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经外交工作

2000年，财政部根据我国的整体外交战略，代表国家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财经外交工作：

（一）多边财经论坛。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财经领域的协调显得日益重要，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财经论坛也先后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也在这些论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东盟加中日韩（“10+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1）“10+3”机制是包括领导人会晤，财长、外长和经贸部长论坛等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外交机制。该机制于1997年12月建立，并召开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在“10+3”第二次、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先后提出了建立“10+3”财政、央行副手级会议和10+3财政部长会议机制的建议。（2）2000年3月24日，第三次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工作大纲》，将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机制化，并建议适时举行财长会议。（3）2000年5月6日，第二次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举行。项怀诚部长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表了《10+3财长联合声明》，并通过了标志东亚金融合作实质性成果的“清迈倡议”。会议决定建立以双边协议为基础的区域货币互换机制，并决定将东盟已有的短期资本流动监控体系扩大到中、日、韩三国。（4）2000年9月24～25日，第四次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和第三次10+3财长会议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副手会讨论了“清迈倡议”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就该协议的主要原则进行了磋商。在随后的财长会上，在项部长的倡议下，会议决定在10+3财长会议框架下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就“清迈倡议”中有关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原则进行讨论以期尽快达成一致，并决定向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一份进展情况报告。（5）2000年11月7日，在北京举行10+3工作组会议和特别副手会。会议就10+3货币互换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基本达成一致，并确定了“东亚财金合作”进展报告，决定向定于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提交。（6）2000年11月24～2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对东亚财金合作进展报告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指示10+3财长会议应在加强地区财金合作、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以更好地抵御未来金融危机等领域进行努力。其中特别指出应尽快落实“清迈倡议”，促进财金合作的进一步发展。（7）为落实领导人会议指示精神，我国政府向东盟、日本、韩国财政和央行官员提供培训，为其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通过介绍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并安排实地考察，学员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同时，还加深了学员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中国举办的培训班得到10+3其他成员的充分肯定和热烈欢迎。

通过以上历次会议，10+3财长会的框架和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已初步建立。东亚金融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强东亚国家整体抵御和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更与当今世界区域化发展的整体趋势相契合，显示了亚洲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信心和意愿，对推动多极化世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2.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财政和央行副手会。（1）20国集团是1999年9月2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宣布成立的。其成员组成除强调对国际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外，还较好地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平衡。20国集团自成立以来，每年举行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两次财长央行副手会。主要关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和全球化问题。（2）3月27～28日，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主要有三个议题：（1）世界经济形势及展望；（2）减少金融脆弱性的政策措施；（3）对金融稳定论坛工作及实施标准和准则的支持。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出席了会议。（4）8月24～25日，20国集团副手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如何减轻金融危机危害（包括汇率制度、外债管理、国际标准的实施以及私营部门参与危机解决和防范等方面内容）。会议还组织参会的官方代表与私营部门代表对话，就私营部门参与危机解决的问题交换意见。（5）10月24～25日，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除继续讨论通过汇率制度安排、外债管理、制定和实施国际标准以及私营部门参与危机解决等减轻金融危机的危害之外，将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作为主要议题。项部长在会上以“全球化和地区财金合作”为题，阐述了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关系，指出当今蓬勃兴起的区域化，体现了各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规避风险，分享全球化益处的必然选择。项部长的发言得到各方普遍认同，反响良好。

