访华,是受美国总统克林顿之托,表明美方有意改善美中关系的一种姿态,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了本特森,本特森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一封信。访华期间,本特森与刘仲藜部长共同主持召开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这是继1993年中美两国领导人西雅图会晤以来,中美全面恢复政府间高层会晤和往来的又一重要标志。美国JP摩根公司国际理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JP摩根公司国际理事会成员多为国际政界和商界名流,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要人,会议期间,受到江泽民主席、荣毅仁副主席、乔石委员长、李岚清副总理的接见。毛里求斯财政部长希达南访华期间,与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毛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挪威财政部国务秘书欧恩访华期间,与中国财政部共同举办了“中挪混合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与宏观计划国际研讨会”,挪威财政部高级官员介绍了挪威财税管理体制、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等方面的成功经验。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美林集团、CS第一波士顿集团领导人通过访华,加深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为促进这些公司开展对华业务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美林集团作为牵头行成功地为我国政府发行了10亿美元全球债券,CS第一波士顿集团成功地为山东华能公司在美国上市担任主干行。
三、围绕改革重点,组织出国考察、培训、研讨活动
为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为我所用,1994年财政部共派出出国考察团组15个,对2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了解;举办国外培训班5期,对全国财政系统150多位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召开国际研讨会8个,共邀请40余位外国专家到会作专题演讲。这些考察、培训、研讨活动紧紧围绕财税改革的重点课题进行。比如,配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组织5个考察团组分赴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新加坡、智利、阿根廷等9个国家进行专题考察,详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收制度,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已经体现在新出台的改革方案之中;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组织4个考察组分赴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7个国家进行重点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的基本思路;配合会计制度改革,召开专题国际研讨会,为中央部委和省市会计管理人员举办3期国外培训班,培训90余名业务骨干;配合机构改革,组织全国20位新提拔的财政厅、局长到国外培训,系统了解国外税收、会计、预算管理的基本情况和证券、股票市场,开阔了干部的眼界。通过考察、培训、研讨活动,为财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新财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财政部国际合作司供稿,崔君刚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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