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3 作者:王安中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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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落实中央精神,稳定本地经济发展形势,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稳增长的措施,力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同,地方政府的举措更为具体,纵观近期地方政府出台的稳增长措施,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加大投资力度置于优先位置,尤为重视工业领域以及重大项目的投资。我国出口因为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和全球经济的疲软,短期内难以复苏,内需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提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仍然只能是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加大了投资力度,四川省要求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7万亿元,力争达到1.8万亿元;安徽省提出2012年全年确保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00个以上。各类投资当中,各地尤其注重项目对投资的带动作用,项目开工和建设速度大大加快。2012年一季度陕西新开工项目864个,同比增长幅度高达79.6%。除了在建项目之外,各地还加大了项目申报和储备力度,并注意强化本地项目与中央部委倾向性政策之间的衔接。与2009年的4万亿投资不同的是,此次各地普遍加强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广东提出要在投资当中全面加强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支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安徽要求重点围绕电子信息、...
为落实中央精神,稳定本地经济发展形势,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稳增长的措施,力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同,地方政府的举措更为具体,纵观近期地方政府出台的稳增长措施,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加大投资力度置于优先位置,尤为重视工业领域以及重大项目的投资。我国出口因为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和全球经济的疲软,短期内难以复苏,内需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提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仍然只能是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加大了投资力度,四川省要求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7万亿元,力争达到1.8万亿元;安徽省提出2012年全年确保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00个以上。各类投资当中,各地尤其注重项目对投资的带动作用,项目开工和建设速度大大加快。2012年一季度陕西新开工项目864个,同比增长幅度高达79.6%。除了在建项目之外,各地还加大了项目申报和储备力度,并注意强化本地项目与中央部委倾向性政策之间的衔接。与2009年的4万亿投资不同的是,此次各地普遍加强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广东提出要在投资当中全面加强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支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安徽要求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汽车和装备制造、材料和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打造若干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5000亿元级以上大产业。
第二,着力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并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浙江2012年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继续实施“五缓四减三补贴”政策;安徽、广东、宁波等地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涉企收费项目,取消和降低了一批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收费;广东、安徽等省还调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减轻企业负担;宁波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规定2012—2015年,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含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按一定比例减征企业所得税。甘肃省财政注资7.8亿元,充实该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货币资本规模,并建立58个贫困县担保体系,改善县域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第三,在推进消费方面有新举措。在本轮地方政府稳定经济措施当中,各地都将扩大内需,推进消费作为重要抓手。广东除了落实国家鼓励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政策,还出台强制性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政策和鼓励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南京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制定了以内需为发展导向的稳增长措施,提出要着力打造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等六大新兴消费热点,并从优化消费环境和加大政府扶持引导两个方面来促进该市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结构的转变。
第四,注重投入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2009年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方式不同,各地在出台的本轮稳增长措施中大多强调资金来源多元化。陕西省提出大力推进“双推双增”融资工程,力争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3500亿。该省还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各类融资平台发行保障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债券,经济强县发行县级城投债券等方式融资。安徽将重点放在通过推动企业上市和支持已上市企业再融资来扩大融资规模。在促进民间投资方面,广东省提出积极鼓励民间投资,拓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确定并公布一批省重点鼓励和扶持的民间投资项目,享受与省重点项目和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同等优惠政策。
第五,民生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各地除落实国务院要求,积极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外,还根据本地实际,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资。四川省在2012年度的“十项民生工程”计划中投入1080亿元。广东提出努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在2012年年内完成2000家平价商店的建设,建立低收入群众临时价格补贴和保障标准与价格上涨联动机制,开展“平价医院、平价诊室、平价药包、平价药店”等服务试点工作。陕西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新农合筹资水平提高到人均300元,其中政府补助250元。
此轮地方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举措是继2009年4万亿投资以来国内最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然而要将其全面付诸实施将面临不小的困难和压力。