我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并利用这一论坛，使其反映出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财经重大问题的呼声，推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维护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3.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及下属会议。（1）APEC成立时的宗旨是加强地区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APEC组织每年召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多个专业部长会议。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APEC对金融危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APEC财长会议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2）2000年4月19日，APEC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在华盛顿召开。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包括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若干热点问题，检查财长会各项倡议活动的进展情况。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加强财长会和领导人会机制的联系。（3）9月9～10日，第七届APEC财长会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此前于9月7～8日召开了APEC财政及央行副手会。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金立群副部长出席了财政及央行副手会。本次财长会的主要内容包括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贯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指示执行情况，以及检查财长会各项倡议活动的进展情况。项部长还正式宣布第八届APEC财长会将于2001年9月在中国苏州举行，并向与会财长介绍了我承办工作的进展情况。（4）2000年12月6～7日，APEC财长会第11次技术工作组会在北京召开。来自APEC成员经济体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财政部承办的APEC财长会系列会议中的第一个。金立群副部长作为APEC财政及央行副手会主席主持了会议。会议讨论了近期全球及区域经济金融形势、APEC财长会的中期战略目标及其项下各项倡议活动的进展情况等问题，并就各方普遍关注的区域财金合作及20国集团会议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4.亚欧财长会议。（1）亚欧财长会议是亚、欧两大洲之间就财政和金融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的重要论坛，于1996年3月亚欧领导人会议以后建立。其成员为亚洲10国（原东盟7国加中、日、韩）和欧盟15国。它为亚欧各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就宏观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推动了亚欧各国间在财政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实质性的合作。（2）2000年9月13～14日和12月15日分别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召开了两次副手会议。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以上会议的召开，主要为2001年1月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三届亚欧财长会议作准备。会议就汇率机制、亚欧经济和金融形势、区域经济合作、亚欧信托基金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5.马尼拉框架会议。（1）1997年11月18～19日，美国出面推动菲律宾以东盟名义召集有关国家的财政和央行副手在马尼拉举行会议，磋商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基金机制（Asian Fund Facility）的有关问题。会议就建立和加强金融稳定的区域合作框架达成一致，故称“马尼拉框架”。自此，马尼拉框架会议每年举行两次，由14个成员的财政和央行副手参加，主要就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监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2）中国作为马尼拉框架的重要创始成员之一，积极参加了历届马尼拉框架会议。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外交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分别于2000年3月和12月在香港和泰国曼谷举行的两次会议。参与了关于地区经济及金融形势监控、国际金融框架改革、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金融部门重组及区域融资安排等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政府还承诺于2001年3月在北京承办第八次马尼拉框架会议。

（二）双边国际财经交往。

1.中日韩财长会。（1）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早餐会，同意三国加强合作。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二次早餐会，并决定将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化，即每年举行一次。（2）根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精神，在2000年9月亚太经合组织文莱财长会期间，中日韩三方财长首次就三国加强财金领域的合作进行了非正式磋商。这为中日韩三方在财经领域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后，中日韩三方初步商定，可利用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每年举行一次中日韩财长会晤，就三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至此，中日韩财长定期会晤机制已初步形成。

2.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及中美金融对话。（1）2000年10月26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3次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应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的邀请，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领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等11个部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与萨默斯财长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议主要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各自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结构改革、促进各自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2）2000年10月27日，中美两国金融管理部门代表举行了中美金融对话暨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副手会。会议议题涉及资本市场结构和监管、会计信息披露和公司管理、银行监管、金融和企业部门重组等问题。双方就上述议题相互介绍了各自金融部门发展的新情况。会谈中，中方还特别就美方关心的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金融开放、对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限制、国际标准的执行、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和资产处置、整顿信托投资公司等问题进行了解释。会议气氛良好，双方通过对话，交流经验，消除误解，达到了预期的成果。中美金融对话的成功举行为两国的财金合作开辟了新的渠道。

3.出访考察。（1）2000年5月，应古巴财政部的邀请，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中国财政部代表团对古巴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项怀诚部长会见了卡斯特罗主席以及拉赫秘书长等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双方就如何加强两国在财经领域的合作充分交换意见。项怀诚部长还应巴西和波兰两国财政部的邀请，分别于2000年5月和9月对这两国进行了友好访问。（2）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率团考察了冰岛、挪威两国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访问这两国期间，楼继伟副部长分别与冰岛财政部部长哈德、挪威财政部部长彼德森举行了会谈，并就如何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行了交流。2000年3月22日至29日应日本外务省邀请，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考察访问。访问期间，楼继伟副部长会见了日本外务省总括政务次官东三祥，双方就对华日元贷款以及中日在国际财经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4.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1）2000年3月21日至29日，应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邀请，马耳他财政部长达里率领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双方就两国财政、金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2）2000年8月13日至19日，纳米比亚财政部长南戈洛·姆奔巴应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工作访问。项部长应客人的要求介绍了中国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以及加强税收征管的有关情况。双方还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进行了交流。（3）2000年6月14日至26日，应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的邀请，越南财政部副部长陈文佐率团来华考察访问。金立群在会见陈文佐时，从国家财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国企改革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此外，代表团还就国企改革问题访问了有关部门和城市。

