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边国际财经合作与交流

（一）东盟+中日韩（10+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

2002年，在10+3各国共同推动下，东亚财金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在建立资金援助机制的“清迈倡议”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回购协议网络基本形成。东盟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已经扩大到东盟所有成员，资金规模在原有的2亿美元的基础上扩大到10亿美元。10+3国家之间也签署了多笔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185亿美元，还有一些互换协议正在谈判之中。截至2002年底，中国已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85亿美元，与菲律宾的谈判正在进展中。

2002年3月，财政部在上海举办了10+3财金官员“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班，促进了10+3成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2002年4月4日，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了首次10+3财政央行非正式副手会和第八次10+3财政央行副手会。财政部部长助理李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率由财政部、人行和外交部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非正式副手会对各成员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了讨论。正式副手会主要讨论了加强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相关事宜。

2002年5月10日，第五次10+3财长会在上海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就区域经济和金融形势，加强东亚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特别是“清迈倡议”进展、加强资本流动监控、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地区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2002年8月12日，“东亚发展倡议”部长级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中国代表团参会。与会的东盟和中日韩13国代表就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东亚地区面临的挑战、区域合作的重点及前景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东亚发展倡议”声明。

2002年10月11日，10+3短期资本流动管理和资本账户开放高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温家宝副总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来自10+3各成员国、国际机构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100余人出席了会议。

2002年11月13日，第二次10+3非正式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对成员国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评估并开展了政策对话。会前举行的第三次10+3工作组会议讨论了与加强10+3国家间的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有关的合作议题。

在10+3框架下，中日韩合作也逐步机制化。在中日韩三方财政部国际金融司（局）长非正式对话机制下，2002年3月和8月分别在韩国庆州和汉城举行了两次三方国际金融司（局）长会议，探讨了经济金融形势、东亚财金合作等议题，增进了三方工作层在区域合作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同时三方学术界也定期举行联合研讨会，研究财金热点问题，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2002年3月三方联合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庆州举行。2002年5月亚行上海年会期间中日韩财长再次会晤，就中日韩三方财金合作机制、区域合作、全球化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流。

（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及下属会议。

2002年9月5至6日，第九届APEC财长会议在墨西哥洛斯卡泊斯召开。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团参加了会议。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随团参会。会议重点在落实2001年上海APEC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反恐宣言和加强能力建设的指示，就全球与区域宏观经济形势、打击恐怖融资与反洗钱以及财政与金融改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对APEC财长会下的各倡议活动，特别是中国倡议的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对本地区能力建设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2002年10月APEC领导人会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的开篇活动，2002年5月26日中国与世界银行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该项目2002年度论坛。项怀诚部长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和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为论坛开幕式致词。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APEC各经济体的高级官员、知名学者和工商界人士共数百人出席了会议。本次论坛围绕“深化金融改革、共创经济繁荣”的主题，就金融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重组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2002年8月5至8日，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在上海举办了“金融机构与公司治理”培训；2002年12月在上海举办了关于“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培训，来自APEC成员经济体的近百名政府官员、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参加了培训。

截至2002年底，在APEC机制下有十多项倡议活动，内容涉及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非正规汇款体系、电子金融交易、私有化论坛等。作为APEC的窗口单位，财政部组织国内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其中多项倡议活动。

（三）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2年7月15至17日，20国集团第六次财政、央行副手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和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率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就全球化、金融稳定、标准与准则执行情况、打击恐怖融资、发展援助效益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2年11月22至23日，20国集团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率团出席会议。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随团参加了副手会。会议主要就金融危机防范与化解、经济全球化、打击恐怖融资以及发展援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四）亚欧财长会议（ASEM）。

2002年6月10日，第六次亚欧财政副手会在西班牙巴约那举行。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邹加怡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就亚欧宏观经济形势和结构改革、打击恐怖融资和反洗钱、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区域金融与经贸合作、亚欧财长会机制下的实质性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2002年7月5至6日，第四届亚欧财长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团与会。会议就亚欧经济形势、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区域财金合作、打击恐怖融资与反洗钱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五）马尼拉框架。

