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经外交工作

1999年，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对平稳，为国际财经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发展方向看，世界经济在继续呈现全球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财政部根据我国的整体外交战略，并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为宗旨，代表国家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财经外交工作：

（一）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是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总统卡特商定的一个综合性论坛，供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财政、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

应财政部部长项怀诚邀请，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一行于1999年10月23日至26日来华访问，举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2次会议。

10月24日，萨默斯一行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副部长金立群陪同下，乘专机赴兰州拜会朱镕基总理。在会谈中，朱总理向萨默斯财长介绍了我国开发大西北的总体战略、保护环境的措施、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等。10月25日，温家宝副总理会见了萨默斯财长及其主要随行人员。温副总理和萨默斯主要就中国金融部门改革，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

10月25日上午，项怀诚部长和萨默斯财长共同主持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2次会议的开幕式。项部长指出，本次联委会是为贯彻9月份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奥克兰会晤达成的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共识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双边活动。项部长在致词中还介绍了中国经济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中国政府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措施、金融部门的改革及国企改革等情况。萨默斯在开幕词中简要介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和美国宏观经济情况，并欢迎中国加入新成立的20国集团，强调中国的加入将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开幕式后，项怀诚部长与萨默斯财长举行了双边会谈，就中美两国的财政经济状况、银行资本重组、国企改革、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在中美联委会正式会谈中，双方政府财经部门的高级官员就地区及全球经济形势、国际收支及国际金融框架、经济全球化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2次会议联合声明。两国同意在联委会的框架下建立由双方财政和央行副手主持，双方的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官员参加的对话机制，就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下一次中美联委会会议将于2000年在华盛顿召开。

（二）有关国际财经论坛的活动。

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财经领域的协调显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制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金融危机过后，各国在认识到维护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发出了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的呼声。因此，各种新的全球性和区域性财经对话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框架、“10+3”对话机制、金融稳定论坛、20国集团（G-20）等，也先后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也在这些论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10+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和中、日、韩金融合作。

10+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是胡锦涛副主席于1998年12月在越南河内出席第二次9+3（东盟9国+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议建立的。后由于柬埔寨加入东盟而改称为“10+3”。在10+3领导人会议框架内建立的10+3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是财政部结合我国整体外交战略，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形势和需要而适时提出的。

第一次9+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于1999年3月1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金立群副部长率团出席了会议。第一次9+3财长会于1999年4月30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项怀诚部长率团出席了会议。两次会议都就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加强对短期资本的有效监管等进行了讨论。项部长和金副部长分别在会议上发了言，呼吁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

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在1999年11月28日10+3领导人第三次非正式会议之前，举行了第二次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金立群副部长率团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通报了各自国内经济情况，并就地区经济合作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金立群副部长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情况，以及中美达成WTO协议的有关情况。关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金副部长强调指出，中国支持在10+3框架内建立东亚合作机制，支持加强同东盟国家在促进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支持建立10+3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会晤机制，为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政策建议。

为了配合“10+3”对话机制，1999年8月20日至21日，中、日、韩三国金融合作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此次研讨会是东亚三国财政金融领域的官员和学者共同探讨地区金融合作的第一次尝试。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率团出席了会议。

2.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财政和央行副手会。

20国集团是1999年9月2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宣布成立的。其成员组成除强调对国际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外，还较好地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0国集团（G-20）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1999年12月15日至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项怀诚部长和金立群副部长分别率团出席了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和财政及央行副手级会议。在此之前，为部长级会议作准备，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副手级会议于1999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在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和副手级会议上，项部长和金副部长分别就中国经济的近期情况和20国集团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了发言。发言强调，主要发达国家应协调其宏观经济政策，维持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以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继续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体制的建设，增加自身抵御危机的能力。此外，发达国家在制订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切实重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优惠资金与先进技术。

关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发言指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解决危机已不可能只靠几个发达国家和现有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过程中，应广泛征求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

中国在本论坛中的积极表现得到了与会各方的赞扬，发挥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起的作用。

3.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及下属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时的宗旨之一是加强地区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亚太经合组织有关会议对金融危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从过去被动地接受领导人会议的指示，转变为主动向领导人提供政策建议。1999年4月和8月底分别在华盛顿和新西兰惠灵顿举行了两次亚太经合组织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参加了会议。