5.重要双边会谈。2000年，财政部领导与前来财政部拜访的外国客人举行双边会谈的主要有：项怀诚部长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发展部部长维克措雷克女士、亚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副行长孔杰忠先生、基里巴斯财长辛加先生、加拿大财政部长马丁先生等。

二、技术援助与智力引进

2000年，财政部的技术援助和智力引进工作，对我国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技术援助。

1.积极争取技援资金。2000年，财政部积极向国际金融组织争取国外优惠的技援项目资金。其中，获得世界银行赠款1000万美元，主要用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改革、金融部门改革和政府债务管理及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前期准备等。获得亚洲开发银行咨询性技援项目资金近1000万美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环境保护、能源开发、金融、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另外，还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赠款资金100万美元，英国国际开发署赠款资金84万英镑，用于财政部财税改革活动。

2.加大对技术援助项目的实施力度和管理深度。为密切配合和服务于当前改革任务，财政部加大了对世界银行财税技术援助、经济法改革技术援助、会计改革、第三期技术合作信贷、第四期技术合作等项目及亚洲开发银行多个技术援助项目的实施力度。2000年，共批复了8个新的子项目（其中世界银行第四期技术援助项目下2个、经济法改革项目6个），总金额达419万美元。利用世界银行会计改革技术援助资金建设的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工程基本竣工，初步建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会计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技术援助及项目管理工作不断深化。包括：在世界银行的赠款管理上，同世界银行商定了今后赠款项目定期磋商机制；就亚洲开发银行的技术援助项目管理，增加了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政策对话，就如何扩大中方参与亚行技术援助项目的管理自主权，如何使中方更多地参与咨询公司和咨询专家的选择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亚行一道，对其技术援助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了评估和调查，提出了今后改进项目管理的一系列改进措施；修订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国团组管理办法》、《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采购管理规定》、《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选择和聘用国际招标代理机构指南》等管理办法。另外，根据机构改革后财政系统职能转变的实际情况，为增进对亚洲开发银行业务的了解，财政部分别在国内和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为全国财政系统负责亚行业务的干部分别组织了两期亚行业务培训班。对于今后更好地管理和实施亚行贷款项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技术援助活动突出改革重点。2000年，财政部在对国际组织技术援助资金的使用方向上突出了当前的改革重点。包括：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起草以及全国人大、国家经贸委、司法部及财政部等部门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制订工作；支持全国税务征收信息系统的建立、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的全国法制信息系统的建设等。同时，还支持了财政预算编制与管理制度改革、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活动。

（二）智力引进。

1.组织研讨会。（1）2000年4月，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区域开发与财政政策国际研讨会”，就财政政策如何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做了深入探讨。（2）为加强对财政风险防范的研究，探讨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途径，2000年5月，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在北京召开了“防范财政风险国际研讨会”。（3）为改善我国基础设施的投融资系统，2000年6月，财政部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召开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国际研讨会”。（4）2000年9月，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拿大开发署和经合组织联合在苏州召开了“支出结构优化与效益提高国际研讨会”，探讨国内外财政支出结构与效率问题，对改进我国财政支出管理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财政部与澳大利亚开发署合作，于2000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人力资源开发国际研讨会”，为改进和完善财政部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6）为帮助和推动我国企业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上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提高我国企业在贷款项目投标中的中标率，改进对已中标项目的执行质量，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先后于2000年11月在北京、上海、西安召开了“亚行商业机会研讨会”。

2.短期出国考察与培训。2000年，财政部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加拿大开发署和澳大利亚开发署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资金，围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编制与管理、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支出优化、公共投资政策等方面开展考察培训活动。先后派出了17个考察团，11个短期培训团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瑞典进行短期考察和培训学习，获得了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推动了财税体制改革。

3.中长期出国培训学习。（1）2000年，财政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作，利用英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技援项目资金，共派出了5名干部到曼彻斯特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深造。（2）利用世界银行技援项目资金，先后派出了8人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宏观经济管理和房地产税费管理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课题研究。（3）派出5人到国外金融机构和大学进行中长期培训。

