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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8~2002年,是国际环境波澜叠起、危机频发的五年,也是中国逆境奋进、稳定发展的五年。中国坚持自主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程度不断深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树立起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大国的崭新形象。五年来,中国财政承担了多方面的重大财经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任务,积极开拓适应时代要求的国际财经合作新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紧紧围绕发展主题,努力拓展国际财经合作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中国财政开展国际财经合作的主旋律。五年来,财政部在发展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包括积极倡导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发展观,引导多边开发机构的政策方向,利用多边开发机构贷款和赠款,学习先进的国际发展经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财政部领导利用出席各种国际发展论坛的机会,充分表达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主张和理念,主要包括:倡导发展进程的自主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为发展创造平等的国际环境;呼吁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纠正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宣传中国发展经验,主张奉行发展优先的国家战略,主要依靠自...
1998~2002年,是国际环境波澜叠起、危机频发的五年,也是中国逆境奋进、稳定发展的五年。中国坚持自主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程度不断深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树立起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大国的崭新形象。五年来,中国财政承担了多方面的重大财经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任务,积极开拓适应时代要求的国际财经合作新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紧紧围绕发展主题,努力拓展国际财经合作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中国财政开展国际财经合作的主旋律。五年来,财政部在发展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包括积极倡导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发展观,引导多边开发机构的政策方向,利用多边开发机构贷款和赠款,学习先进的国际发展经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财政部领导利用出席各种国际发展论坛的机会,充分表达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主张和理念,主要包括:倡导发展进程的自主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为发展创造平等的国际环境;呼吁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纠正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宣传中国发展经验,主张奉行发展优先的国家战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国际发展经验。财政部领导在墨西哥蒙特雷发展筹资国际会议(2002年3月)、日本东亚发展倡议大会(2002年8月),以及多次世界银行年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的发言均受到与会国家的好评,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观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重视与肯定。
凭借中国作为最大借款国和重要股东国的地位,我国坚持反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的政治化倾向,敦促多边开发机构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1999~2000年,一小撮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阻挠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施西部扶贫项目中的青海子项目。我国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坚决抵制反华势力借此项目干涉我国内政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调整了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战略,将过去以利用两机构贷款为主的合作战略调整为利用贷款与发挥中国作为股东国的政策影响并重的战略;将每年利用世界银行3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13亿美元左右的贷款水平调整到每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各自13~15亿美元的可持续水平;与多边开发机构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有弹性的合作关系,立足全局,维护合作,坚持原则,发挥影响,为我所用,不拘规模。
五年来,我国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29.8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81.23亿美元(包括硬贷款74.07亿美元,软贷款7.16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贷款48.57亿美元。这些贷款一半以上用于基础设施,其余用于农业、环保、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领域,约70%投向中西部地区。此外,还利用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6.08亿美元、全球环境基金赠款近2.5亿美元。这些优惠资金对于缓解我国基础设施瓶颈压力、减少贫困,支持民营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年间,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千野忠男先生多次访华;2002年,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第二次访问了中国。这些贷款项目和访问活动大大深化了我国和世行、亚行的良好合作关系。
五年来,在我国外部经济环境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发挥了带动投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积极作用。按世界银行贷款1:1内资配套、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2内资配套,两机构的贷款共带动国内投资1494亿元人民币,项目投资总规模达2585亿元人民币,为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支持了我国的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观念更新。通过执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和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项目,我国引进了国际竞争性招标、土建工程监理制、资金提款报账制、排污收费制、结核病全过程督导疗法、电力竞价上网、现代物流配送、最小成本总量控制环境污染、绿色能源消费、综合生态管理等先进的管理方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促进了技术创新和技术更新,如沈阳工业项目引进了五座标准精密数控机床生产技术,外高桥电厂引进了90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填补了我国有关领域的技术空白。通过技术援助和合作研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对我国社保、财税、金融等重点改革领域,以及“九五”、“十五”计划的编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新的发展观念也日益在我国深入人心。
