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工作中,財政部门往往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題:生产上需要的,而制度上沒有规定,或者是规定得不明确;制度上有的,又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对待这样的问題,以往我们只有搬出“本本”来对照,按照“条文”处理。因此,生产单位说我们出的是老主意,想的是老办法,守的是老规矩,做的是老一套。而我们也时常考虑怎样把工作做“活”一些,但不知从何入手。近年以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行机关革命化以后,我们的工作才逐漸适应生产,也就是说开始做“活”了。我们把工作做“活”,是从实际出发,辯证地研究解决四个关系。
合理与合法。山苍籽是生产队的副业之一,是提炼苍子油的原料。去年县人委指示,要化工厂来承担生产苍子油的任务,当时离采收季节不到一个月,这种东西又不能存放。如果承担生产,厂里旣沒有厂房,设备也不全,如不生产就会影响社、队收入。为了支援农业,化工厂决定承担这个任务。但是搞基建时间紧迫,赶不上采收季节,工厂要求土法上马,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搭盖车间,修造设备,预计需要材料费一万元左右。对于这项开支,我们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支持这项开支,沒有计划,违反財务制度,不合“法”;不支持,眼看着几十万斤山苍籽就会浪费,社员有更大的损失,明摆着是不合“理”。我们研究以后,认为“法”是在实践中根据“理”订出来的,无“理”则无“法”。当“理”和“法”矛盾时,应该以“理”当先,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前提。因此,我们支持工厂意见,同意这项开支摊入成本。工厂花了一万多元,建造好了厂房和全套生产设备,按时承担了收购三十一万斤山苍籽的加工生产任务。仅用二十来天时间就增加该厂产值十一万元,除设备修建费一万多元摊入该项成本外,还凈增利潤二万多元。
原则性与灵活性。支农资金的使用,过去我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幷不显著,在某种程度上还滋长了社、队依靠国家,伸手要錢的思想。从一九六四年起,我们觉察到这些问題,幷且组织了工作组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检查落实。在检查中,我们发现过去购买的二百四十九头耕牛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耕作。外购的牛,到高山地区来,水草不服,气候不适应,死亡率高,损失很大。年年买牛,年年缺牛,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在安排一九六四年无偿投资的时候,我们想,拿出些錢来,办耕牛繁殖場。科里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办場是好事,但制度上沒有这一条。也有的说:办牛場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远水救不了近火。是死照制度办呢?还是灵活掌握制度?我们认为原则是前提,必要的灵活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原则。把錢集中起来办一个或几个耕牛繁殖場,不论从眼前还是长远看都是有利于生产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年年缺牛的革命措施。我们将办牛場的计划向县委、县人委汇报后,县領导支持我们的做法。然后在一九六四年的无偿投资中拨款一万元给湯川公社办起了耕牛繁殖場。由于我们正视了客覌现实,不生搬硬套制度,在办場过程中又贯彻了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因此这个場发展得很快,耕牛由办場时三十八头,发展到目前五十三头,预计到一九七〇年可达二百头。
节约与实效。我们做財政、財务工作的必须贯彻节约的原则。毛主席说过:“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爭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如何全面而正确地贯彻节约的原则呢?我们经常听到用錢的单位说我们只算小帐不算大帐,只讲节约忽视实效。确实,我们以往是怕减收增支的,有时沒有正确地处理节约与实效的关系。我们通过实践,体会到只有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在化工厂蹲点的同志,参加劳动中,看见炼油的冷却管漏气,本着节约的精神建议企业修理。工人们给我们算了一笔帐,旧的修理后只能用一、二次,用旧的冷却管每生产一吨松香就要损失三斤松节油,全年生产以五百吨计算,一年损失一千五百斤,价値七百五十元。如果換新的每个只要花二百元,而且可以用二年。我们支持他们換新的。从表面看,旧的不用換新的是浪费,实际上是以这个“小失”,换来一个“大得”。用旧的是节约,换新的是更大的节约。不深入实际是不了解这个辯证关系的。
特殊性与普遍性。对于非生产性的建设,我们是能压则压,能砍则砍,分清情况,正确处理,不是一律反对。这是由于我们正确处理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我们在化工厂蹲点,看到工人下班后,有的遛马路,吃零食;有的挤在房间里,讲吃、讲穿、说旧书。如何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谈政治,讲生产,参加正当的娱乐活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題。厂里領导早想修一个俱乐部,但又认为非生产性的东西,不敢提出来。我们认为,非生产性的东西要卡,但不是死卡,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特殊情况作特殊处理。我们主动提出花一点錢,办一个小俱乐部。工厂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利用破旧车间,花了一百二十多元,修缮了两间房屋,作为俱乐部;由工会出錢购买了一些革命书籍和娱乐用具。这个俱乐部办起来以后,职工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覌,看革命书,唱革命歌曲的人多了;讲吃讲穿的人少了,说旧书也沒有場所了。精神变物质,职工生产干劲也大了。