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9 作者:左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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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问题的提起
把注意力摆到照顾经济的全局上来,这句话,是从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抄来的参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我这里只是把“战争”二字换成了“经济”。我觉得,这个战略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财经工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也是完全适用的,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认真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我国经济已经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198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财经战线取得的一批胜利,还不是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潜伏着的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宏观的经济效益还比较差;1982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45亿元,“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最高纪录”,投资规模同国力不相适应;集中资金的措施不易落实,资金分散的状况还没有多大改变;能源和原材料不足,交通运输和港口吞吐比较紧张;财政收支虽已基本平衡,但仍然有赤字;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全局出发,逐步而又坚决地加...
问题的提起
把注意力摆到照顾经济的全局上来,这句话,是从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抄来的参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我这里只是把“战争”二字换成了“经济”。我觉得,这个战略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财经工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也是完全适用的,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认真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我国经济已经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198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财经战线取得的一批胜利,还不是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潜伏着的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宏观的经济效益还比较差;1982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45亿元,“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最高纪录”,投资规模同国力不相适应;集中资金的措施不易落实,资金分散的状况还没有多大改变;能源和原材料不足,交通运输和港口吞吐比较紧张;财政收支虽已基本平衡,但仍然有赤字;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全局出发,逐步而又坚决地加以解决,以利于争取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提出把注意力摆到照顾经济的全局上来,就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
什么是全局?全国是一个全局,一个经济区、一个省市区或一个行业,从他所属的地区和行业来说,也是一个全局。为什么强调照顾经济全局的重要?因为只有懂得了全局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使用局部的财力和物力,关照好局部的利益,因为局部是隶属于全局的。有人说,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能否把微观经济搞活。这个意见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搞好微观经济固然重要,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经济发展的快慢成败,主要的和首要的问题,是要看全局或宏观搞得好还是不好。这里面主要包括:消费和积累(或吃饭和建设)的比例关系,一部类生产和二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以及一、二部类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建设规模同国力是否相适应,以及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综合平衡,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六五”计划和“七五”计划的相互衔接,以及前十年和后十年的相互衔接,等等。这些都是关乎全局的,都是最吃力的地方。俗语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局部性的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如此,搞经济建设也是如此。
照顾经济全局的重要性
下面,着重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说明一下照顾经济全局的重要性。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外,在财经战线上主要进行了四次大的战役,即: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粮食和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156项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所有这些,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有步骤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都是关乎全局的。其中,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是五十年代争取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陈云同志在回顾这段工作时说:1950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重点只有两个。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为什么只此两事,天下就大定了呢?因为这是抓住了当时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毛泽东同志称赞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少奇同志说,这是除了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胜利以外,中央人民政府为人民所做的最大的一件工作。如果丢了这个而忙于一些次要的问题,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搞得好,为人们所称道,主要是宏观决策是正确的,而不是在局部问题上没有缺点和失误。这是第一点。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经济工作要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都重申了这个正确的方针。这里要问一下:我们的经济效益为什么不高?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比外国先进工业国家差(当然也不是什么都差),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管理水平落后。但是,许多技术经济指标为什么没有达到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好纪录?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不能简单用经验少、管理水平低来解释。不能设想我们现在比第一个五年的经验还少,管理水平还低。也不能简单象有些同志所说的是吃大锅饭的体制造成的。外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不吃大锅饭的,许多资本家也很精明,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即严重比例失调的时候,生产为什么下降?有的资本家为什么要跳楼?当然,我们今天的情况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同了,工业布局和生产结构有了变化,不尽可比。但是,即使同一行业或同一企业为什么仍然有达不到历史最好纪录的?我觉得经济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协调,能源和原材料不足,交通运输和港口吞吐紧张,不少企业的生产时做时停;需要的东西运不进来,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或者生产的产品不为对方需要,造成积压;或者搞一个建设项目,挤占了别的企业的能源和材料,从此处看效益可能提高了一,而在彼处可能损失了二、三或者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宏观的经济效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理顺,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按比例,这是最好的速度,也是最好的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从当前情况看,重点建设要上去,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要制止,以新挤老、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不合理状况要改变,这就需要从全局出发,照顾经济的全局。这是第二点。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在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战略目标,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规定了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区分前十年和后十年。为什么要分两步走?事情很清楚:革命有阶段之分,建设也有阶段之分。“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有几次失误,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的可能,根子都是性急,急于求成,企图速胜,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欲速不达,想要快,反而慢。198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又出现了性急的苗头。这里用得着毛主席一句形象的话:“‘灭此朝食,的气慨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在春秋战国“齐鞍之战”中,齐顷公扬言:“余姑剪灭此而朝食。”在这个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藏着性急、速胜和轻敌的骄傲情绪,结果齐军大败而回。我们在前十年,集中资金把战略重点、特别是能源交通搞上去,为后十年打好基础,看起来慢,实际是快。陈云同志说过:在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和物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能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试想,如果第一个五年不集中财力把156项搞上去,怎么能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当前如果不集中财力把能源、交通搞上去,怎么能实现后十年的经济振兴?即使一时上去了,能持久吗?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就需要有全局观念。这是第三点。
所有以上三点,都说明照顾经济全局的重要性,说明通观全局,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互相联结的重要性。在战争中,一仗对全局不利而有害时,虽胜亦败。“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经济建设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战略眼光,瞻前顾后,而不能只顾现得利。局部要看到全局,今年要想到明年,这个五年计划要照顾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前十年要计算到后十年。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益,就是失败之道。”《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三年“大跃进”的失误不就是证明吗?