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还促进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作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股东国的企业,我国企业积极参加各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的国际竞争性招标,得到了许多工程建设、供货和咨询合同,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中国在利用多边开发机构资金和智力资源的同时,也对多边开发机构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增强了我国作为多边开发机构重要股东国的作用。2002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第35届年会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主席亲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加强亚洲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讲话。2002年10月,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主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在2002年完成的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增资谈判中,我国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努力增加捐款,使全球环境基金增资规模高达22亿美元。中国也承诺捐款700万美元特别提款权。中国作为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东道国的出色表现和对增资的贡献受到全球环境基金主席和广大成员国的高度赞扬。
在管理多边开发机构贷款的过程中,财政部注意采用多种创新手段,努力提高利用贷款的有效性。一是在世界银行自2000年起停止对华提供软贷款的情况下,积极开辟“第三窗口”,探讨多种优惠资金渠道,利用英国国际发展部赠款与世界银行贷款混合使用,软化贷款条件;同时,在亚洲开发银行建立了专门的信托基金,继续支持教育、卫生、扶贫等社会发展领域。二是在国内外资金相对成本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积极优化债务结构,鼓励项目单位“借低还高”,五年共安排世界银行贷款提前还款15亿美元,优化了我国的债务结构,同时为项目单位降低利息负担共约2亿美元。三是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世界银行的国别上限政策,经国务院批准,与世界银行达成了通过购买少量世界银行债券的解决方案,保证了我国今后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稳定性。四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天然林保护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降低林业项目转贷利息和债务负担5.3亿元人民币,降低农业项目转贷利息和债务负担6.3亿元人民币,要求安徽省淠史杭项目停止向农民摊派还贷任务,由中央财政负担该项目汇率损失的一半,计人民币3.78亿元。五是加强制度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率先使用权责发生制的方法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进行会计核算,制定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会计核算办法》、《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暂行规定》。
二、积极参与多边财经论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协调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即各种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大大增强。除了危机前已存在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外,东盟加中日韩(10+3)、二十国集团(G20)、亚欧会议(ASEM)、马尼拉框架等一批新的多边机制应运而生。我国积极参与了这些机制,并在其中发挥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多边对话与合作的建设性力量。
到2002年年底前,财政部牵头代表中国参加的多边财经论坛与合作机制有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东盟加中日韩财长会议、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亚欧财长会议、马尼拉框架财长会议、中日韩财长会议等。
2001年,我国承办了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系列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第八届APEC财长会于2001年9月在苏州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这一倡议通过财长会议机制向领导人会议提交,作为中国对APEC的一个贡献。江泽民主席亲自为这一项目的启动揭幕。APEC财长会议的成功举行推动了APEC地区的区域财经合作,同时也展现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建设成就,是我国新世纪对外财经合作的一项重大成就。
作为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的开篇活动,2002年5月,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在北京联合举办了“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2002年度论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和来访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词。本次论坛就金融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重组的前景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圆满成功。2002年8月,财政部又以公司治理为主题成功举办了该项目的第一期国际培训。
东盟加中日韩(10+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在我国参与多边合作机制中具有特殊地位。10+3国家中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各成员国之间文化接近,地域相邻,经济相互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合作前景广阔。10+3成员国都是我国周边国家,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既有利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又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资源,促进经济建设。而随着我国实力的日益上升,周边国家也在主动加强对华协调与合作。
1997年12月,10+3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在马来西亚召开,标志着10+3机制的建立。此后,在中国的提议下,10+3财政、央行副手级会议和10+3财长会议机制相继建立。这一机制致力于东亚地区的财经合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0+3财经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清迈倡议是其标志性成果。在短期资本流动监控、早期预警机制等领域,10+3成员国也进行了初步的合作。
我国积极支持二十国集团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以往的单纯以发达国家为主或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家集团不同,二十国集团同时包括了各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而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域分布上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中国努力推动二十国集团的工作,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重视。除了上述机制,财政部还积极参与了亚欧财长会、马尼拉框架会议等多个重要多边财经论坛的活动。
