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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经济效益的概念
关于经济效益的概念,理论界众说不一。其中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取得的利益,是“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所费与所得的关系”,这都是指劳动占用、耗费与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也就是指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他还说:“真正的节约(经济)=节约劳动时间=发展生产力。”
我们讲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求以尽量少的活劳动的消耗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以适量的劳动力和物化劳动的占用,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提高经济效益有三个途径:一是降低消耗。这就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损失浪费,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二是减少占用。这意味着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资源,如提高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加快流动资金周转,防止“窝工”,减少在职失业等。三是符合社会需要。指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质量、花色、品种、规模、式样和数量都必须是社会所能接受和需要的,要防止出现通常所说的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商品积压、财政虚收”的状况。
对经济效益的理...
一、经济效益的概念
关于经济效益的概念,理论界众说不一。其中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取得的利益,是“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所费与所得的关系”,这都是指劳动占用、耗费与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也就是指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他还说:“真正的节约(经济)=节约劳动时间=发展生产力。”
我们讲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求以尽量少的活劳动的消耗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以适量的劳动力和物化劳动的占用,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提高经济效益有三个途径:一是降低消耗。这就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损失浪费,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二是减少占用。这意味着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资源,如提高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加快流动资金周转,防止“窝工”,减少在职失业等。三是符合社会需要。指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质量、花色、品种、规模、式样和数量都必须是社会所能接受和需要的,要防止出现通常所说的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商品积压、财政虚收”的状况。
对经济效益的理解还可以引申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货币化的概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是使用价值,可以说不存在经济效益这个范畴。例如投入1个单位,产出2个单位,从实物计量单位来看是有效果的,或者说有效益。但若用货币来衡量,则可能相反。如果投入1个单位所花费的代价是50元货币,出售产出的2个单位的货物所获得的货币也是50元,那么,这种生产活动就无经济效益可言,只能说有物理变换效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单纯追求产量的倾向,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倾向,并没有从货币化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只是把货币当作“斤”、“件”、“架”、之类的纯粹计量单位看待。
第二,经济效益是个相对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只能用相对数进行比较,而不能用绝对数来衡量。有人说,销售收入的增加,利税的增加,都可以视为经济效益的提高。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可以说经济效益提高了。(1)在同一个时期,投入的增加慢于产出的增长;(2)投入未变,产出增加了;(3)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如果绝对地看投入或产出,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经济效益是个边际(即增量)概念、动态概念。我们讲提高经济效益,固然应考虑分析过去如何、现在怎样,但主要的还是指期望将来出现的状况。例如,某企业的资产规模已达100万元,年利润为5万元,即利润率5%。若再投资10万元(投入边际量),可使年利润达到5.1万元,增加0.1万元(产出边际增量)。若笼统地平均起来看,利润率仍有4.73%,并未下降多少。但从增量考虑,利润率则只有1%,近乎无利可图。这说明增加这笔投资是不值得的。由此启示我们,经济效益实质上是“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关系”,而不是笼统的“投入与产出的对比”。
第四,经济效益是个社会化的概念、综合性概念。随着社会分工和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生产过程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效益的“整体性”越来越强,不仅涉及直接生产领域,而且与分配、流通、消费密切相关;不仅与企业直接相关,而且与政府决策、与政治状况紧密相联。因此,提高经济效益不只是某个企业、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宏观问题。在小农经济社会,单个生产者可以单个地去提高“效益”,“小气候”较少受“大气候”的影响,只要努力勤劳节俭一点就行。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全社会的协调和努力,是不可能真正提高经济效益的。因此,不只是企业和生产领域有经济效益问题,社会其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也同样有经济效益问题。
二、对我国经济效益的评判