当然,照顾全局,决不是说可以不照顾局部,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照顾局部也是照顾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部分和重要关节,而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将一事无成。
保证重点,决不是说可以不兼顾一般。三十年来,我们有一条重要经验,叫做配套,有骨头也要有肉。我们的原则是:把全局和局部、重点和一般、眼前与长远辩证地统一起来。
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自由,只有认识了客观的必然,才有自由。照顾全局,保证重点,说到底,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不能一厢情愿去干违反客观规律的事。这就是把注意力摆到照顾经济全局上来的核心内容。
回答几个问题
有的同志担心,强调照顾全局,保证重点,是否会把已经搞活的经济又搞死,是否又会回到改革以前的老路上去?我觉得,第一,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并不是采取“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的错误做法,而是在适当分散基础上的集中。因而不会把经济搞死。第二,对活与死也要有辩证的理解。只有该死的死了(如重复建设,随意拉长基建战线等),该活的才能活起来。“带闸的汽车才能快跑”,这句话是合乎辩证法的。第三,至于是否走回头路,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什么叫走回头路?邓力群同志在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个界说。一是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二是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有统得过多的时候,也有分得过散的时候。在实际工作中,集中过多了,分散一点;分得过散了,集中一点。这完全是正常的,谈不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更不能说是以上意义的回头路。集中和分散是一种手段。军事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有时张开五指,野战军可以变成游击队,有时握成拳头,游击队也可以上升为野战军,目的是为了壮大自己,消灭敌人。在经济建设上也是这样,目的是为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把集中和分散看成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不对的。万里同志在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教育干部用共产主义精神从事改革,帮助群众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和未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我理解,这也是要求在改革中照顾全局。为了打破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局面,下放财权,分散一点资金,是必要的,并已取得了成效。但是,分散也有个限度。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当前已经不是集中过多,而是过于分散了。因此,进行新的改革,不能进一步分散资金了,不能改一次分散一次,越改革越分散。改革要出财源,要增加财政收入。改革不能只有死变活,还要由宽变严,既有活力,又有压力。果实或好处,要经过努力,跳一跳才能摘下来,而不能通过压基数、提比例,只算一算就“唾手可得”。这次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即实行利改税,就是要严格要求,做到活与严、活力与压力的统一。刘伯承同志用兵有句名言:“慈不掌兵”。意思是说,只有平时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战时才能少流血,多打胜仗。我套用这句话,“慈不理财”。财政部门在征收税款、核实留利、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上,也要严格要求,对人严,对己也严,做到陈云同志在开国初期所要求的:“不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挺起腰杆来,为重点建设,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筹集资金,守计划,把口子。
有的同志怀疑,强调照顾全局,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是否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相矛盾?回答是:不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难道社会主义较之新民主主义距离共产主义更远吗?社会主义当然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但是,物质利益在不同时期也要有政策界限。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农民的物质利益,我体会一是减租减息,二是合理负担。减租,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减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同时要交租交息。合理负担,钱多多出,但除最贫苦的免征以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都要负担国家赋税。解放战争时期,由减租减息改变为平分土地,农民的物质利益扩大了,但有两条政策界限:一是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时期的物质利益也要有政策界限,更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然,不进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陷入片面性,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发生“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现象:对上,不服从统一计划,不顾全局,损大公肥小公;对左邻右舍,“以邻为壑”,损人以肥己;对外,不服从统一对外和联合对外的方针,肥水落了外人田;等等。这些都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都是要不得的。陈云同志在开国初期有一篇重要讲话:《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什么叫自觉性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全国范围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同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就应该立刻觉悟,立刻改正。