1999年5月15日至16日，第六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各国财长对亚太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了讨论。项部长在会议发言中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重点介绍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近况，表示中国在1999年仍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对区域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项部长强调，中国对亚洲经济的复苏持乐观态度，并始终充满信心。

4.亚欧财长会议。

亚欧财长会议是亚、欧两大洲之间就财政和金融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的重要论坛，它于1996年3月亚欧会议（领导人会议）以后建立。其成员为亚洲10国（原东盟7国加中、日、韩）和欧盟15国。它为亚欧各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就宏观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论坛，并推动了亚欧各国间在财政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第二次亚欧财长会议于1999年1月14日至16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形势正处于关键时期，危机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开始启用，将对欧洲和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率团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中国经济和亚洲地区金融部门的结构调整情况作了发言。与会代表通过发言和本次会议的主席声明，对中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高度赞赏，认为这是对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的贡献。

5.马尼拉框架会议。

1997年11月18日至19日，美国出面推动菲律宾以东盟名义召集有关国家的财政和央行副手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就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基金机制（Asian Fund Facility）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会议就建立和加强金融稳定的区域合作框架达成一致，故称“马尼拉框架”。自此，马尼拉框架会议每年举行两次，由14个成员的财政和央行副手参加，主要就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监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作为马尼拉框架的重要创始成员之一，积极地参加了历届马尼拉框架会议。1999年，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率团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新加坡举行的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主要就地区经济及金融形势监控、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的援助方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金副部长在两次会议上都就中国政府为缓解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介绍，并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有关问题发了言。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潘文星执笔）

二、双边友好往来、技术援助与智力引进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背景下，财政工作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各国之间在财经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变得愈加重要。1999年，配合我国财政工作重点，财政部积极开展双边友好往来，吸收国际技术援助及智力引进工作。在学习国际经验和推介我国改革与发展经验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双边友好往来。

1999年，财政部围绕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和加强财经制度管理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强双边友好交往工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出访考察。

应印度财政部副部长可卡尔的邀请，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率中国财政部代表团于1999年12月21日至28日对印度进行了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楼继伟副部长会见了印度财政部部长辛哈以及印度央行行长等高级官员，就如何加强两国在国际金融和财经领域的合作充分交换了意见。楼继伟副部长还应意大利和匈牙利两国财政部的邀请，于1999年10月上旬就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对上述两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结合财政部着手研究建立我国政府公共财政制度的课题，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率团考察了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公共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金莲淑应澳大利亚国库部的邀请，率“财政监督与管理考察团”考察了澳大利亚的财政监督与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对财政收支的监督手段和对企业财务制度的规范管理方法。

2.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总裁篠泽恭助于4月25日至29日应财政部邀请访华。这是日元贷款的中方窗口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转移到财政部之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会见篠泽时对日元贷款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就第四批日元贷款后两年项目的实施问题交换了意见。篠泽还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考察了日元贷款在建项目的进展情况。

应楼继伟副部长的邀请，老挝财政部副部长喷万塔于4月4日至11日率老挝财政部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楼继伟在与喷万塔的会谈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以及近期经济改革的新举措。代表团还就中国的预算、税收制度、财政监督和国债发行等问题分别向部内外的有关单位了解了情况。

11月17日至20日，菲律宾财政部部长埃斯比里杜应项怀诚部长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项怀诚在会见埃斯比里杜时，着重就两部门的合作和地区金融形势交换了意见。埃斯比里杜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共同签署了“中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之后，埃斯比里杜还对上海进行了友好访问。

3.重要双边会谈。

1999年，财政部领导与前来财政部拜访的外国客人举行双边会谈的主要有：项怀诚部长会见越南常务副总理阮晋雄、韩国财政部部长康奉均、塞浦路斯财政部部长克莱利迪斯；楼继伟副部长会见越南组织干部部部长杜光中、韩国金融监督院副院长金商勋、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委员武富将；张佑才副部长会见津巴布韦财政部部长穆雷瓦；金立群副部长会见日本大藏省财务官黑田东彦、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原口幸市、东南非贸易开发银行行长奥冈；高强副部长会见韩国议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金东旭、越南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英杰等。

