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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指导下,2004年我国国际财金合作与交流工作积极、务实,以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围绕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大业和财政工作重点,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思路,积极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一年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多、双边财金对话与合作机制大大加强;亚洲区域合作逐步向纵深发展,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在贷款和政策对话等领域的合作顺利进行;以学习借鉴境外财政管理经验为目的的业务考察和培训活动卓有成效。国际财金合作与交流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外交工作的重点。
一、借助多、双边机制 增进理解和互信合作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各多边财经论坛和国际机构在探讨经济发展模式、交流经济和金融合作经验、进行宏观政策对话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我国国际财金合作工作积极适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以多边、双边财经政策对话机制和多边国际开发机构为平台,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2004年,我国国际财金合作十分活跃,在七国集团...
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指导下,2004年我国国际财金合作与交流工作积极、务实,以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围绕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大业和财政工作重点,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思路,积极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一年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多、双边财金对话与合作机制大大加强;亚洲区域合作逐步向纵深发展,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在贷款和政策对话等领域的合作顺利进行;以学习借鉴境外财政管理经验为目的的业务考察和培训活动卓有成效。国际财金合作与交流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外交工作的重点。
一、借助多、双边机制 增进理解和互信合作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各多边财经论坛和国际机构在探讨经济发展模式、交流经济和金融合作经验、进行宏观政策对话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我国国际财金合作工作积极适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以多边、双边财经政策对话机制和多边国际开发机构为平台,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2004年,我国国际财金合作十分活跃,在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亚太经合组织(以下简称APEC)、亚欧财长会(以下简称ASEM)等多边论坛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积极阐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立场和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理念,起到了很好的增信释疑效果。
我国在担任2001年APEC主席国期间,倡议成立了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以下简称AFDP)。2004年底,经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在该项目成功运行基础上,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为进一步加强亚太地区财金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服务。我方全年协助AFDP举办了3期培训,并以“金融改革:效率与稳定”为主题举办了AFDP2004年度论坛。AFDP资助的本区域12个研究项目都提交了研究报告。
2004年,我国财经合作实现了与G7的首次部长级非正式对话。通过对话,与G7财长和央行行长就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和国际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平等深入的讨论,充分阐述了我方立场,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此次对话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肯定和G7的高度重视。除部长级对话外,自2003年以来,我国财政部门还与G7的财政副手们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数次对话,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增强。2004年10月,我国还以创始成员身份加入了欧亚反洗钱小组。
通过参加G2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财政和央行副手会,我方向与会各国介绍了我国的宏观经济、改革与发展、能源政策、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张,呼吁在开发替代能源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为G20达成《持续稳定增长共识》做出了贡献。同时,我国提出的关于2005年G20财长会的议题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和支持。
2004年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6次会议按时举行,两国有关部门高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对话。通过接待美国副财长约翰·泰勒(John Taylor)和财长特使保罗·期佩尔兹(Paul W·Speltz)来访,双方建立了畅通的经济政策对话渠道,增进了相互的了解。我方成功主办了2004中英财金对话第四次会议,就中英及世界经济形势、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与提高生产率、金融部门改革与开放以及多边合作等问题与英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第一次邀请了非政府部门、两国银行家及金融专业人士参加,拓展了对话范围,收到了良好效果。英副财长保罗·波腾(Paul Boateng)回国后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不应错过中国这条大船》的文章,高度评价这次对话。此外,中德、中法、中欧、中印等双边机制亦稳步推进。
二、瞩目亚洲区域合作 取得务实成果
通过“东盟+中日韩”(以下简称10+3)财长会、中日韩财长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中亚区域合作等机制,推动亚洲区域财金合作取得丰富成果,为我国参与区域经贸合作创造了条件。
围绕落实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10+3峰会上提出“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建立区域投资实体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等三项倡议,着力推动东亚区域合作。2004年,在我方倡导和积极推动下,10+3成立了“清迈倡议审议工作组”,探讨短期内加强“清迈倡议”有效性的各种可行方案,并就“清迈倡议”多边化是东亚金融合作长期发展方向达成共识。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下,我方与韩国共同牵头“区域担保与投资机制”工作组,就成立区域担保与投资实体进行研究。我方还牵头“多边开发机构、外国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发行亚洲当地货币债券”工作组,并以参与区域债券市场发展为契机,推动国内债券市场发展,包括国际开发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等。
此外,我国积极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CAREC),落实我国在2003年GMS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重点合作倡议,在电信、卫生、电力和环境领域取得了实质进展。针对GMS和CAREC各重点领域提出了共50多项新的合作倡议和建议,得到两机制成员国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赞同和高度重视。
三、携手国际开发机构 推动减贫和发展事业
2004年上海全球扶贫大会上中国宣布向亚洲发展基金第九期捐资捐款3000万美元;向亚洲开发银行捐款2000万美元设立“中国扶贫与区域合作基金”。“中国扶贫与区域合作基金”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对亚洲地区扶贫事业和区域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2004年,中方与世界银行合作承办全球扶贫大会,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巴西、坦桑尼亚、乌干达总统,孟加拉国总理出席了大会,会议由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D·Wolfensohn)联合主持,温家宝总理出席并致辞,回良玉副总理出席了闭幕式。大会通过了《上海减贫议程》。会上,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评价中国的扶贫和发展经验,一改过去国际机构从书本教条出发来评判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老套路,体现了以实践检验真理的精神。中国的减贫理念、实践和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国的发展经验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评价。