马尼拉框架成立于1997年底，它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太主要国家为应对危机而设立的一个地区性财金论坛。2002年10月28至29日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了第十次马尼拉框架会议。马尼拉框架14个成员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就国际及本地区宏观经济形势、国际金融框架改革、马尼拉框架未来发展以及其他相关经济金融问题进行了讨论。

（六）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

2002年3月18至22日，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蒙特雷市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作为江泽民主席的特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随团参会。来自179个国家、各主要国际组织以及众多非政府组织和商界的一万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各方围绕如何筹集资金以促进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代表团从国内资源动员、国际经济体制、贸易、国际发展援助合作、债务与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等六个方面，详尽阐述了我国政府对于发展筹资问题的立场，并围绕议题的不同角度倡导发展的自主性，强调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自主决定改革进程，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当的政策，推进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同时善于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七）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WSSD）。

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WSSD）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191个国家派团参会。朱镕基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随朱总理赴会。财政部代表重点负责涉及可持续发展资金领域的谈判工作。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企图在发展援助资金领域推卸责任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7国集团与中国在国内责任、良政、官方发展援助、改革国际金融框架、减债、分配特别提款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针锋相对，有力地阻止了发达国家虚化资金问题的图谋。

（八）反洗钱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国际合作。

近年来，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活动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各个国际多边财经论坛讨论的热点议题。2002年，财政部积极参加了APEC、G20、ASEM等机制下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国际合作，并加强了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在此方面的合作，包括加强反洗钱和反恐合作的信息交流，协助追查恐怖分子，冻结恐怖资产，打击非法资金外流、加强有关信息交流和技援合作等。2002年12月，包括财政部在内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由世界银行等机构在俄罗斯联合举办的中亚及东欧反洗钱研讨会。

金融反恐合作也成为中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2002年5月，财政部派代表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组首次磋商，会议主要就国际金融反恐形势、替代性汇款机制、美国内反恐融资立法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就人员培训项目进行了初步探讨。

二、双边国际财经合作与交流

（一）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委会）建立于1979年，是两国政府就重大的财经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综合性论坛。2002年9月9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和美国财长保罗·奥尼尔在华盛顿共同主持召开了第15次中美联委会。参加会议的中方代表团包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司法部、证监会、保监会及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美方代表团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贸易谈判办公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证监会、国务院以及商务部等机构的官员。会议主要就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财政及执法合作、双边金融合作以及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肯定了联委会是联系中美财经高层官员的一个重要和有效的渠道，并同意联委会应继续就宏观重大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落实后续行动，形成具体实质的成果。会议还就中方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做了美方的工作，并得到了美方较为积极的回应。在联委会期间，项怀诚部长会见了美国经济界知名人士，并在美中贸委会发表了演讲，宣传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和中国入世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方向，起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

（二）中德双边交往。

2002年1月，应项怀诚部长的邀请，德国财政部部长艾歇尔率团访华。项怀诚部长在上海与艾歇尔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主要就中德磁悬浮列车合作项目、欧元和欧盟东扩、中国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在20国集团等多边论坛中的合作以及德方参与我国西部开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广泛共识。艾歇尔部长一行还参观了中德合作建设的上海磁悬浮列车项目工地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外银行界人士进行了会谈，就欧洲资本市场问题向中外企业家做了演讲，并在苏州和项怀诚部长共同种下了“中德财长友谊树”。在上海市期间，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宇会见了代表团。

（三）中俄双边交往。

2002年7月，应俄罗斯财政部的邀请，项怀诚部长率团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俄政府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与项怀诚部长举行了会谈，就双边财经合作、宏观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财政部的合作与交流，并尽快建立中俄财金对话机制。在俄期间，项怀诚还分别会见了俄前总理、俄转轨经济研究所所长盖达尔、中央银行行长伊格纳季耶夫等。

（四）出访考察。

1.2002年4月，应美国和牙买加财政部邀请，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率团访问了美国和牙买加。在访美期间，楼副部长分别与美国副国务卿拉森、财政部部长助理奎拉尔举行了会谈，就加强中美在财经、金融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看法。在访牙期间，楼副部长和牙买加财政和计划部部长奥玛·戴维斯等举行了会谈。

2.2002年5月，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应邀率团访问了加拿大、挪威两国，金莲淑组长重点考察了两国的财政监督和运行机制、财政监督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绩效评价等问题。