首先是所需的庞大资金能否有效筹集。各地公布的稳经济增长具体措施尽管有所差别,但大多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为此各地均制定了庞大的投资计划,几乎每个省都有上万亿的规模。如此巨额的资金,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显然并不现实。虽然各地在制定投资计划时,大多都考虑过资金来源问题,采取了诸如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发行企业债券等办法,但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依然是各大银行,而银行能否授予地方政府以足够的信贷规模却是一个未知数。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后,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通过城建投这类融资平台向银行进行融资的,在房地产消费高涨的形势下,银行的放贷意愿较为强烈。然而当下已经进入上轮贷款的还款高峰期,据审计署2011年相关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总额10.7万亿负债当中,2011—2013年需偿还的短期债务约占53%。而地方政府赖以还款的主要资金——土地出让金却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受到极大影响。在此轮稳增长措施中,大多数地方都将目光投向中央财政,然而就中央层面来看,在全球经济疲软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更多是强调运用政策、信贷、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微调,央行仍然执行的是相对稳健货币政策,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放松银根。地方通过其他形式如企业债券等形式募集的资金非常有限,还有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风险。
其次是可能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造成冲击。此次地方稳增长的措施中,虽然强调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换代,但是各地仍然在基础设施和固定资本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将得到有效支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此外各地新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也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是此轮稳经济措施中各地发展的重点,将导致各区域之间产业趋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将有可能形成新的过剩,如光伏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现已初步过剩。
再次是消费能否如愿拉动。本轮地方政府稳增长措施中,将消费提到了重要位置,不过在当前经济发展周期当中,消费需求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住房消费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门类,房地产带动的相关消费如家电、建材、家具等行业也进入了黄金期。然而房地产在刺激短期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会削弱居民长期消费能力。当房贷进入集中还款期后,购房者在房贷还款压力下,日常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尽管我国在民生领域进行了相应的投入,如新农保覆盖范围增加,新农合的实施力度加大,但保险额度显然不能抵消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政策意义强于实际效果。可以预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储蓄仍将成为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养老形式,在不能建立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之时,期望能够通过少量补贴来大规模拉动消费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最后是企业负担能否实质性减轻。当前各地都出台了很多减轻企业负担的举措,对于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来说,有一定的作用。不过当前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却是在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盈利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更使得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对比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然不复存在,所以企业负担也很难在短期内实质性减轻。
要解决上述问题,避免本轮微调发展为过度刺激,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良好基础,就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更加注重拓宽增长空间,更加注重提高增长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注重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来调整各地稳经济的举措,笔者认为各地方政府需要辩证把握如下几组关系。
第一,必须将加大投资力度与合理控制投资风险结合起来,实现稳健发展。应当认识到,本轮稳增长措施只是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下进行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就业水平都要好于2009年,进行类似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必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只在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进行调整,避免发生经济过热现象。
第二,必须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实现科学发展。要意识到本轮增长并非一次规模型增长,而是一次质量型转变,因此不宜将有限资金投入到产能过剩的领域当中,而是应当向产业转型升级转移。在产业升级当中,各地应当采取差异化发展思路,突出本地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实现跨省区的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而非采取全方位铺开的办法。中央应当在各地产业之间进行有效协调,防止新上项目和产业之间出现恶性无序竞争,造成资源新的浪费。
第三,必须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构与扩大消费结合起来,实现良性发展。要让经济发展驱动力转移到依赖消费尤其是内需消费上来,改变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要扩大消费,就要让民众敢于消费,当务之急仍然是建立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消除群众后顾之忧,让他们感觉生活有保障,银行中大量的储蓄资金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为此各地应当在社保覆盖面和保障投入力度上下工夫,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四,必须将建立完善的金融体制与推进民间投资结合起来,实现健康发展。当前我国仍然有着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是民间资本在经济建设中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归结其原因一是民间资本受限制的领域和行业过多,尽管国务院鼓励民间投资的42条细则已经出台,但开放的领域和力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加强。二是民间资本的投资安全和投资收益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和地下融资渠道让民间资本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为此应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采取非禁即入的方针,让民间资本获得更多进入相关行业的机会;保障民间资本的投资安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民间资本在阳光下运行。
第五,必须将减轻企业负担与有效实施结构性减税结合起来,实现长远发展。经济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企业,如果企业经营的微观环境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也就会受到影响。企业负担的减轻是本轮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地已经减少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作为短期措施固然会有一定效果,但是要长远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还必须从结构性减税方面做文章。国务院公布了在广东、湖南等十省市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方案,各地应当结合这个方案,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立起征点和征收模式。从上海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来看,尽管相关税收减少了20亿左右,但第三产业增幅达到了10.3%,远超GDP7.2%的增幅。由此可见,只有结构性减税持续深入下去,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财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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