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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3年,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财政部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
一、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1993年,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相继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举措。这一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外国经济界高层人士纷纷来华访问。1993年,财政部共接待外国来访的高级代表团9个,计50余人。他们是:以财政部长达里为首的马耳他代表团;以董事长威廉·施莱尔为团长的美国美林证券公司代表团;以财政部长达瓦桑布为首的蒙古访华团;以美国前财政部长、现米勒公司董事长威廉·米勒为团长的访问团;以副总裁沃尔兹为首的美国摩根银行代表团;以财政大臣里克托夫特为首的丹麦王国访华团;以财政大臣永森·约翰逊为首的挪威王国访华团;以及美国穆迪评级公司访华团和美国菲奇投资服务公司访华团。9个访华团组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中国财政部和有关省市政府热情友好的接待。在京期间,多数代表团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接见,财政部领导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财政改革的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形势,加深了他们对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的了解。访华期间,这些团组积极促进两国的联系和交往。如:马耳他达里财长访问期间,代表马政府同我国财政...
1993年,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财政部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
一、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1993年,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相继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举措。这一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外国经济界高层人士纷纷来华访问。1993年,财政部共接待外国来访的高级代表团9个,计50余人。他们是:以财政部长达里为首的马耳他代表团;以董事长威廉·施莱尔为团长的美国美林证券公司代表团;以财政部长达瓦桑布为首的蒙古访华团;以美国前财政部长、现米勒公司董事长威廉·米勒为团长的访问团;以副总裁沃尔兹为首的美国摩根银行代表团;以财政大臣里克托夫特为首的丹麦王国访华团;以财政大臣永森·约翰逊为首的挪威王国访华团;以及美国穆迪评级公司访华团和美国菲奇投资服务公司访华团。9个访华团组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中国财政部和有关省市政府热情友好的接待。在京期间,多数代表团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接见,财政部领导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财政改革的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形势,加深了他们对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的了解。访华期间,这些团组积极促进两国的联系和交往。如:马耳他达里财长访问期间,代表马政府同我国财政部长刘仲藜签署了两国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挪威王国访华团在京期间,同财政部共同举办了“中挪混合市场经济座谈会”,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经济和财政形势、发展趋向和采取的对策等,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相互了解;蒙古国财长达瓦桑布在访问期间,代表蒙财政部同中国财政部长刘仲藜签署了两国在财政方面合作的备忘录;美国穆迪评级公司访华团和美国菲奇投资服务公司访华团在华期间,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形势、财税改革、人口状况、社会发展、综合实力、今后趋势等,事后,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筹资的信用等级由B级变为A—级;丹麦王国访华团在华期间到新疆、广东走访了几家中丹合资企业,了解了企业的状况,探讨今后丹麦进一步在中国投资和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能性。
二、有针对性地组织出国考察
为了保持和发展我国与国外财税部门的合作与业务联系,广泛了解国外的经济模式和财税体制的特点,1993年围绕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转变财政职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等工作要点,财政部共组织出访、考察、谈判和参加会议的团组44个,在国外举办各类培训班8个,共出国537人次。其中由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4个,计20余人。他们是:迟海滨副部长率领的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访问团;以项怀诚副部长为团长的赴挪威、丹麦的中国财政访问团;以刘积斌副部长为团长的赴新加坡、马来西亚财政经济访问团;以张佑才副部长为团长的赴韩国财税、会计考察团。
(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如何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财政部组织了多个考察团,先后对德国、奥地利、瑞典、挪威、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进行了考察。他们同当地有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探讨,了解了不少情况和做法。通过考察了解到,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但仍在不断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因为市场的充分竞争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有效和适度的宏观调控是保证公平竞争所不可缺少的。不同国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不尽相同,但综合来看,政府宏观调控的作法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考察团考察的主要内容。
1.制定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市场竞争规则,即规范经济行为的法律规章制度,保证市场经济竞争的公平性和充分性。
2.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并对金融、保险、邮政、公共交通等一些社会服务部门的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
3.通过对大企业控股,参与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4.通过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私人企业的行为,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使资源在各部门、各行业间均衡配置。
5.通过各种政策性措施,调节经济运行。主要包括:对重要商品进行价格控制;灵活广泛地运用各种税收杠杆;政府通过采购影响社会总需求;实施劳动就业计划,对劳动市场进行管理;通过制定与实施中长期计划,减少经济发展波动。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二)为了探索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的经验,推动我国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财政部组团先后考察了德国、奥地利和新西兰等国家国有企业管理情况。这些团组走访了奥地利财政部、公共经济与交通部、工业控股公司、国家投资担保公司、托管局;德国财政部、托管局、国家复兴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信托公司;新西兰国库部、中央银行和一些国有企业等。这些国家有很多国有企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考察团考察的主要内容有:通过立法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加快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资助应当规范化,而不能搞特殊化;发挥国家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等等。