3.2002年7月，应俄罗斯、奥地利财政部邀请，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团出访了俄罗斯、奥地利两国。在访俄期间，项怀诚部长分别与俄罗斯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伊格纳季耶夫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中俄财政合作、俄罗斯银行业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在访奥期间，项怀诚部长与奥地利财长格拉瑟、奥国民议会副议长法斯阿本德、国民银行行长利普舍尔等官员进行了友好会谈。

4.2002年，财政部部领导的重要出访活动还包括：3月，廖晓军部长助理访问了以色列和英国；6月， 副部长访问了瑞典和丹麦，肖捷副部长访问了希腊、葡萄牙；10月，李勇部长助理访问了巴西、阿根廷两国。

（五）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1.2002年5月，应项怀诚部长邀请，比利时财政大臣雷德斯一行10人来华访问。在华期间，项部长会见并宴请了雷德斯一行，双方就相互投资、欧元走势和亚欧财长会机制等问题交换了看法。此外，雷一行还拜会了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

2.2002年5月，应项怀诚部长邀请，萨摩亚副总理兼财长米萨对我国进行了访问。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米萨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交换了看法。项怀诚部长与米萨财长举行了会谈。

3.2002年，财政部还分别接待了德国财政部部长艾歇尔、冰岛财政部长哈尔德、老挝财政部长苏甘·马哈拉、加拿大国务部长麦卡勒姆、美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戴姆、法国财政总署署长朱业、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千野忠男等。

（六）重要会见。

2002年，财政部领导还会见了许多前来财政部拜访的外国客人，共有近150场会见活动。主要有：项怀诚部长会见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杜伊森伯格、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理事浜中秀一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科勒、法国新任驻华大使蓝峰、芬兰外贸部长加利·维伦等；楼继伟副部长会见了美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戴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近藤诚一、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克罗克特、古巴中央银行行长索培龙等。

三、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一）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合作。

1.2002年，我国加大发挥作为世行重要股东国的作用，为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全局服务。通过业务政策讨论和行业及国别政策磋商与对话，我国加强了在世行的政策协调工作，增强了在世行重大决策中的影响力。

（1）国别援助战略。2002年我国与世行共同讨论并制定了世行对中国的《国别援助战略》，这一战略性文件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的发展和改革战略及其产生的巨大成就以及世行对华发展援助的重要意义，并在我国“十五”计划框架下，基本确定了世行在2003至2005年间对中国业务的基调，明确了我国与世行在未来三年的合作重点和方向。

（2）世行春秋例会。2002年9月和4月，世行理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和世行副理事、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分别率团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世行秋季会议和世行春季会议（两次会议总称为“世行春秋例会”），代表中国政府就发展效益、合作伙伴关系、全民教育行动计划、重债穷国减贫倡议（HIPC）、业务政策与程序协调、反洗钱行动计划与反恐怖融资进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阐述了立场。

（3）世界银行信息年会。2002年12月在重庆召开的世界银行信息年会以信息和知识推动贸易和发展为主题，探讨了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会议代表包括来自世行、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各国的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4）高层来访。2002年，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访华，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高层领导人的接见，双方充分肯定了中国与世行合作的成就。通过这次来访，沃尔芬森先生加深了对我国“十五”计划、西部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的了解，进一步推动了双方未来的合作。2002年，世行高级副行长斯特恩、世行副行长孔杰忠、世行学院院长Frannie女士等也来华访问。通过世行高层来访，世行当局进一步增强了对我国国情和政策的了解，我国与世行的合作也得到了世行当局的一致好评。

2.国别贷款上限谈判取得进展。世行出于财务风险管理考虑，规定对单个借款国已支付未偿还的硬贷款余额不得超过135亿美元。截至2002年底，世行对华硬贷款余额为112亿美元，逼近其国别贷款上限。为保持较长时期内和世行的借款合作关系，我国代表团与世行就国别贷款上限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最后决定对超过贷款上限部分的贷款余额通过择机购买世行私募债券的方式进行抵消，使贷款上限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从而开创了世行解决贷款上限问题的先例。