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首先要有这种自觉,并教育全体同志坚持局部服从整体、眼前服从长远的原则,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为了克服浪费,国家财力和物力,在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上要处理好,这就需要全局观念。因此,一切从事财经工作的同志,都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照顾全局和左邻右舍的自觉性,不能只顾自己,更不能“杨子为我,拔—毛利天下而不为”。南斯拉夫有句谚语:“不要用斧头砍自己站着的树杈。”损公肥私,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聪明,其实是用斧头砍自己站着的树杈,砍断了,最后自己也要跌下来。如果不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同志们,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从当前国内外活生生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当然,我们应当把共产主义教育同社会主义现行政策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这是自不待言的。
要辩证地思考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有篇文章,题目是“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这是十分正确的。懂得哲学,就会辩证地思考问题,就会从自己想到对方,从局部想到全局或从全局想到局部,就易于避免片面性。
最近报刊上有关于大河和小河的种种议论。有的同志认为,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不对了,应当改为“小河有水大河满”。我看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大河有水,如果集中起来,关死闸门,小河也满不了。反过来,小河有水,如果跑冒滴漏,打了堤坝,流不到大河,大河也满不了。大河和小河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
党的十二大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在作规划。这里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首先想到要什么,要钱,要物,要人才,等等。一种是首先想到做什么,降低能源消耗,降低成本费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等。要什么,是有道理的。实现十二大的宏伟目标,没钱、没物、没科技人才是不行的。但是,钱、物和人才从哪里来呢?如果不把能耗、成本和费用降下来,或者说“翻下来”,工农业生产就不能“翻上去”。这也是向下翻与向上翻、要什么和做什么的辩证的统一。如果地方、部门和企业不作贡献,中央拿什么去支援地方、部门和企业呢?要知道,财政和银行也不是摇钱树。取了才能给,给了才能取,这是取与予的辩证的统一。
近年来,国家预算有少量赤字,而经济形势和市场情况都比较好,有的同志又怀疑起赤字是否有害来了。有的说:“你们老说赤字有害,老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并没有来,这不恰好证明你们观点的陈旧保守吗?”其实,他不懂得,正是因为有人喊狼来了,引起警惕,狼才没有来。如果象祥林嫂那样,麻痹大意,认为狼不会来,狼就一定真的要伤人的。试想,如果不是1980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断然措施,下积累,压基建,大力进行调整,力争财政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能有今天的大好形势吗?如果让一百多亿元的赤字继续下去,能够实现“两平一稳”、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吗?在对待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既不能近视,也不能健忘。
此外,关于变与不变、下放与“笼子”、许愿与实惠等,也要辩证地看,而不能绝对化。拿人民生活来说,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使之不超过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第一个五年搞得好。第一,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确搞得好。第二,开国初期,比较谨慎,统一财经,抗美援朝等,都教育群众艰苦奋斗,照顾全局,忍受暂时的小困难,避免可能的大困难,等等。总之,大家思想上准备在多年战争之后还要再吃些苦。实际执行的结果,物价稳定了,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民族资本家也有利可得或有定息可拿。许愿少,实惠多,实际生活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好,大家都很高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提高职工工资和奖金,兴建住宅和改善住房条件等方面,做了多少好事,有的比过去二十年做的都多,但是,仍然有些人感到不大满意,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的工作确有缺点,还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宣传有过头的地方,许愿多了一些,尽管实际生活提高很多,但还达不到人们预想的那样。许愿少些,实惠多些,这也是应当注意的。当前我们资金分散的状况还没有多大改变,集中资金的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有的还没有出台,就已经有人感到政策是否变了,是否又回到改革前集中过多的老路上去,这也同我们过去在变与不变、集中和分散等问题上讲得绝对化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指出,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几篇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宣传,对于理解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有益的。
让我们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沿着党的正确路线,把注意力摆到照顾经济的全局上来,为争取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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