(三)针对我国税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配合我国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财政部组团对美国、印度尼西亚、香港、墨西哥、挪威、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考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各有其优点,有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借鉴。考察团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简单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规范化;税收法制化和公正执法;税收管理基础工作;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实行分级管理;等等。
(四)对农业综合开发及资金投入体制的考察。1993年9月,财政部组团考察了日本的农业综合开发情况。考察团考察的主要内容有:战后日本农业开发如何始终围绕国家农业和农村工作重心,分四个阶段进行,较好适应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日本各地农业工程设施标准高,质量高,虽然一次性投资较大,但坚固耐用,基本上可免除日常维护,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正常发挥效益的情况;日本农用地整备公团在农业开发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情况;等等。
6月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还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对美国农业资金投入体制的考察。考察团在18天中重点访问了美国农业部、财政部和加州的4个大型农业企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美国农业投入管理机制有了初步了解。
(五)“复关”后的财税对策。为了了解发展中国家“入关”前后经济财税政策变化及其对国家财税的影响,财政部于10月、11月先后两次组团分别对巴西、阿根廷和埃及、菲律宾进行了考察,了解了他们如何使国内体制适应“入关”后的新形势。
(六)借鉴国际惯例,制定我国会计准则。1993年9月10日至25日,财政部组团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访问。分别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美国货币管理局(OCC)、纽约证券交易所、摩根银行、德勒国际会计公司以及美国德勒会计公司,加拿大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CICA)、安大略省证券管理委员会(OSC)、皇家银行、加拿大德勒会计公司等。在考察过程中对美、加两国会计的发展及其背景;美、加两国会计准则的差异及其原因;美、加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其运作;特别对我国制定会计准则有借鉴意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和交流。
三、积极引进国外智力项目
1993年,财政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国务院智力引进办公室的支持帮助下,在国内先后组织和召开了11次引进国外智力项目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6名专家讲课,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达600多人。会议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政策与信息”、“股份制”以及“市场经济与财政法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一)1993年10月,财政部在北京主办了“财政政策与财政信息”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挪威、法国、韩国以及国内财政经济部门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代表认为,必须充分认识财政政策与财政信息在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深化财政政策的研究,努力做好财政信息工作。外国专家就下面几个具体的财政政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本国的作法:
1.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要慎重,因为不同阶段的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美国专家结合本国财政政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从理论上讲,赤字政策作为一种反经济周期政策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赤字政策可以通过政府支出的增加刺激总需求量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尽快回升。但实际操作中,每当意识到应该实施这种政策时,时机已过,经济已经开始回升,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2.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挪威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由于中央财力的集中程度较高,因此,中央对地方实行了转移支付制度,在地方的总收入中,中央的转移支付占40%。韩国实行的是彻底的分税制,主要税种划归中央,零散税种划归地方,不设共享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中央占80%,地方占20%,中央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1992年,中央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金额约占国税总额的25%。经过财政的第二次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际支配的财力比例为60:40。
(二)1993年8月,财政部在山东省威海市举办了“股份制国际研讨班”。中外专家介绍了股份制公司的设立、改组、上市、证券市场运作的通行作法,就中国股份制试点中的有关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研讨班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股票和挂牌上市问题;(2)关于公司内部职工持股问题;(3)关于中国公司股票在国外上市的有关法律问题;(4)关于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问题;(5)关于中国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本原则问题;(6)关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问题。
(三)1993年6月,财政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举办了“市场经济与财政法制”国际研讨会。荷兰、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专家出席会议。外国专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市场经济与财政法制的关系、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财政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财政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财政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对我国今后制定财政法规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财政部国际合作司供稿,王银充、邹晓岩、赵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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