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财政政策体系　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王海霞　中国民生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黄潇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海外需求增长乏力，叠加欧美等国分散供应链的政策性影响，我国出口动能有所转弱，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有效扩大内需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主要挑战之一，并将“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着力扩大内需”作为2024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在此背景下，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进而促进扩大内需政策落地增效，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优化财政政策体系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

完善税费优惠政策，从供需两端激发消费潜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及税收政策调整有效增强了税收对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推动作用。在供给端，我国全面推动营业税改增值税，有效规避了营业税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此外，增值税税率减并及下调措施使企业增值税税负明显下降，加之增值税进项抵扣、留抵退税等政策力度的不断增强，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在需求侧，我国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调整优化，将个税起征点由3000元上调至5000元，并增加了包含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有效减轻了居民的个税负担，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了消费能力。

伴随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及一揽子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我国最终消费率从2012年的51.1%最高增长至2019年的56%，近年来受疫情影响，消费率略有下降，2022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3%。从世界范围内来看，2022年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的最终消费率分别为82.%、73%、77.2%和70.9%，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仍然偏低，优化税收政策体系、从供需两端激发消费潜能仍大有可为。

第一，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减免改革，助推消费扩容升级。一方面，降低农产品及粮食类农副产品、生活用水、暖气等生活必需品类的增值税率，降低居民的刚性生活成本，为促进消费升级留足空间。另一方面，为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产业提供切实有效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如降低税率及加大研发扣除力度等，从供给端降低新型消费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契合消费者消费需求变化的同时，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调整优化消费税税率及结构，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现行消费税主要课税对象包括高档化妆品、珠宝玉石、烟酒等。但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普遍提升，过去属于高档奢侈品类的部分商品已成为普通品，加上珠宝玉石、酒等品类内部存在较大的价格分层，现行消费税征收标准亟需调整。一方面，应对“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品类标准进行重新衡量与设置，对酒品、高档化妆品、高档手表等商品的起征标准进行调整，并实行基于价格的超额累进税率，助力居民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应适度提高对高能耗、高污染商品的消费税税率，强化消费税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

第三，优化所得税政策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一是将课税单位由个人调整为家庭，并根据抚养子女及赡养老人数量确定减除额度，并根据物价指数调整减除标准，切实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二是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扩大前两档个税的级距，并合理降低前两档税率，使得个税政策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提高其实际消费能力及边际消费倾向。三是将财产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等逐步并入个人综合所得，并取消对资本所得的过多优惠政策，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

最后，重视对税收政策的宣传作用，强化居民对消费类税收减免的认知和理解，激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

优化财政支出政策，强化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撬动作用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部分。首先，财政支出与政府购买直接相关，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使政府购买增加，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总需求从而使居民消费增加；其次，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间接的带动企业投资增加，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刺激居民消费增长。当前财政支出政策在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财政支出政策实施后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对消费的刺激效果；部分财政支出政策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不同区域和群体实际情况，间接导致收益分配不均。

从国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经验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可以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满足社会和公共需求从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因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要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创新财政支出政策等方面全面发力协同作用。

第一，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比例，更好地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内需的主动力。围绕居民消费升级方向，着力推动壮大文化、旅游、健康、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消费新增长点。充分运用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第二，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促进和扩大信息消费，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产品的服务和供给能力。广泛推进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服务保障水平，培育发展新型信息消费业态。

第三，创新财政支出政策，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着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是应聚焦事关国家竞争力的重点产业技术，推动化解关键领域的技术难点堵点问题，增强产业自主能力和竞争力。二是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领域，夯实重点领域的基础支持。三是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力度，培育新产业新赛道。四是落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的财政支持政策，扩大对企业创新的财政补贴等，更好激发重要产业中小企业的创新力。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能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转移支付在我国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有效扫除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规模上看，1994年到2023年，我国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由550亿元增长至10.29万亿元。从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来看，我国转移支付资金明显向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西藏、青海、宁夏的人均转移支付分别为6.24万元、2.46万元和1.60万元，而浙江、广东、江苏的人均转移支付则分别仅为1336.93元、1611.95元和2479.25元。在居民收入层面，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的兜底与保障作用不断增强。从1998年到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从417元增加到7261元，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从12.81%增加到18.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从97元增加到4557元，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从4.47%增加到21.01%，转移支付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支持作用进一步凸显，为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增强其消费能力提供了保障。现阶段应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转移支付对消费的提振作用。

第一，持续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覆盖范围，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在持续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不断扩大转移支付的受益范围。增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巩固农村地区的生产和建设性惠农政策实施力度，用好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常态化手段，引领新型消费、促进消费升级。

第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避免形成长期的福利依赖。转移支付能够有效的增加居民消费，但转移支付的规模过高也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因而，需要在持续优化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适时适当调整转移支付的重点领域，维护好受助群体的社会劳动积极性，增强消费增长的持久动力。

第三，推进转移支付政策的差异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增强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增加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支持力度，提高各类转移支付的给付标准。强化财力相对充裕地区投入结构和投入效率的转移支付财政投入。此外，充分发挥区域间对口支援，探索资源分配新方式，从而实现平衡地区财力、区域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　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