在关于我国经济效益的评判问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效益水平确实很低,但改革的10年中,经济效益却是不断提高的,并未出现效益滑坡;工业部门的效益下降,只不过是向社会转移的结果。那么,到底该如何评判我国的经济效益呢?这涉及到一个衡量标准问题。一般公认的综合指标有:(1)资金利润率;(2)资金利税率;(3)资金净产值率;(4)销售收入利税率。常用的单项指标有:(1)实物消耗降低率;(2)能源消耗产出率;(3)产品质量提高率;(4)劳动消耗产出率;(5)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利用率;(6)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我认为,在运用上述指标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以免得出片面的结论。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我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占绝对大的比重,资金有机构成很低。由此表现出物耗率较低,劳动消耗产出率较高,资金利润率也比较高。这在工业化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50、60年代发展较正常的年份经济效益比较好就与此有密切联系。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高技术含量的资金密集型企业所占比重逐步上升,资金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必然造成物耗率上升,劳动消耗产出率下降。技术工种增多,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工资成本也就相应提高,从而每1元工资生产的净产值就会减少。此外,机器设备的更新周期缩短,折旧率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势必使利润率或利税率下降。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有下降的客观趋势也是就此角度而言的。如果进行比较的时间跨度很大,那么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差就更为明显。如1980—1989年10年期间,我国的投资系数(增加1元国民生产总值所需的投资)是3.1。1953-1983年31年期间西方国家的投资系数美国为6,英国的为5,联邦德国和法国均为5.1。我国投资系数低于西方是由于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小,并不表明我国经济效益好,西方国家效益差。因此,在评判经济效益好坏,特别是现在和以前作比较时,应该考虑工业化水平以及工业化进程。比较的时间跨度越大,越需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悬殊的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在对此加以改造的过程中,工业部门利润率下降往往难以避免。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是靠农业的支持搞起来的,农业部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形成较高的工业利润率。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过这一点。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对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开始在加强农业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逐步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这使得工业部门,尤其是轻工业部门的相当一部分收益转移到农业部门,从而降低了整个工业部门的利润率。此外,农业生产的波动使工业发展失去平衡,这不能不影响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再者,随着农业的发展,如大量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经营成本上升,有机构成逐渐提高,减缓了农业净产值的增长,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
第三,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缺少市场规则,经济秩序混乱,导致大量收入流失,造成国民收入漏计,从而影响宏观效益。据估计,1988年就有240亿元的巨额工业利润非正常地转移到了流通领域,这不能不影响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等效益指标。
在考虑了上述因素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近几年的经济效益状况。1985—1988年预算内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年均递增18%,比“六五”时期的增幅高出近1倍;实现利税年均递增8.6%,比“六五”时期的6.6%高出2个百分点。虽然这种产出水平不算低,但从投入看,则增长更快。同期预算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平均年递增14.5%;定额流动资金年均递增17.3%;活劳动投入(工资成本)年递增20.5%;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每年上涨10%左右,这也推动了实现利税的增长。若进一步考虑资产存量(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严重补偿不足的情况,可以发现相当部分利税是虚的,是存量的转化。因此,综合看来,近些年经济效益确实下降了。这从下列指标的变化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1.预算内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84年为25.1%,1988年下降到22.6%,1989年继续下降到19.4%,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销售利税率1984年为24.6%,1988年下降到18.7%,1989年又下降到16.8%,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
2.资金净产值率(100元资金的产出)1981—1985年全民工业企业为36.83元,1985—1988年只有34.87元,减少了1.96元,1年少产出净产值160多亿元。物质净产值率(100元物质的产出)1984年为49.25元,1988年只有42.45元,1年约减少净产值580多亿元。
3.能源耗费居高不下。我国能耗量是联邦德国的2.37倍,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却不到联邦德国的30%。目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相当于日本的6.1倍,美国的2.3倍,苏联的1.7倍,甚至还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此即可管窥我国效益状况与世界水平的差距。
4.资金使用效果差。目前企业闲置设备达250多亿元,如加上未被充分利用的部分,数额更为惊人。1989年百元销售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为31.9元,比1985年的28.2元高出3.7元,相应多占用流动资金300多亿元。
5.产品质量差的现象相当普遍。1985—1989年,国家抽查的75种主要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一直在76—80%之间徘徊,其中1989年有21种产品质量比上年下降,有19种低于历史最好水平。
6.亏损企业多,亏损额猛增。1989年预算内工业企业每100户国营工业企业中有16户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达136.6亿元,比1984年增长了5倍。
通过以上各种指标的综合考察可以表明,我国近些年的经济效益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下滑之势,除了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所致。
三、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的因素分析
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长期以来理论上的混乱。在历史上,我国是个小农经济大国,长达上千年之久,各种小农观念根深蒂固,从未受过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机械地按马克思的设想来组织经济建设,与自然经济极度相似的产品经济思想曾风行一时。单纯追求使用价值的多寡,不计工本,不计盈亏成为当时的主要特征,这与追求价值的商品经济格格不入。加之后来“左”倾思潮的影响,错误地把剩余产品价值只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批“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把不讲究经济效益的思想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斯大林的“高级盈利”观点和“商品外壳”理论对我国影响很深,也使我国经济理论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的理论,这种状况才逐渐被扭转。虽然理论上的混乱被澄清了,但长期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经济意识和工作习惯,仍不时地在发挥作用,阻碍着经济效益观念的牢固树立。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的“速度冲动”即是生动的表现。
