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时候来,青年中常常流传这样的话:“不靠数理化,就靠好爸爸。”这的确反映了我们目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实际。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青年应该向谁学习,向谁看齐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财政部长吴波同志。
严于律己 不搞特殊
在财政部采访的几天时间里,从司机、秘书、行政管理人员到司局长、副部长,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向我介绍了吴波同志的事迹,都异口同声地赞扬:
“吴老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吴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不搞特殊。”
“吴老是我们的好部长啊!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吴波同志今年七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就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主任,建国后担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部长,四十年来一直做财政工作,是一位刻苦学习、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他的职务几经提升,当了部长,仍住在五十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现在门窗的油漆斑斑剥落,墙壁已经十七年没有粉刷。唐山地震以后,墙壁两处出现裂缝,机关和房管所要给他修理,他执意不肯,还诙谐地说,“我研究过了,即使墙壁倒塌,也是往外倒,不会有危险的。”他还说:“我是财政部长,管钱的,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许多人居住条件都很差,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应当先给别人修。”
吴老当了部长,行政处的同志准备给他配备新的沙发、大办公桌、电扇等家具。他知道后,就找行政处的同志说:“我家里的东西一切照旧,什么也不要给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要多关心下面的同志……”行政处的同志觉得吴老家的沙发实在太旧,提出要修理,换个沙发套,也被拒绝了。现在,吴老家里的沙发套还是他爱人邸力同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自己买布缝制的。
当了部长,照例可配备“红旗”轿车,可是吴老不讲这一套。他说:“车,只要能跑就行了。为什么职务一变,待遇也一定要变呢?”吴老用车一贯公私分明,从不坐公车逛公园、上百货商店。即使因公外出开会,如果路程比较短,他总是坚持步行,从不用车。有时和老战友来往,需要派车送一下,就要司机记上帐扣钱。他对家里人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家里人使用公家的车。一次,小孙女生病发高烧,司机小孙对吴老说:“让我开车送她上一次医院吧!”吴老却严肃地说:“不能给小孩惯这毛病。”
三年困难时期,吴老也不要特殊照顾,把发给他的“供应卡”锁在柜子里。秘书发现后,心疼地对吴老说:“你夜以继日地工作,年纪又大,应该注意一些营养,否则你身体吃不消。”可是,我们的吴老却毫不在意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大家都有困难,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同大家同甘共苦,才能不脱离群众。”一九五九年夏天,吴老到北京郊区芦沟桥公社一个大队参加劳动一个月,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社员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头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路要靠自己走 不能依靠父母”
吴老搞财政工作几十年,到处都有老战友,老下级,可是他从未想到要利用职权和战友关系,把自己的儿子弄到身边,或调到大城市,安排如意的工作岗位。吴老常说:“权力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孩子从学校毕业,就是国家的人,要服从祖国分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人尤其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在吴老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四个儿子有三个在外地工作,而且都是在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支援大西北建设。吴老高兴地对他说:“我支持你的行动,青年人志在四方,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你一定要记住,既决定去,就不能中途当逃兵,要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这样,大儿子离开了北京,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工作一直到现在。二儿子原在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一九六六年,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支援了三线建设,并且把爱人、小孩和岳母一起迁去。吴老对此积极支持。至今,他一家仍生活、工作在陕西省铜川的一个山沟沟里。四儿子一九五七年从部队转业,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在那里结了婚,安了家。
吴老还要求儿子们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注意艰苦朴素,不准搞特殊。大儿子从小在安徽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后来,回到父母身边,在北京一〇一中学住读。家里每月给他二十元生活费。他除了伙食费外,还经常攒下一些钱来添置衣服或鞋袜。三儿子虽然和吴老住在一起,但是在生活上也是自力更生,不依靠父母,不搞特殊。
吴老经常提醒儿子,不能由于父母所处的地位而觉得自己特殊,更不能利用父母的权力谋私利。在外地的三个儿子,多少年来都一直安心工作,没有哪一个向父亲提出过调动工作的要求。
不搞门当户对 和群众心连心
吴老一家和劳动人民心心相连。在吴老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子们也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特殊感、优越感。几个儿子找对象,也不考虑自己的门第。说起儿子们的婚事时,吴老打趣地说:“我们没有搞门当户对,对象都是他们自己找的,几个儿媳妇都是劳动人民和一般干部的子女。”
大儿媳在甘肃省舟曲县饭店当服务员,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县和自治州的先进工作者,四儿媳早年因病在农场退职,现在家属队当临时工。二儿媳的母亲是保姆,在去陕西以前,吴老多次叫亲家母来玩,但有一段时间她怕部长家里看不起她,不好意思来。吴老和他的爱人知道这情况后,对二儿媳说:“你告诉妈妈,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我们是亲戚,要老人来吧。”以后老人们才有了来往。
吴老职务虽高,却始终关心群众,把劳动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吴老家的保姆,全家都称呼她孙奶奶。有时,孙奶奶的亲戚来看望她,吴老总是留他们一起吃饭。每到夏天,孙奶奶住的房子西晒。窗上除了挂苇帘外,吴老和邸力同志亲自在孙奶奶窗前种上扁豆和牵牛花,以遮阳光。孙奶奶对我说:“吴部长不讲吃穿,没有一点架子。我在他家里做活,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文化大革命前给吴老开车的司机老蔡,至今仍和吴老住在一个院里,相处十几年,他深有感慨地说:“吴老虽然是个‘大官’,但平常对人总是很客气。我家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吴老一家给我们的帮助很多。从一九六四年到现在,我们一家六口人的水电费,月月都是由吴老替我交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吴老不坐车,那时,我上下班都是走着到机关,想买辆自行车,经济上有困难。吴老知道后,主动给我钱。我才买了一辆自行车。”吴老对机关职工的困难很关心。六十年代初给吴老开过车的老李同志,现在年纪大、行动不便,老伴又有病。吴老夫妇和儿子有时去探望并送钱给他。
吴老是非常谦虚的。一次,在他家里,当我表示要向吴老学习时,他说:“我是搞财政工作的,对自己检点一些是应该的。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自己,我还做得很不够呢!”
(转载1980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