（二）技术援助。

1999年，财政部技援工作的重点是争取新的技援项目，加快现有技援项目的实施进度，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包括资金及国外先进经济管理经验方面更及时、有效的支持。

1.争取新的技援项目。

1999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签署了“会计改革与发展”、“第四期技术合作信贷”两个项目的贷款协定，贷款总额达7800万美元，先后完成了两个项目贷款协定的生效手续，并已分别正式启动项目的实施，为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以及机构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及时提供了大力支持。

2.抓紧正在执行的技援项目的实施。

1999年，为进一步配合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进度，财政部加大了对财税、经济法、第三期技术合作信贷等项目的监督和检查力度，开展了一系列项目检查活动。经过努力，项目执行进度和质量明显加快与提高。

3.使用技援资金，扩大对外交流，加强人员培训。

1999年，财政部利用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资金共组织了10个出国考察团组，涉及到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和菲律宾等10多个国家，内容包括政府非税收资金的管理制度及政策、反周期财政政策研究、国库改革、外汇资金管理、预算科目设置改革、燃油税改革、国家赔偿费用管理、税收政策与税收管理体制、税收优惠政策、特殊区域及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和农业节水灌溉等重要课题。此外，财政部利用世行项目组织了“政府财政统计标准化”、“预算收支分类及预算编制”和“节水灌溉培训”等方面的培训班。

（三）智力引进。

1.1999年财政部智力引进工作的几个特点。

（1）合作伙伴日趋增多。除传统的合作机构即世行之外，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D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AID）、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和曼彻斯特大学等多边、双边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财政部全方位了解国际经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2）合作内容重点突出，紧扣财政部财税改革、国有资本金管理、财政资金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核心工作内容；（3）合作方式多样化。有走出去请进来、国内和国际研讨会以及出国考察和培训；（4）合作效果初见成效，中外各方均表示满意。通过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有力推动了财政部在预算管理、公共支出结构与管理、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财政立法、税收政策等方面进行的改革。同时，通过对外交流，财政部人员的素质和外语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2.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和亚行的合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9年8月和11月两次派团来华，分别会见了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等部门，旨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财税改革领域的技术合作。整个技术援助项目分为预算管理（包括细化预算分类、合理预算编制和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三个课题）、税收征管和税收政策三个部分，分别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执行。

世行、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1999年在全球召开了许多国际研讨会和培训班，财政部积极对外提名、推荐部内和国内其他部门人员参加，几十位同志中选，为提高部内及其他单位人员素质，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3.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合作。

1999年11月22日至24日财政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召开了预算管理国际研讨会，美国、荷兰、加拿大的高级官员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的现有预算体系，为财政部的预算改革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财政部领导高度重视这次研讨会，会议期间，楼继伟副部长会见并宴请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方面的高级官员和专家，就预算改革、财政支出管理等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4.与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的合作。

目前，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是与财政部合作项目最多的双边机构，与公共支出司有“公共支出预算管理”项目的合作，与经贸司有“国有企业改革”项目的合作，与基建司有“重大工程投资政策”项目的合作，与人教司有“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的合作。

1999年1月，在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财政部公共支出司组团赴澳考察了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情况。双方在10月25日至29日召开了中澳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研讨会，来自澳大利亚财政部、国库部、社保部和教育部的高级官员系统地介绍了澳大利亚现行的公共支出结构和立法保障。

在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资助下，1999年3月财政部经贸司组团赴澳考察，了解了澳大利亚财政资本性支出的目的、领域和条件；澳大利亚政府对国有企业、公营企业和国家参股企业的管理；澳大利亚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成效。这为财政部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提供了参考。

5.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合作。

财政部1999年开始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合作，第一个课题是“公共支出优化和结构调整”，项目总投资为50万加元无偿援助，目的在于提高中国政府在公共支出预算领域的政策制定水平。10月底至11月初，财政部办公厅组团赴加考察了加拿大联邦公共支出和地方公共支出。双方对合作的结果均表满意，并计划于2000年5月25日由财政部组团赴加举办题为“公共支出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培训班。

6.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

财政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进行“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的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方面援助70万美元。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对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以建立健全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另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中国的财税改革也非常感兴趣，在得知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合作项目之后，通过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向财政部表示愿意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资金额度为150万美元左右，其中包括由其吸收的双边赠款。