2.决策失当。周恩来同志早就指出,计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由于我们在宏观决策中仍时常出现失误,损失难以估计。经济的一热一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1981—1985年投产的大中型企业利税率不及老企业的一半,有20%发生亏损。据对1988年建成投产的56个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的跟踪调查表明,有2/3的项目生产能力利用率在70%以下,近1/3的项目投产后即发生亏损。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财力被不断地用于交这种昂贵的“学费”,经济效益何言提高。
3.比例失调。一是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除1980年外,1978—1984年农业增长和工业增长基本适应,二者速度比为1∶3。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农业增长1%,可支持工业增长2.5—3%。自1985年以后比例开始失调,1985—1988年农业和工业速度比为1∶5.3。其中1985年农业增长3.4%,工业增长21.4%;1988年农业增长3.9%,工业增长20.8%。其后果是导致各种工业用农业原料的抢购大战,价格轮番上涨。二是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失调。1988年同198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15%,而一次能源总量只增加50.3%,发电量只增长81.3%,钢材只增长82.6%,若进行国际比较,则比例失调尤其显得严重。1965—1973年期间,能源系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一次能源增长之比)联邦德国为1.1,日本为1,中国(1981—1988年)是0.47;同时期的电力系数,联邦德国为1.89,日本为1.29,中国是0.71。基础工业的严重滞后,使加工工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全国由于缺电造成30%的生产能力闲置;机械工业由于缺钢材,有1/3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据1987年的统计,全国手表、家用电冰箱、洗衣机、啤酒等生产能力有25—35%处于闲置状态。此外,运输业的发展严重落后。这几年全国缺煤,但运力不足,全国1年有2000万吨煤积压在煤矿运不出去。据铁道部统计,全国各厂矿企业平均每年向铁路申请装车12万辆,但铁路只能装车7.3万辆,有40%的物资运不出,送不回。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益自然低下。
4.机制缺陷。总的说是激励与约束机制不配套。这几年,强调激励机制多,重视约束机制少。而在讲激励时,又单一化,金钱挂帅,忽视了思想教育和精神鼓励。物质利益是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这种利益刺激并非总是有效。过去我们只讲政治觉悟和精神激励,而现在又只讲物质刺激,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激励单一化导致效用越来越弱,以致花钱买积极性的“费用”越来越高。在约束方面,包括预算约束、产出约束和投入约束,都处于软化状态。亏损由财政补贴;产出较少顾及市场,花色品种单调,几乎没有竞争;投入不讲节约,大手大脚,超储积压和损失浪费相当严重。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收入最大化与效益最大化脱节。在正常条件下,前者的实现是以后者的达成为前提的。但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双轨价格、特批物资、垄断经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达到收入最大化,而经济效益好坏则无关紧要。二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企业是否具有活力和生机,关键在于创新,如产品创新、技术工艺创新、管理创新,等等。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而且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可现在的企业创新动机微弱,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目前我国工业设备有2/3处于一般水平和落后状况,全国技术进步率平均每年不到2%,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三是企业行为普遍短期化。为了近期收入极大化,企业生产行为、投资行为、分配行为全面短期化。生产上拚设备、拚消耗,甚至搞虚盈实亏,吃老本,致使资产存量严重补偿不足。投资上搞“短、平、快、”,不愿搞有风险、见效慢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此外,有些企业还利用税前还贷政策的漏洞,盲目借贷,结果是好处企业得了,风险由国家承担。分配上倾向于福利、消费,积累动机微弱。这样,企业发展缺乏后劲,不但谈不到长期效益,而且给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不少隐患。
5.经济参数紊乱。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一方面是靠国家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来指导,另一方面是由市场上的多种经济参数如商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资金价格等来引导。由于我国价格体系非常不合理,经济信号严重失真,原材料价格低廉,制成品价高利大,由此导致资源的流动、组合和配置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也是致使产业结构失调的重要起始因素,损害了宏观经济效益。此外,这也引发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使体制界定难于明确。原材料等都要求中央搞,地方自己则大上加工业,如酒、烟、家电等等,造成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布点,引起原材料全面紧张,地区之间时常展开各种“大战”(如羊毛大战、蚕茧大战、棉花大战等),相互封锁,彼此割据,使不合理的产业布局雪上加霜。
6.管理落后。一是管理观念还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如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投入产出观念等还未牢固地树立起来,小农式的管理意识仍不时出现在一些企业之中,二是管理方法陈旧,缺乏全面、科学的考核指标。例如,只重视实现利润的多少,不考虑成本是否属实,利润是否侵蚀了资产存量;只强调上交利润的完成,不问债权、债务的增减变化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只注意当期上交利润,不太注意资产增值还是贬值,是增强后劲还是削弱后劲,是局部效益还是整体效益,等等。三是管理手段单调。通常的手段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缺乏从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的角度来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感和对企业的向心力。不善于集职工的智慧为企业的智慧,缺乏群体精神和民主参与。家长式管理存在于不少企业之中。管理的内容包括人、财、物、时间和空间五个方面,其中关键在于对人的管理。我国的企业管理恰恰就忽视了这点,使规章制度流于形式,人心涣散,各谋前程,在这种状况下,经济效益怎能提高?!