2002年，世行批准了7个对华项目（包括交通项目4个，能源、农业和卫生各1个），贷款总额为9.6亿美元。截至2002年底，世行对我国承诺贷款总额为359亿美元，其中硬贷款257亿美元，软贷款102亿美元，用于支持241个项目。这些贷款一半以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用于农业、环保、教育、卫生、城建等领域，约70%投向中西部地区，体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产业布局，对于缓解我基础设施瓶颈，减少贫困，支持民营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在经济分析、政策咨询、技术援助等方面与世行的合作。2002年，世行完成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报告主要有《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中国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秩序》、《中国社会性别报告》、《中国：天然气长距离运输和城市配气的经济监管》、《有关民营部门参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和建议：公路、水和电力行业》等。

2002年，应国内有关部门的要求，世行还完成了一系列关于行业部门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咨询报告，涉及的题目包括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国有资产管理、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银行监管体系等近30个。2002年，世行在中国进行的重要课题研究有：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入世后的政策改革和扶贫以及东亚竞争力、创新和未来。为配合上述研究，我国与世行还共同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

4.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其他机构的合作。中国政府继续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公司（IFC）对华投资，促进国内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截至2002年底，IFC共批准对华投资项目50个，融资额达12.42亿美元（股本和贷款），其中与国外银行联合融资约4.88亿美元。为积极配合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IFC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了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为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政府继续推动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合作，利用MIGA的担保业务促进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截至2002年年底，MIGA共向21个外商对华投资项目提供了担保，担保金额达2.39亿美元。这些担保对鼓励外商直接向我国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

1.推动中国与亚行高级官员互访，促进双方的沟通。2002年1月23日至28日，亚行行长千野忠男访华，出席了《中国与亚行合作十五周年纪念画册》首发式，并访问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访华期间，李岚清副总理会见了千野行长。2002年3月25日至28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以亚行第35届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了亚行，就拟于在上海举办的亚行年会的准备情况交换了意见。

2.成功举办第35届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2002年5月10日至12日，第35届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以下简称“亚行年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加强亚洲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以中国理事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以亚行理事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此次年会除年会本身外，还举办了一系列多边、双边官方会议和研讨会、介绍会等。其中，以主题为“加入WTO后的中国：机遇与挑战”的“中国日”研讨会引起了广泛关注，项怀诚部长做了题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取向”的主旨发言。第35届亚行年会的成功举办，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3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追求发展的精神风貌。

3.积极争取亚行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2002年，亚行董事会共批准对华贷款项目6个，涉及公路、水利、农业、城建等领域，贷款总额8.33亿美元；技术援助项目26个，总额约1320万美元。截至2002年12月31日，亚行董事会共批准对华贷款96个（包括2个批准后中止执行的项目），总额120亿美元；技术援助项目406个，总额2.09亿美元。通过这些项目，一方面促进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解决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4.积极参与亚行区域合作，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2002年11月3日，朱镕基总理参加了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陪同参加了此次会议。2002年9月23日至25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参加了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11届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下的多项倡议。另外，积极参与亚行的中亚区域合作，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出席了2002年3月25日至26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亚行总部召开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首次部长级会议，确定了中亚区域合作的机制与合作重点。

（三）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

全球环境基金（以下简称“GEF”）是一个国际资金机制，主要以赠款形式，为受援国提供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国际水域、臭氧层保护和防止土地退化等领域的资金支持，以取得全球环境效益，促进受援国有益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作为GEF的创始国、捐资国和受援国之一，中国与GEF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2002年，我国承诺为GEF第三次增资出资SDR750万。同时，我国也是GEF的最大受益国。截至2002年底，中国在GEF的支持下，已经完成和正在实施或准备的项目56个，项目内容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水域保护、土地荒漠化防治以及相关机构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赠款承诺额约3.9亿美元。GEF资金的投入以及由此调动的国内、外其他渠道资金对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组织对我国软贷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GEF的赠款已成为我国利用国际多边优惠资金的重要渠道，而随外资引进的技术所发挥的效益更是无法计量。

2002年10月16日至18日，全球环境基金第二次成员国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作为东道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中国政府招待会。大会最后通过了《北京宣言》。