7.与英国政府及大学的合作。

1999年财政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达成协议，由英国政府提供部分奖学金，并于当年派出4名公务员赴曼大学习。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张文才、王洪贵执笔）

三、中国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社会包括多边开发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由财政部承担中国政府窗口职能的多边开发机构共有三个：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1999年，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背景下，中国与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又取得了新进展，开创了新局面。

（一）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集团共包括五个成员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1999年，我国与世行集团在贷款和非贷款领域的合作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我国利用世行贷款简况。

1999年，世界银行共批准了20个对华贷款项目，承诺贷款总额为23.105亿美元（见附表1）。其中硬贷款18.879亿美元，占81.71%；软贷款4.226亿美元，占18.29%。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交通（占贷款总额的33.37%，下同）、农业（20.06%）、能源（18.18%）、卫生（4.59%）、技援（2.38%）和其它行业（包括环境、扶贫、教育、救灾等共7.4%）。

截至1999年底，世行对我国承诺贷款总额已达328.70亿美元。其中硬贷款226.631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68.95%，软贷款102.07亿美元，占31.05%，用以支持220个项目。世行对华贷款体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产业布局，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遍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卫生、城建和环保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

2.我国与世行在调研领域的合作。

1980年以来，我国与世行共合作完成了80多项调研报告。不仅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也为我国利用世行贷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受到了我国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9年我国在与世行进行贷款合作的同时，在非贷款领域特别是经济部门调研方面也开展了积极的合作。调研内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农村发展战略、社会保障等专题。

3.我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其它机构的合作。

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宗旨是通过支持成员国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其业务手段主要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和银团贷款。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共批准了9个对华项目，投资总额为2.4亿美元，涉及金融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建材和化工石化等领域。截至1999年底，国际金融公司共签约37个中国项目，我国实际引入的国际金融公司投资约为9.8亿美元。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宗旨是通过为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提供非商业性风险担保，促进国际资本、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截至1999年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共为19个外商在华投资项目提供了1.33亿美元的非商业性风险担保。

（二）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系政府间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成立于1966年。亚行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多年来，亚行为发展中成员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资金，并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援助，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亚行共批准对华贷款项目7个，总额为12.32亿美元。其中交通项目2个占41%，灾后重建项目3个占27%，城市发展项目1个占24%，环保项目1个占8%（见附表2）。此外，1999年亚行对我国28个项目提供技术援助资金约2000万美元。

截至1999年底，亚行共批准对华贷款项目78个，贷款总金额近94.25亿美元；共批准技援项目330个，总金额约为1.6亿美元左右。这些贷款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农业、供水、环保等行业部门，对加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缓解资金压力和交通、能源瓶颈制约状况，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贫困地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亚行技术援助覆盖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企业改革等众多领域和教育、卫生、农业、水利、林业等各行各业，帮助我国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对部分部门、区域的发展战略、政策法规或重点问题进行了调研，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建议，对一些银行、企业提供了咨询和人员专向培训，受到了这些部门和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三）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

全球环境基金（GEF）的宗旨是促进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水域和保护臭氧层四个领域开展的具有全球效益的环保活动提供赠款。全球环境基金成立于1991年，财政部为其国内窗口单位。截至1999年底，我国共有14项独国实施的项目获得资助，赠款额约为1.98亿美元。此外，我国还参与了许多区域或全球性项目。全球环境基金所支持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环保资金的不足，引进了环保方面先进的国际经验，有利于促进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世界银行现有181个成员国，其负责组织日常业务的执行董事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我国为世行第六大股东国，作为独立选区可以自行单独选举一位执行董事。亚洲开发银行现有57个成员国和地区，其董事会由12名董事组成，我国也享有独立选区地位。全球环境基金共有155个成员国，设有32个理事席位，我国享有独国席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利用在多边开发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严格维护这些机构的章程，在保证其业务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利用国际发展资金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目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区域合作安排越来越多，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愈来愈激烈，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9年，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副部长金立群利用率团出席世行、亚行年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就构建国际金融新框架，尊重各国独立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正确处理环保、扶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倡议，为保证全球化经济体系能够从制度与规则上体现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徐冬宁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