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需求型投资动机下的财政政策工具选择

福建省财政厅｜唐文倩

摘要：本文认为当下主导企业投资的因素是市场需求拉动，而非降低成本驱动。普惠性的减税降费对引领企业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与塑造新动能新经济、培育新产业新税源的宏观目标不够精准匹配。当前财政政策应变“降成本”为“扩需求”，加大在新基建、新质生产力形成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的支出力度，同时，大规模减税降费向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转变，适当聚焦“减税”作用方向，从流转税减免为主转向直接税减免为主，由企业为主转向企业和居民并重，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更好地激发企业投资，弥补市场需求不足。

关键词：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市场需求

自2016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提振企业投资信心，我国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起到了稳定企业生产进而稳定经济社会安全的作用，但对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激励作用却不够显著，以往被证实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投资的减税降费政策，在近两年却未能再度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特征与企业投资动机的差异

（一）减税降费政策涵盖范围较广，对企业投资的针对性激励不够明显。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囊括了“营改增”、下调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留抵退税等众多措施，以及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小微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放宽小微企业认定条件等，其作用更多体现为广义上的企业税收和社保支出成本下降，而并非直接瞄准作用于激励企业投资的目标。

（二）减税规模总量庞大，但微观个体获得感不是很强烈。由于本轮减税降费政策具有普适性，惠及1798万家企业，占全国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如果只是从成本视角考量，单个企业获得的减税降费额度不足以直接促使其增加投资。

（三）政策作用主体集中在增值税减免，对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够显著。理论研究认为，相对于流转税，对企业所得税、资本红利税等直接税的税收减免更有助于激励企业增加投资。而本轮减税降费政策集中在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上。这种偏向于增值税的税收减免结构抑制了其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四）居民消费需求不振，导致企业投资对减税政策不够敏感。马克思投资理论指出，投资必须服从市场消费需求，才能够实现产品的“惊险一跃”。这意味着，企业投资更多是受市场消费需求带动，而非降低成本驱动。因此，相对于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企业对未来市场消费需求的预期才是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关键因素。当前企业的谨慎预期产生的投资负面效应大大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正向激励，加剧了降成本为主导的政策工具对投资激励作用的短期失灵。

市场需求型投资动机下的宏观政策导向与策略

（一）调整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在继续稳固居民收入、稳定就业、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宏观政策必须要能够更快、更有力地激发投资增长，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在市场需求主导企业投资的背景下，相对于“降成本”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具有更直接的总需求扩张效应，对促投资、稳就业进而增加产出的作用会更显著。简而言之，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导的需求激励将成为经济增长复苏的关键一环。财政政策要逐步从帮企业“降成本”转为帮企业“扩需求”，即从“减税扶企”逐步变为“增支助企”，以更直接的总需求扩张效应，引领扩大新基建投资，从“增支”入手引领新经济、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二）优化预算管理的技术策略。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管理与指导。建立更为严密的评估指标体系，从债务特点、债务压力、债务资金投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等方面，优化设置债券发行规模、期限及区位分布，应对可预见的债券发行申请高峰。二是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管理理念，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将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目标渗透到具体项目源头上，遏制基层无序、低效化、同质化支出冲动，在支出扩张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谋划未来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些都将为财政支出扩张提供新的发力空间。三是合理安排保障财政资金支出力度和进度，做好预算精准平衡。在“增支”政策导向下，优化预算执行的技术策略。加快各级政府发债规模和进度，在此过程中需要策略性地调整投入结构、调节投资强度、改善平衡关系，缓解基层财政的平衡压力。四是严格对财政资金使用及绩效考核。强调“宽债券发行、严用途监管”，防止新增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现阶段激发有效投资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财政“增支”偏向新基建及乡村全面振兴，致力于形成新质生产力。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调控工具逐步从“减税”为主转变为“增支”为主，将更有利于激发市场需求拉动型的投资增长，更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力。在基建支出方面，数智化时代的新型基建诉求、新质生产力培育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为财政支出扩张提供了新空间。在一些发达省份、发达城市和地区，高速公路、停车场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不足；以5G技术、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产品为标志对应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缺口巨大，并且在省际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悬殊，亟待协调发展。这些都为财政支出扩张发力提供了新的领域。此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具备较大的投入空间。

（二）大规模减税降费向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转变。在当前企业和居民广义税负依然较高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不是退出，而是在作用主体和方向上有所调整，将政策重心转移至引导和促进企业增加投资，产生“造血机能”。一是加大对居民个体的直接税收优惠和减免。将扶持政策的重心由以企业为主体转向为企业和居民并重。通过优化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边际税率，并结合社保综合费率降低，将减税降费效果切实转换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二是集中力量加大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费力度。可以考虑将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就业指标挂钩，倾向于鼓励和扶持那些能够产生新增就业的企业；对中小企业延续以最低工资作为征缴社保费用的基数，以提振市场信心、强化利润增长预期，增强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差异化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减税力度，促进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

（三）政策工具需形成合力，加快促进内外需求复苏。一是加快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产品供给体系改革，以社会公共产品服务替代和降低居民个人预防性储蓄动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二是加快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保障有效投资扩张的资金需求，并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三是保持物价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护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投资信心。四是鼓励和帮助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去”。优化重点区域特别是内陆地级市营商环境建设，做好平台政策服务工作，考虑重点扶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当地企业合作建设的海外产业园区，实现互利共赢，积极拓展出口订单资源，创造更多外部需求。

责任编辑　李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