四、提高经济效益的思考
提高经济效益是全社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可以说,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改革深化的过程和人们观念转变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把提高经济效益始终寓于发展和改革之中,使其内化为经济运行机制内在的主导因素,从而改变目前这种抓一抓,动一动,不抓就不动的被动局面。
第一,我们必须从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着手,清除长期以来理论上的混乱,牢固地树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使它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和出发点。既然承认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就必须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遵循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要求。商品经济以追求价值及其增殖为特征,也就是用尽可能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劳动时间形成和实现尽可能多的价值。追求价值的过程即是节约劳动时间的过程,按马克思的公式,也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就理论上看,发展商品经济就等于提高经济效益,后者是前者的本质要求。当然市场调节会产生盲目性,但不等于盲目性本身,后者恰恰是计划经济所要克服的。我们的商品经济之所以是有计划的,原因也在于此。
商品的价值由C、V和M三个部分组成。前两个部分是原有价值的转移和再现,是自然地存在的,因此对价值的追求实质上是对剩余产品价值(M)的追求。正是这一点,构成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说:“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护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这段话告诉我们,经济效益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不只是剩余产品价值有多少的数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问题。对此,我们应当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第二,在宏观上要为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必要条件。一是把价格、工资利率等经济参数理顺,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真实的信号。价格等经济参数扭曲必然会误导资源的流向和组合,使提高经济效益沦为空谈。虽然计划直接控制了相当一部分资源的配置,但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不可能替代经济参数的作用,后者的灵活性、及时性也是计划所没有的。经济效益能不能提高,关键不在于计划控制的资源份额有多大,而是经济参数的扭曲性是否减到了最低限度。市场疲软、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是调节各种经济参数的良好时机,因为这时的经济参数处于非“工作状态”,调整起来震动小,阻力也小,应该抓住时机。这是我们向优化资源配置要效益的关键一步。二是进一步培育市场,促进竞争,推动联合。由于缺少市场规则,市场组织也不健全,致使经济秩序混乱,不仅导致大量收入流失,而且产生严重的“内耗”,这不利于稳定企业行为,促进彼此之间的正常竞争。市场是供需见面的场合,也是竞争的场所,它应该有完整的规则,如进入、退出都必须有一套程序。自由竞争并不等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官倒盛行、公司林立、买空卖空等现象的出现,就是市场无规则的典型表现。应结合当前的治理整顿,逐步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和市场组织,使市场的调节功能真正发挥出来。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横向联合,建立多种形式的协作关系和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加速产出组织结构的优化和企业规模经营的形成,为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打下基础。三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与稳定。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调控达到的目标、调控所用的手段和调控的传递媒介。在确定目标时,必须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冷静、科学地进行决策,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经济一热一冷,波动运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决策目标不明确、不合理造成的。这种冷热交替,我们已经搞了几个来回,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确定调控手段方面,不应只图省事方便而妨碍以后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滥用行政手段,以免产生更多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其中,应该强化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的调控地位。可以说,缺少财政的有力参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是不可能健全的。调控方式应该是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调控的传递媒介应主要是市场。