4.开展课题研究。（1）2000年，财政部还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技援项目资金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研究”“政府债务政策”、“税费改革目标及总体改革思路”、“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改革国库支付制度”、“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高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等22个课题的研究。为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2）财政部利用世界银行技援资金，制定和颁布了包括《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量表》、《债务重组》等13个会计准则。这些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5.参加国际组织的研讨会和培训班。2000年，财政部组织部内近20人参加了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举办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金融业改革、全球债务管理、公司治理改革方面的国际研讨会或培训班。另外，还派代表团前往经合组织总部参加2000年经合组织预算高官会议。

三、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一）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合作。

1.中国与世行合作面临新的形势。一是世行政治化倾向加强。一个重要表现是世行业务重点亦偏离传统的经济发展领域，更多地介入非经济领域，涉及借款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等上层建筑。二是在少数发达国家影响下，世行贷款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分配格局与政策特征。在部门分布上，世行贷款以不与私人部门竞争为由，重点投向扶贫、社会发展、环境等部门，逐步淡化基础设施等传统部门。在贷款种类上，近年来世行重诊断评估，轻贷款投资；重附加政策条件的调整贷款，轻传统的项目贷款。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移民安置、环保等所谓“保障条款”，加大了世行项目的执行难度和成本。三是贷款成本提高。1998年，世行管理当局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强行对硬贷款提价，直接造成借款国的额外利息负担。由于西方捐款国因素，从1999年7月起世行已不再向我国提供软贷款，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扶贫等部门使用世行资金的能力。四是世行国别贷款规模上限政策对我国利用贷款的规模形成制约。世行出于财务风险管理考虑，规定对单个借款国已支付未偿还的硬贷款余额不得超过135亿美元。截至2000年底，我国实际利用世行硬贷款余额已达110亿美元。

除上述世行政策变化之外，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对世行的需求发生了改变，与世行的合作更具选择性。

2.中国作为重要股东国在世行发挥积极作用。世行集团现有181个成员。执董会由24名执董组成，其中5人由拥有股份最多的5国（美、日、德、法、英）政府委派，其余19人由其他成员国的理事按地区分组选举产生。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作为单国选区可以自行选举一位执行董事。我国是世行第六大股东国。面对世行出现的若干政策新动向，2000年在世行做了大量工作，在积极争取世行优惠贷款的同时，关注世行业务发展方向，反对世行政治化倾向，维护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2000年9月和4月，世行理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与世行副理事、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分别率团出席世行年会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两次会议又称“春秋例会”），代表中国政府就全球公共产品、世行政治化倾向、综合发展问题、中低收入国家的减贫与发展等重大政策问题发表了看法。

我国执董办积极参加有关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发展效益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参与世行有关重要政策文件的讨论。对一些涉及面广的政策问题，我国还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进行双边磋商，以求得共识并扩大影响。

3.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一是我国利用世行贷款简况。2000年，世行除停止向中国提供软贷款外，硬贷款与往年比较也有所下降。全年共批准9个对华贷款项目，承诺贷款总额为14.41亿美元。从部门上看，这些项目分布在交通（3个）、环境（3个）、农业（2个）、技援（1个）等领域。从地区上看，这些项目也呈现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特点。截至2000年底，世行对我国承诺贷款总额已达335.10亿美元，其中硬贷款232.95亿美元，软贷款102.15亿美元，用以支持229个项目。世行对华贷款体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产业布局，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遍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卫生、城建和环保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二是与世行在调研领域的合作。2000年，世行在中方的配合下，完成《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中国：加强公共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国的私营电力》、《中国液化天然气研究：市场、结构和融资的选择》、《中国的产业环境绩效：稽查员的作用》等调研报告。这些报告，不仅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也为我国利用世行贷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受到我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与世界银行集团其他机构的合作。一是2000年，中国政府继续鼓励国际金融公司（IFC）扩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业务，重点支持国内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全年IFC共批准9个对华投资项目，投资承诺总额2.35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3132万美元、自身贷款9200万美元、联合银团贷款1.12亿美元。截至2000年底，IFC共批准对华项目37个，承诺投资金额达27亿美元，其中IFC实际投入约9.79亿美元。二是2000年，财政部继续推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对华业务，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底，MIGA共向18个外商对华投资项目提供担保，涉及保额1.3亿美元，约占MIGA担保总额的3%。这些担保对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为了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财政部与MIGA于2000年11月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促进南南合作国际研讨会”，向我国企业介绍MIGA业务情况及其国际经验。

