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铸币权的收与放

中国财税博物馆｜俞丹

在中国财税博物馆中国古代财税历史展厅，藏有西汉青铜五铢钱模一件。这件直流分铸式五铢钱模长22厘米、宽9厘米、厚0.6厘米，铲形，青铜质，以主浇道为中轴，两侧对称分布六组分浇道，共二列十二枚阳文钱型。《论衡·物势》中记载，“埏植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这件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其实就是西汉当时的“印钞机”。一般有模和范两种：模中的钱文阳文正书，为翻制范的工具，多用铜或石制；范的钱文阴文反书，范面有沟漕，以便灌注金属熔液，多用铜、铁、土或滑石制成。这件青铜五铢钱模用于翻制泥质子范，子范一般为双面阴文钱型，和钱模配套叠压使用。

铸币和盐铁一样，是古代王朝的命脉。掌握铸币权是古代王朝巩固中央集权、把控财政大权的必然需要。秦统一六国后，货币统一发行，但在西汉前期曾经历了允许私铸、禁止私铸、放任私铸三个阶段，导致钱法混乱，直至汉武帝六次币改，铸币权才最终真正收归中央。承秦制的西汉在王朝建立初期为何要数次放弃铸币权呢？这和当时的中央集权财政有着怎样的联系？又是何种原因让西汉一再颁发禁铸令最终收回铸币权？带着种种疑惑，让我们经由这件古代“印钞机”回到西汉，观察大一统后西汉在强化中央集权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博弈。

汉朝初期，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后，国力疲敝，百姓生活困苦。《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说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为快速恢复经济，刘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同时“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允许民间和地方私铸钱币。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无为而治”，放弃铸币权。但实际情况是经过连年战乱，国库已极度空虚，拿不出足够的金属原料来铸造钱币，加上铸币还需要人力、技术，只能把铸币交给诸侯和巨贾，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说，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刘邦选择了利益让步。另一方面，汉初的朝廷官员大多和刘邦一样出生草莽，在他们看来，手里没货币那就多铸造货币，这样就能增加朝廷和人民手中的财富。当时铸的榆荚钱简称荚钱，钱文“半两”，但重量只有三铢标准，是“秦半两”的1/4重，后人又称“榆荚半两钱”。

休养生息稳固了西汉政权，充盈了国库，刘邦遂于公元前199年颁布《盗铸钱令》，收回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可见，刘邦统治的西汉王朝是明白铸币权对于中央集权财政的意义的，但诸侯并没有执行刘邦的命令。一枚标准的“秦半两”经重熔改铸可变成三、四枚新的“榆荚半两钱”，巨大的利润下，私铸屡禁不止。朝廷和民间的钱币数量大大增加了，但钱币也越来越轻薄，越来越不值钱了。汉惠帝时期，钱多物价高，“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面对通货膨胀、钱币混乱等诸多问题，吕后二年实行八铢钱替代半两钱，再次禁止民间铸币，对私铸行为的打击力度也非常之大。我们可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牍《二年律令》中窥见一斑，该律令明确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免除罪人者，许之”，即指盗铸者判死刑，协助盗铸者同罪，知情不告者缴纳财物赎罪，抓捕者奖爵位一级或免一名亲友的死罪。然而，法令实行效果不佳。八铢钱后来又因朝廷财力不足改为五分钱，即重量只有“半两”的五分之一。

秦半两钱，中国财税博物馆馆藏

青铜五铢钱模，中国财税博物馆馆藏

到了文帝时期，“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民间铸币再次开放。为何到文帝时期又再次放弃铸币权？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以外藩身份入京继承大统。汉文帝即位时内有陈平、周勃等重臣，外有齐王刘襄、吴王刘濞等诸王，还有匈奴虎视眈眈。刘恒明知劣币泛滥，物价居高不下，但政权尚不稳固，贸然强行收回铸币权必会触动各方利益，危及统治，加上朝廷财政亏空，无力铸钱满足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货币需求。公元前175年，汉文帝索性将“盗铸”合法化，“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这其实是一次中央集权与诸侯自治的平衡，毫无疑问朝廷对财政的控制力相应减弱了。虽然汉文帝在政治和经济的权衡中选择了放任民间自铸，但规定必须按照朝廷规定的重量和成色铸造新的四株钱。汉文帝时期还专门制作了钱衡，交易的时候不看货币面值而看重量。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称钱衡”上就写着“十取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徭里家，十日正。”意思是十个轻重不等的砝码供称量时使用，如有人不用这种统一的衡制，就会受到服徭役十天的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货币文重分离、以次充好的现象，限制了劣币泛滥，推动了经济的良性发展。

但是，汉文帝此举遭到了贾谊的反对，他听闻汉文帝放开私铸后上呈《贾生谏放民私铸疏》。贾谊在这篇谏书中指出，允许民间私铸会使人民因谋私利而犯罪，会导致货币混乱，会让人民放弃农业生产……总之，对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利。贾谊提出朝廷要垄断铸币，垄断铜矿资源以禁私铸，并罗列了收回铸币权的七大利处，希望朝廷借此充盈国库，加强财政，解决地方势力威胁，防止匈奴进攻，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主张，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既不能过早激化矛盾以维护中央集权稳定，又要削弱各地诸侯；既要与民休养生息，又要对外抗拒匈奴。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汉文帝只能韬光养晦。当时“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汉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以相抗衡，“吴、邓钱布天下”，几乎垄断了当时的铸币权。《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中记载：“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

这次朝廷放弃铸币权长达31年，直到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汉景帝颁布《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再次禁止民间私铸钱币，以此充盈财政，重整经济。不过汉景帝也只是收回了民间铸币权，郡国仍可铸币，最终还是在“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路上越走越远。《汉书·食货志》就描述了当时“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的乱象。到了武帝时期，币制改革已如箭在弦，为加强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同时弥补拓展版图的军费开支，公元前140年，“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自此拉开武帝长达27年的六次币改大幕。直至公元前113年，汉武帝终于将郡国铸币权收归中央，建立五铢钱制度，专令上林三官铸造，同时销废各种旧币。至此，西汉在数次放弃铸币权后，第一次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有，首次实现货币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