2002年，中国被批准执行的GEF项目有：甘肃、新疆草原开发项目（项目准备阶段20万美元）、海河流域水资源水环境综合管理项目（项目准备阶段35万美元）、中国南海沿岸区域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320万美元）、中国终端用能能源效率项目（1700万美元）、PRC/GEF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伙伴关系项目（770万美元）。

（四）中国与欧洲投资银行的合作

欧洲投资银行成立于1958年，是欧盟成员国所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多边金融机构。1995年，中国政府与欧行正式签署了框架协定，至2002年底，欧行共承诺通过与其他机构联合融资的形式对我国提供贷款1.9亿美元。2002年12月，欧行访问财政部，表示愿意提供1.5亿欧元左右的额度，对中国和欧盟有共同利益的投资项目进行支持。

（五）中国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合作。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成立于1977年，是联合国以发展粮食生产，改善食物营养，消除农村贫困为宗旨的专门金融机构。中国政府于1980年正式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截至2002年底，中国已累计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认捐4083.85万美元，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共向中国承诺提供17笔优惠贷款（其中15笔为高度优惠贷款），累计贷款协议金额约达4.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最大的受援国。

2002年12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第77届执行局会议批准了中国宁夏/山西环保和扶贫项目，此项目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投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高度优惠贷款2860万美元，用于项目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示范推广、生态环境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以及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等多个领域，项目辐射区覆盖山西、宁夏两省（区）的12个县，约有147万农民直接受益。

四、技术援助与智力引进

（一）围绕国家改革重点，积极开展与国际组织的技援合作。

1.积极利用世行资金开展技援活动。2002年，中国政府与世行合作开展了包括WTO培训、法官培训、律师法修改等8个子项目的法律技援项目，支持了我国有关部门的经济立法和修改工作；利用世行财税技援项目，支持了有关部门在预算体系、税收支出等方面的改革；利用世行第三、四期技术合作项目，有重点地支持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研究、内蒙古养路体制改革、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理法律障碍研究等项目。另外，财政部还利用世行管理的亚欧信托基金、日本政策及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等支持了教育财务监督管理、贫困监测评估等12个项目。

2.积极推动与亚行的技援合作。2002年，我国使用亚行技援资金1320万美元开展技援合作项目，涉及财政、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及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包括政府主权外债管理、财政职能研究等26个子项目。此外，财政部还积极推动和参加了亚行牵头的大湄公河区域合作、中亚区域合作及中蒙区域合作等区域技援项目。

3.与联合国开发署、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开展合作，支持我国财税改革。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完成了《中国预算管理与国库改革的未来举措》和《中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改革》两份报告。有关国际组织还就以财政资金集中收支为基础建立国库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逐步完善银行管理系统和现金管理系统、开发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体系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4.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网络和智力资源，推动西部地区的人才开发。2002年，财政部与国务院西部办合作，利用世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的技术平台和世行学院的智力资源，新建了贵州远程学习中心。按照西部地区人才开发“以观念更新为先导”的要求，对西部地区的决策者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涉及WTO与西部开发、可持续城乡发展、区域卫生规划、基础设施融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多个领域。

（二）积极推动我国咨询企业利用国际组织的商业机会。

1.财政部与亚行多次磋商，推动我国咨询公司参与国际竞争，并建立了投标问题快速解决机制。2002年1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在亚行技援项目“塔吉克斯坦公路修建二期”的竞标中获胜。这是中国咨询公司首次以国际专家身份在亚行中国境外技援项目中夺标。

2.及时为国内有关机构和企业提供在国际组织招标采购政策方面的指导，处理相关采购问题，帮助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国内企业开发国外商业机会。根据北京市和铁道部有关方面的要求，财政部与亚行就国内优惠条款应用问题多次磋商，维护了我国企业的正当利益。

（三）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积极提高智力引进水平。

2002年，财政部围绕加入WTO和推进财税改革的大局，通过境外培训考察、聘请外国专家授课、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开展智力引进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如6月份派出司局级高级研讨班赴美完成了为期两周的“经济发展与财政管理”培训，9月派出9名学员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全年一共派出多个团组分别赴22个国家就重大经济问题进行培训和考察。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李光辉、徐冬宁、吕霞、鲁劲、周强武、张政伟、张敏文、周勇、李茜、李瑞、李嘉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