第三,在微观上,健全企业经营机制,把刺激与约束真正熔为一体。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其行为是否正常,不只是关系到微观效益能否提高,而且通过企业相互之间的影响可以放大到宏观,最终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高低。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有活力,有积极性,但由于缺少约束,这种活力和积极性缺乏明确的导向,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企业的目标是为了增加留利,这既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也可借助于提高效率,增加盈利来达到。而盈利的增加,企业既可通过多投入、多占用来实现,也能通过挖潜改造、降低消耗和占用来实现。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选择前一种方式,“广种薄收”,粗放经营。这样,效益也就难以提高。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是着重于从“激励”方面下功夫,那么,现在应当转到如何加强“约束”、正确引导企业的积极性方面来。我认为,这至少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人海战术”、加班加点转变到追求技术进步、优化劳动组合、提高劳动者技能上来;二是从重产值、抓产量转变到重质量、抓品种上来;三是由多投入、多占用转变到降低消耗、减少占用上来;四是从“眼睛向上”、讨价还价转变到“眼睛向内”,挖掘内在潜力上来。若认为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中心,那么,在强化激励机制的同时,注意建立一种有效的微观约束机制又成为现阶段企业改革的关键。没有约束的激励,短时间内也许是有效的,但长期内必将产生严重的负效应,给财政、经济的运行留下隐患。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五、促进经济效益提高的财税对策
提高经济效益不只是企业的事情,它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需要上下左右共同努力。从财政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资产存量的管理,推动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优化资产存量结构。资产存量,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在企业内部以及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客观上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存在一个客观的最优资产结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最优,但我们可以通过资产的流动和重组趋向最优状态,从而实现资产的最充分利用和最有效使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例如,企业机器设备有相当一部分长期闲置,没被利用;被利用的机器设备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使用不当,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流动资产的使用中,大材小用、优材劣用已不是个别现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失调,后者长期不足;企业生产跛足运行,机器设备不成龙配套,如此等等。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调动企业转让闲置设备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令企业限期转让,逾期加收占用费。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可配合主管部门组织资产转让市场,为企业提供转让资产的信息和场所。其次,对重组资产结构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援,以促其加快转移。最后,可根据产业政策和行业改造规划,积极引导资产存量的流动方向,以防止出现新的不合理配置。
第二,发挥财政投资的“引力”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分散化的格局,使财政对投资结构的直接作用范围大大缩小,但我们可以利用财政投资来影响甚至改革其他投资的方向和规模。这可以采取“非足额投资”的办法,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钓鱼”办法。地方、企业可以“钓”财政;同样,财政也可以“钓”地方和企业。例如在某个地区投资,必须要求地方按某种比例配套投资,不搞包办代替;对某个企业给以财政支援,可要求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配合。这种做法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相当普遍。这样,财政可以少量的投资影响大量的投资,发挥“核心”或“引子”的作用,从而达到调整投资结构,从增量方面优化宏观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但采取这种做法,必须以核实企业和地方的正当资金来源为前提。
第三,鼓励企业创新,为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一定的财政担保。创新和风险是并存的。正是后者常使企业望而怯步,不愿涉足新领域,只图过得去就行。如果财政能设立一种基金,专用于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利用,则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就可提高,从而可推动技术进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相对说来科研成果固然不足,但更加薄弱的是已有科研成果的转化。据反映,现在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左右,若能提高到70%,企业技术水平就可提高一大步,经济效益也能向前迈一大步。
第四,运用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等手段,帮助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近几年我国已引进各种技术1万多项,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东西我们差不多都引进来了,但消化吸收很慢,国产化率很低。财政对此已采取一些优惠政策,还可适当放宽一些。一是要保消化吸收需要的贷款,并采取低息扶持的办法;二是引进设备国产化后可以视同新产品享受免税或减税待遇。如果引进每一项技术都能全部消化吸收,那我国就是世界上的头等技术大国了。到那时,财源不愁滚滚来。
第五,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帮助企业健全各项核算基础工作,办好“厂内银行”。几年来,企业改革提的多,各种改革方案也频繁出台,如利改税、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制等等,但都忽视我们历来强调的经济核算制,各项基础工作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因此,企业帐实不符,成本不实,财务管理混乱,近几年来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财务监督名存实亡,大量收入流失,贪污腐化盛行与此有密切联系。实行经济核算制我们是有传统的,也有很好的经验,如改革中发展起来的“厂内银行”就是一种较好的管理办法。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企业基础工作,恢复经济核算制,强化财产监督。
(原载《财政研究》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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