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至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已历时40多年，改革开放也有了10多年的经历。到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现在可以得出比较成熟的结论了。

一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正式决议的形式，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一次重大突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规定了正确目标和方向。

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未来的新社会，最终将走向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因而商品经济也将随之消亡。但是，这是他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状况，运用抽象方法对未来社会发展总趋势所作的预测。马克思从来不对这种发展的具体进程进行空想主义的描述，而把它留给后人的实践来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普遍估计不足。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想按照现成的公式来构筑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十月革命后，俄国曾经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企图迅速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列宁很快觉察到这是错误的，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承认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基础上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可惜列宁逝世过早，对于新经济政策究竟是经济恢复时期的暂行办法，还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未做出明确结论。斯大林执政后没有几年，就急于实现纯粹的公有制，依靠政治手段急剧推行全盘集体化，建立起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两种公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他承认由于两种公有制并存，还局部地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否认国有企业仍然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此基础上他设计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管理体制。

我国从1953年起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急急忙忙把原定在15年内完成的任务，用不到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偏差，不仅在于急于求成，改造工作过急过快，更重要的是在过渡的目标上不切合中国国情，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消灭个体经济，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在50年代，我们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当时强调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基本上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过渡的直接目标（后来是搞得更“左”了），没有认识到，在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多层次的，生产关系也只能是多样化的。在社会主义阶段，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经济，还必然有适应木同水平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经济成分，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多样的需要。我国在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济已牢固地占据了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是否可以说，即使那时不进行农业的全面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国也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由于当时脱离实际，急于追求清一色的公有制，同时建立行政命令式计划管理体制，结果带来诸多弊病，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几年实践探索、争论以及反复，我们逐步得到正确的结论。最主要的是：第一，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且不平衡，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追求纯而又纯的清一色公有制，只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中，国有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同时，既然存在多种所有制，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换，也就只能是商品交换。第二，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个企业仍然是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否定它们的经济利益和商品生产者地位，就会窒息企业的活力，不能成为充满生机的经济细胞。第三，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经济就不是仅仅局部地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从总体来看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于商品经济，在宏观上也要有计划管理，但计划管理的方法必须适应商品经济本身特点。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结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十三大还进一步指出，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指出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这就使我们对改革方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二

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入、逐步提高的。确定这一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经历了一个解放思想、逐步冲破传统观念的过程。

1978年下半年，我们开始认识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的许多弊病，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初，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主张允许国民经济中有一个部分为市场而生产、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这一主张在旧体制上冲破一个缺口，代表了认识上的进步。但是，我们当时的认识尚未突破旧体制的基本框架，没有超越传统观念的束缚，只有一部分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主张按商品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1980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采纳了这一主张，并作了初步的阐述。但当时这种阐述未被确认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随后又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在1981—1982年间出现一系列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重要体现”，是“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按照商品经济原则进行改革，更是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相符的”，等等。这一场争论，影响到党的决策。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了“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只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但是，十二大报告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较之拨乱反正以前还是前进了一步，它指出“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由于对社会的各种复杂的需求和大量企业的生产能力难以作出精确计算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实际上就是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此，在十二大后，指令性计划范围逐步缩小，而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

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推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事实表明，行政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否定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让企业面向市场，会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同时在正常时期也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在搞好宏观调控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到1984年传统计划体制的陈旧观念进一步被突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并且在党的十三大得到进一步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质，是要使企业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成为充满活力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而国家则放弃以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代之以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这样的改革，许多同志称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但是，在1989年形势下，有的同志起来反对改革的市场取向，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把1985年以后宏观管理失控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且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相容的；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模式”，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改变我国经济制度的性质”。

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1985—1988年通货膨胀和经济比例失调，并非市场取向的改革引起的，而是急于求成追求超高速，在改革过程中忽视以经济办法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根本不应当借口经济波折来反对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至于说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这种观点一方面来自不正确的陈旧观念，另方面又是从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搬过来的。我们在多年实践中已经推翻了商品经济同公有制不能相容的偏见，为什么又去把市场经济同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呢？

商品生产就是为市场而生产，既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市场，商品和市场是鱼和水的关系，作为商品经济基本调节者的价值规律，从来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的。但在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相应局限于较小范围，而不可能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起来、商品经济覆盖全社会时，市场机制就必然承担起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职能。所以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根据这个道理，既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叫做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而不在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调节方式上。早在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同外宾谈话中就提到：说市场经济就限于资本主义，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并无根本矛盾，问题是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更加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0年12月，他要求大家从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的手段。他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被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经济体制都是适应生产力的需要而产生、发展、消亡的。所以，我们评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或经济体制的是非得失，不是根据道德标准，主要标准应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能使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于这样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

确认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改革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改革，不仅是一般地要求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是要市场机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使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所以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只是一个名词问题，具有实质性意义，为深化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三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应当加快三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是要加快企业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要使国有企业从吃“大锅饭”，按上级指令生产，转变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过去，企业只能吃国家的“大锅饭”，劳动者只能吃企业的“大锅饭”，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人工塑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由有生命力的细胞组成的生动活泼的有机体，而是由没有生命的砖石堆砌成的不能自我生长的建筑物。现在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讲，这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让竞争所引发的活力注入经济生活中来。近年来，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唯有国有企业总是摆脱不了僵化体制的束缚，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国有企业不改革，不转换经营机制，在市场竞争中会趋向劣势，那又如何体现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呢？我们不能用人为压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办法、用高额财政补贴来保住国有企业，根本出路还是让它进入市场，在竞争中增强活力。

第二，是要加快发展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关系。要大力发展消费品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并健全市场法规，改进市场管理。特别是要积极理顺价格体系，并转变价格形成机制。

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在各自利益驱动下，力求使自己的商品符合市场需求并按市场价格售出。各种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变动而涨落，供不应求，价格趋涨，以致价格高于价值，促使这种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增加；而当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趋降以致低于价值，处于劣势的部分商品生产者会转产或被淘汰，这种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就会减少。在市场竞争中，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调节着社会劳动和物质资源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配置，督促商品生产者努力改进生产，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所以，价格运动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因素，正常的价格运动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基本条件。

既然市场调节是通过价格机制起作用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价格改革。早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论断，我们应当审时度势，积极而稳妥地推行这一改革。价格改革的目标，是放开价格，让市场供求和竞争决定价格。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然后逐渐转变为以放为主，最后让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价格改革要十分慎重，但应抓住而不要错过时机。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的想法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价格改革成功的前提，是要管住货币，防止通货膨胀。如果不管住货币，放任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总水平上涨，使价格改革遭受挫折。1979—1984年我们比较注意控制货币发行、防止通货膨胀，价格的调整和放开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惜1985年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稳定不住，不仅使双轨差价扩大，还不得不对已经放开的价格严加管制，使逐渐趋于合理的价格体系重新扭曲，经济形势恶化，使整个改革难以深化。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说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末，应当补充一句：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的关键。1988年秋季以后，通过治理整顿，控制需求，创造了加快价格改革的极好时机，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得来不易的机会。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正在积累，因此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加强宏观调控，管住货币，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使深化改革、包括价格改革能顺利推进。

第三，尽快健全以经济方法为主的宏观计划调控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国家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但是，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必须根本改变。计划指导的任务，不是用行政指令直接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而是要抓好经济发展的预测、确定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和重大战略，努力保持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为微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计划指导的方法，不是依靠行政指令，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收入政策等，运用经济杠杆来达到计划目的。做好那些靠市场机制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通过国家计划把宏观管好，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搞活，我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原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