2004年我国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的合作。全年共完成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贷款谈判14个,总金额22.2亿美元;利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简称IADF)高度优惠贷款1470万美元,支持重庆等地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利用全球环境基金(简称GEF)赠款总额5800万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保护事业;促成欧洲投资银行在对华贷款额度之外,向我重点建设项目首都机场扩建工作提供5亿欧元的贷款。积极争取多、双边技术援助及赠款资金近5000万美元,在配合国家开发西部的同时,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和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等。
财政部还积极利用国际开发机构平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一是促进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行私营发展部门在华投资。2004年IFC在中国投资17个项目,合计金额4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对华私营部门投资3个项目,1亿美元。二是推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加强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担保。2004年,MIGA共为4个项目近1亿美元的投资提供担保,支持了外商在华能源和水资源领域的投资。三是与IFC合作,10月在安徽黄山成功召开首届公共部门与民营经济合作论坛(PPP),为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和国内民营企业的合作牵线搭桥。四是切实推动国际开发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这将为国内企业开辟一条新的低成本、低汇率风险的融资渠道。五是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这一平台,与商务部、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合作,介绍亚行业务,提供有关商业机会,为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六是完成《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源,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制定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
此外,作为多边开发机构重要股东国,我国积极参与其政策制定,推动其在全球扶贫与发展事业上发挥更大作用。
四、根据财政改革发展需要 积极拓展国际财经交流
2004年,应财政部邀请,有20多个外国政府的财长和副财长、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高级官员来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受到了财政部和相关部门的热情接待。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黄菊副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唐家璇国务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多次会见了来访客人。
2004年,财政部加强了对出国团组的管理,做到了出国考察和培训团组在各个环节上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从出国计划的制定、出访国家的选择、培训大纲的编制、出访前的外事纪律教育,到出访期间外事与财务管理及回国后的成果总结和推广等多个环节,做了认真细致的管理与监督工作。派出团组围绕重点改革领域,分别对相关国家预算法律制度、国库制度、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政府采购、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就业和社会救助、农业保险和贴息贷款等方面进行考察,加深了对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了解,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我国拟定各项政策和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还派人出席了有关财政、税收、会计、金融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促进了国外各界对我财经领域的了解和理解,扩大了我国在国际财经领域的影响。
2004年我国在税收国际交流、会计国际协调,关税、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谈判及合作等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积极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办的税收研讨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举办的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培训班,以及中韩税收政策交流与国际财产税协会年会等,了解世界前沿的税收热点问题,加强与各国税政人员交流。还通过出国考察、培训和参加国际会议等,在会计的国际协调、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标准、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和会计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我国积极参与了WTO新一轮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实地调查以及各种双边和区域关税谈判,捍卫了国家利益。我国政府外债管理工作成绩突出,获得了评级提升,并成功发行了10亿欧元和5亿美元的长期主权债券,创立了我国政府发行外债成本新低纪录。我国还积极主动与贷款国政府展开谈判和磋商,全年与日本、德国等20个国家进行了年度会谈,新签协议金额约12亿美元。
2004年,财政部境外学习培训工作针对性增强,质量有较大提高。访问国别既有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中等收入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培训内容覆盖了财税改革前沿的各个主要方面,具体涉及绩效预算、项目绩效考评、国库制度改革、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农业财政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及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23项内容。选派地方财政干部赴外进行语言培训和学位学习有所增加,组织了地方厅局长赴德高级研修班。在短期培训和中、长期学习培训的人数上比2003年分别上升了31%和46%。培训资金来源广泛,既有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资助,有培训单位自筹的费用和国外政府的无偿资助,也有技术援助资金。培训成果丰富,所有团组在归国后都以培训总结、情况反映和研究材料等形式及时总结培训成果,预算司的“绩效评价”培训班从澳大利亚学习归来以后,在完成《澳大利亚绩效评价体系对我国的启示》报告的同时,结合培训成果起草了《中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考评管理办法》。
根据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实际需要,财政部加强了对财经外交整体战略和国际财经热点及难点问题的研究,并在一些重大财经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财政部国际司集中人力,独立完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经济外交》重点课题的研究。研究报告从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协调国际利益关系、开拓区域发展空间、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更新国际发展理念六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方向,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另外,加强了与国内外有关部门和学术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就世界及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我与G20、G7合作、中美经济联委会等战略问题会召开了多次座谈会,研究总结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经验,撰写了中国经济半年和秋季报告。全年及时编报《外事简报》34期,《世界经济快讯》、《国际经济动态》,《国际财经编译》100多期,为有关方面及时提供了国际经济详实资讯。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邹剌勇、姚怡昕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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