三、利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大力支持亚洲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区域合作是国际经济多极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补充,同时它又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争取公平分享全球化利益的一种途径。相对于欧洲与北美而言,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一度比较滞后。五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推动10+3框架下的货币金融合作。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10+3财长会议上正式形成了清迈倡议。清迈倡议的核心内容是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一个国家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用本国货币在另外一个国家换硬通货来取得流动性的资金支持,补充现有的以IMF为中心的国际多边资金援助机制,增强抗击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清迈倡议在酝酿过程中曾遇到域外国家的阻力和域内国家的疑虑。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我国财政部领导在出席清迈10+3财长会期间做了大量工作,鼓励相关国家排除干扰,打消顾虑,坚定信心,最终促成了清迈倡议的出台。到2002年5月,清迈倡议的执行进展顺利,10+3成员之间已签订了6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额达170亿美元。中国已分别与日本、泰国、韩国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正在谈判之中。
清迈倡议是东亚区域合作走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资金机制本身,更在于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东亚各经济体超越历史、经济、政治障碍寻求共同利益的远见与能力,展示了亚洲联合自强的发展方向。
2.积极参与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以双边援助的形式出资支持昆曼公路老挝境内三分之一段的建设,该公路是联结我国西南部周边国家的南北交通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本次区域合作,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还加入了次区域跨境便利运输协定,次区域政府间电力合作协定。2002年11月,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首脑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3.在亚洲开发银行协调下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积极推动之下,2002年4月在马尼拉召开了第一次中亚区域合作部长级会议,正式成立了中亚区域合作综合协调框架。财政部领导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并阐述了中国关于中亚合作的原则主张。与会代表和亚洲开发银行当局均对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此外,还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就中蒙合作的战略框架进行了研究。
四、推动双边财经交往,配合整体外交战略
五年来,财政部初步建立起全方位的双边财经外交渠道,开展机制化和非机制化的双边财经对话,并通过财政部领导出访、接待外国财政官员来访等方式,加强国际财经交往,不仅适应了开放条件下财政工作的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整体外交战略。目前,中美、中英、中德、中法及中、日、韩之间的双边财经对话机制或不定期互访磋商机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中美经济联委会在我国对美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美经济联委会是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总统卡特商定的一个综合性双边经济论坛。中美经济联委会自建立之日起,在两国相继轮流举行了15次会议。五年来,联委会不仅促进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了解与合作,还为促成中美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了机会,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2届中美联委会为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问题的谈判重新启动达成谅解,直接为随后两国政府达成WTO双边协议和中国最终完成WTO谈判做出了贡献。2001年在中美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潮之时,第14届中美联委会的适时举办又为10月APEC领导人会议和双方首脑的会面创造了良好的气氛,成为中美关系走向改善的重要一步。2002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5届联委会上,双方讨论了反恐怖融资、反洗钱、金融市场的相互准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五年来,财政部还与英方建立了中英财经对话机制,与德、法两国也建立了不定期、非正式的部长磋商机制,与日、韩建立了三边财长会晤机制与司长工作层会晤机制。2001年,第二次中英财经对话在北京成功举行。我国与德、法两国也实现了财长互访。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财长互访,不仅起到了交流情况和扩大共识的良好作用,而且还扩大了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
不仅如此,财政部也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双边财经交往,交流改革与发展的经验。2000年4月,项怀诚部长访问了古巴和巴西;2002年7月,项怀诚部长访问了俄罗斯。1998年以来,财政部领导还分别访问了印度、韩国、智利、阿根廷、越南、埃及、肯尼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墨西哥、以色列等发展中国家。财政部还接待了来自波兰、古巴、越南、蒙古、老挝、萨摩亚等国的财长和高级财政官员,并为蒙古、朝鲜等国的高级财政官员举办了专门的财政政策培训班。通过这些出访和来访,不仅增进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也宣传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
五、支持改革与能力建设,开展国际技术援助合作
利用国际智力资源支持改革和进行能力建设,是我国开展国际财经合作的又一重要方面。
1.积极开展与多边开发机构的技术援助合作。五年来,我国执行的世界银行技援项目有第三期技术合作信贷、第四期技术合作信贷、会计改革技援、法律技援、财税技援等项目,子项目达110个,另有赠款项目50个。截止到2002年12月底,我国共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技援资金2.09亿美元,执行技援项目368个。这些项目支持了我国财税、金融、社保、贸易、国有企业、经济立法、城市管理、农村发展、西部开发等诸多改革与结构调整领域。
2.根据财政改革的需要和国家政策要求,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研讨会。例如:西部开发与财政政策国际研讨会、防范财政风险国际研讨会、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研讨会、财政收支与预算管理研讨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国际研讨会、沙漠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讨会等。这些研讨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努力推动多边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多边、双边渠道的技援合作。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项目,为财政部的预算编制、预算科目分类、国库单一账户管理、财政信息管理系统、财政收入与支出预测、政府间转移支付、税制改革等提供了详尽的国际经验。与经合组织在国库集中支付、区域开发与财政政策、预算定员定额、预算项目评估、支出优化与效益提高等方面开展技援合作,组织人员赴经合组织总部参加预算高官会议,探讨财政部与经合组织国家在预算领域的合作事宜。另外,还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的国际开发署在财政支出优化、公共投资政策方面开展合作,为财政部系统和全面了解这些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
4.利用多种国际合作渠道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与世界银行学院和亚洲开发银行学院合作开展了多个领域的培训,参加学员达数百人。与英国政府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作,输送了25名财政部内干部赴该校进行学位学习;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加拿大开发署和澳发署的技援项目资金以及国家外专局的资金,派出培训团组到国外学习;组织了财政部司处级干部英语培训、司局长经济政策赴美高级研究班;派人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举办的各类培训班等。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邹加怡、徐冬宁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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