5.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全球环境基金（简称GEF）成立于1991年，目前有161个成员。其宗旨是促进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向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具有全球效益的环境保护活动提供赠款。我国是创始成员国，并在其理事会的32个选区中享有单独席位。我国既是GEF的捐款国、更是受益国。在GEF试验期、第一期增资和第二期增资期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共向GEF损款1400万特别提款权（约合1980万美元）。2000年6月，GEF批准中国北京环境二期项目，赠款2500万美元。截至2000年底，我国已获得GEF赠款承诺2.3亿美元，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节能、再生能源、天然气甲烷气利用等多种领域，在所有受援国中位居第一。此外，我国还参与了许多区域或全球性项目。近年来，在国际金融组织对我国软贷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GEF的赠款已成为我国利用国际多边优惠资金的重要渠道。GEF所支持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环保资金的不足，引进了环保方面先进的国际经验。

（二）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系政府间区域性多边金融组织，成立于1966年。按各国认股份额，目前中国位于日本和美国（两国并列第一）之后，居第三位。在亚行执董会12名董事中，我国享有独立选区地位。亚行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

1.中国作为重要股东国在亚行发挥积极作用。一是2000年5月，亚行理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亚行理事会第33届年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言，阐述我国对世界和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看法，介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和远景规划，评述亚行的业务政策和导向。二是积极参加亚行业务政策的制定。2000年，亚行董事会讨论通过的主要政策文件有：2000年筹资计划，部分资信担保收费政策，小额信贷发展战略，私营部门发展战略，部门风险担保政策，水资源政策，三年滚动计划和预算框架，亚洲开发基金（ADF）八期集资报告，根据表现分配ADF资金的贷款政策，长期发展战略框架等。我国驻亚行执董办根据国内指示，在董事会上阐述了中方就有关政策的立场，向各成员国表达了中国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立场。

2.中国与亚行合作取得新进展。

自加入亚行以来，中国与亚行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和扩大。目前，中国已是亚行硬贷款的第二大借款国，亚行技援赠款的第一大使用国。一是我国利用亚行贷款简况。2000年亚行董事会共批准对华贷款项目6个（交通项目3个，农业、城建、能源项目各1个），金额达8.723亿美元。截至2000年12月31日，亚行董事会共批准对华贷款项目84个，总金额约达103.193亿美元，技术援助项目354个，赠款金额共约1.876亿美元。在这103.193亿美元的批准贷款额中（含私人部门业务），已经拨付的贷款为58.525亿美元。另外，自1990年中国向亚行开始还本付息以来，已向亚行偿还本金6.827亿美元，支付利息12.808亿美元，支付承诺费6070万美元。截至2000年底，亚行对中国的贷款余额即未偿还本金约51.137亿美元（含汇率变化因素）。这些贷款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农业、供水、环保等行业部门，对加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缓解资金压力和交通、能源瓶颈制约状况，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贫困地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二是我国与亚行在非贷款领域的合作。2000年亚行批准对华技术援助项目25个，赠款金额约达1762万美元。此外，亚行还与中方合作开展经济调研活动。2000年11月财政部与亚行驻华代表处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国际研讨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截至2000年12月31日，亚行董事会共批准对华技术援助项目354个，赠款金额共约1.876亿美元。亚行技援项目覆盖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企业改革等众多领域和教育、卫生、农业、水利等各行各业，帮助我国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对部分部门和区域的发展战略、政策法规或重点问题进行了调研，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建议。三是亚行驻华代表处成立。2000年6月，亚行在我国北京设立代表处。这标志着亚行的对华业务以及中国与亚行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翻开了新的篇章。

3.中国积极参加亚行牵头的区域经济合作。

近年来，亚行非常重视区域合作，并先后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中亚地区及东北亚地区积极推动建立合作机制。2000年，财政部作为亚行区域合作业务的对外协调单位，完成了以下工作：一是出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二是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下援助老挝公路建设，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商讨具体执行措施；三是参与建立中亚区域合作机制（我国新疆和周边四国）的磋商；四是与亚行初步探讨如何开展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的区域合作。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潘文星、关秀珍、徐冬宁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